张云：编撰《西藏通史》中的几个问题

《西藏通史》是国家财政专项拨款支持的重大科研课题，由 原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主持，历史研究所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全国3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94位专家，经过14年的通力合作共同完成，201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欢迎，还在2017年的中国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评审中获得殊荣，在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的评审中获得特别奖。回顾该课题完成的历程，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有许多感受值得记忆，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本文结合《西藏通史》编委会的工作，从个人角度谈点滴感受，分享如下。

一、为什么编撰《西藏通史》？

“通史”，顾名思义是一部整个世界、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从最早文明到现在的贯通的历史。通史是历史著作最基本类型之一，用中国通史类史书的鼻祖司马迁的话说，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这里讲了他的做法、目标、范围、内容和用意，从而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关于通史类著作的特点，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8个优点。“六便”即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即具翦裁、立家法。同时他也指出了通史著作的“三弊”，即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2]。通史不仅可以展现不同历史时期自然和社会方面的丰富内容，还可以展现生产技术发展、社会制度演化、人类文明进步轨迹和内在规律。作为一种史学体例，古代有今天有，中国有外国有，其学术和社会价值毋庸置疑。今天的通史类著作，结合时代特点，增补新的内容，借鉴了西方通史著作的有益做法，形成更加科学规范的体例。

《西藏通史》的编撰还有其具体的原因，首先是由西藏地方历史的特别重要性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

从历史角度看，西藏与内地及其他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风俗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总结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成功经验，有助于继承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藏地方历史上，出现过像松赞干布、萨迦班智达、八思巴、大司徒·绛曲坚赞、五世达赖喇嘛、颇罗鼐、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等杰出人物，他们对地方历史的发展，对丰富中华传统文化宝库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历史上，西藏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闻名遐迩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萨迦寺、白居寺和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一大批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藏医藏药、藏戏、格萨尔故事、音乐舞蹈、唐卡艺术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西藏通史》的编撰出版，对弘扬包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深远。新中国建立以来，西藏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西藏6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经验宝贵，成就卓著，《西藏通史》对此认真加以总结，博古通今，必将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从国际环境看，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分裂势力在西藏历史问题上一直歪曲事实、制造谣言，混淆舆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必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廓清迷雾，正本清源。因此，编著和出版一部客观、真实地反映西藏发展历史，展现中国藏学界，特别是西藏历史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西藏通史》刻不容缓。《西藏通史》用大量的史事，充足的史料和严密的分析，澄清了许多历史是非，有力地驳斥了国外藏学界一部分人和达赖分裂集团歪曲西藏历史的言行，对他们宣扬的所谓“西藏自古独立”“满蒙非中国”说、“民国西藏事实独立”论，以及“1951年中国入侵西藏”说等种种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正本清源，为占领涉藏外宣高地打下了扎实的文本史料基础。

从学术角度看，藏学发源于中国，西藏是藏学研究的沃土，具有优良的学术文化传统。西藏历史上的先民们为我们保留下大批的珍贵石刻、档案和历史文献，资料种类繁多，编年史、教法史、王统记、高僧传等一应俱全。与此同时，涌现出大批著名史家，撰有大量史学名作，《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弟吴教法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红史》《朗氏家族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白史》等是其中的代表作。我们通过编写《西藏通史》，对西藏的传统史学成果加以系统研究，继承传统，开辟未来。

《西藏通史》的编撰业已具备良好的学术研究基础。首先，国内外藏学界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在藏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取得较大的进展，特别是中国藏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为《西藏通史》的编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藏文古籍文献、藏文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成果显著，汉文涉藏档案文献资料的汇集出版也蔚为大观，藏文经典历史文献的汉译引人注目。中国的西藏考古发掘和研究成就斐然，藏王陵墓、拉萨曲贡、青藏铁路沿线考古、阿里地区考古等都有重要进展。西藏历史各个断代史的研究都有可喜成就，专题不断深化，领域不断拓宽，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介绍进来，为撰写的《西藏通史》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其次，学术界已经出版了多部有一定分量的通史类著作，诸如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3]，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4]等，为编撰《西藏通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再次，西藏地方需要一部体例完整、内容系统全面的多卷本《西藏通史》，以反映西藏地方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前出版的西藏地方通史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藏通史》，以上述两种通史而言，民国部分都十分薄弱，当代部分皆无，体例不完整。从内容上讲，只关注到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其他内容大多缺乏。因此，在全国各省市已大多编撰完成了体例完整的地方通史的情况下，编撰这样一部内容全面的《西藏通史》就成为比较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西藏通史》由 ，特别是历史所承担也有诸多因素。课题负责人是 原总干事拉巴平措先生，他的全盘驾驭和全力支持，中心几届党组主要领导的关心是《西藏通史》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拉巴平措总干事早年担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时就促成了恰白·次旦平措等编著的《西藏通史》之实施和完成，该项成果是藏族学者撰写的高水平的一部地方通史著作，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好评。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西藏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以前几部通史类著作尚有诸多内容需要增补完善，国内外藏学界诸多最新研究成果需要充分吸收，拉巴平措总干事亲自牵头、由历史所的全体研究人员负责，组织协调全国藏学界共同开启了这一重大课题研究历程。历史研究所是全国藏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西藏历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较高学术地位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理论素养高、专业基础扎实、语言条件好、学风严谨求实、有着团结协作的良好风气，承担并完成过许多重大科研课题，出版过大批高质量的西藏历史研究成果，以及藏文历史名著、外文藏学名著的翻译成果，老一辈学者如邓锐龄先生能熟练阅读和翻译英文、法文和日文藏学文献，懂得藏文；陈庆英先生熟练掌握藏文，翻译过十多部藏文历史名著，他们都出版或发表过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和论文，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历史所中青年学者大多掌握古汉语、藏语文并具有良好的外语条件，谦虚谨严、勤恳踏实，在西藏历史研究的不同领域各有成就。我们还邀请 的许多专家参与课题，如藏语言研究权威专家胡坦教授等。吸收中国藏学界及相关领域许多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和优秀中年骨干参加，担任分卷主编或者撰写相关重要内容，还邀请上百位专家学者帮我们审稿把关，保证了课题的顺利开展和出色完成。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上级单位领导的关心，以及给予经费上的充足支持和制度安排，是《西藏通史》能够持续不断进行并圆满出版的重要保障。在项目遇到困难时，允许合理延期；经费不足时，予以补充。为了减少《西藏通史》项目运行制度上的阻力，还专门制定了专项管理规定，适度放权，让课题组专家集中精力攻克学术难关，节约了大量有效时间。

二、《西藏通史》的编纂原则和重点问题

完成《西藏通史》这一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里的重大工程，课题组的经验并不多，我们首先集中学习借鉴了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5]，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6]，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7]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8]的成功做法，同时参考了其他省市地方通史编撰工作的有益经验，并确定各卷的负责人。我们特别邀请到著名历史学家和著名藏学家担任《西藏通史》顾问，他们是与范文澜先生一起主持过《中国通史》的蔡美彪先生，参与过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陈高华先生，担任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分卷主编的陈得芝先生，吐蕃文献和西藏宗教文化研究专家王尧先生，以及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平措次仁先生、诺章·吴坚先生。蔡美彪先生以自己50多年从事通史研究的经验为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基调，陈得芝先生帮我们出谋划策并对“元代卷”和“吐蕃卷”提出中肯而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他先生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西藏通史》给予支持和帮助。

课题启动后，我们在充分调研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确定编写体例和各卷撰写大纲。接着在西藏各地做深入和细致的调研，联系各方面专家，征询对《西藏通史》编写的意见和建议，考察历史遗迹和古老寺庙，收集档案和文献资料，深化对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

以下几点是我们特别关注到的若干问题：

首先是贯通问题，也就是《西藏通史》的“上下通”与“左右通”问题。实现上下通在现有的西藏通史类著作中尚属首次。往上追溯到更早期历史不难达成一致，但是要不要吸收古脊椎动物学界，特别是基因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却还存在争议。我们为了帮助读者打开视野，大胆吸收了自然科学界，特别是古地质学、古生物界、古气候学、生物医学界等学科有关地质变迁、人类来源和早期活动的一些成果，旨在引起读者从多学科、宽视野来认识西藏地方远古时期的历史。《西藏通史》的下限放在哪里则存在较大争论，有学者认为写到1965年即可，还有学者认为写到改革开放合适，也有学者反对写到最近的一年，这些说法都有道理，我们却有自己的考虑：那就是彻底的上下贯通，按照原来的计划准备写到2000年，后来随着课题的延期及当代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央第四次、第五次，乃至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召开，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需要从历史角度加以梳理和展现，还有2008年西藏发生了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及后来在部分藏区省份出现的自焚事件，也预示着西藏地方特殊矛盾的存在和尖锐复杂，当代部分承担了记录事实、展示特点、探寻规律的使命。

《西藏通史》的写作风格，究竟是只叙述历史脉络，不加个人观点，还是重视对各个重大事件、历史人物和相关制度分析评述？古人对此即有不同认识，章学诚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就曾经说过：“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虽然兼得各项不易，所论也有着眼点上的差异。在处理“史”和“论”这对基本关系时，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以史为先，论从史出，也就是重史实叙述，重史料的运用，在证据充分的条件下得出客观的或者贴近客观的结论，竭力避免高谈阔论和过度引申。左右通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西藏地方历史发展不平衡，记载相关时段历史的资料以及研究也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唐代、元代和清代政治史的内容相对清晰，而宋朝时期西藏地方政治史则颇为模糊，宗教史的内容则十分突出，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又相对缺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就需要我们既要严格编撰体例，保持贯通的本质，同时又要加大研究的力度，努力挖掘资料、厘清脉络，还要采取有效方式保持内容的丰富和完整，最后达到各卷自身的“左右通”，以及全书体例和内容的上下贯通。

我们编撰《西藏通史》秉持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厚古不薄今”。历史著作厚古薄今既有穷根溯源的用意，也有回避当代是非的用心。而厚今薄古更多是明确著史旨在经世致用，彰显当代成就或评议当前是非，以为龟鉴。我们编著《西藏通史》则力求平衡，既要展现西藏地方漫长历史的厚重，又要展现当代西藏巨大的变革、辉煌成就与曲折历程。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比较好的处理两对关系，一个是西藏通史与藏族通史的关系。简单地说，《西藏通史》与《藏族通史》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都与藏族和藏区历史有关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地方通史，后者是民族通史。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需要做更细致的甄别和区分，比如吐蕃王朝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控制着辽阔地域，远远超出了今天“西藏”的范围，不易也不宜分割叙述，那么关于这段历史尽管我们把侧重点放在西藏范围，但是不可避免地要超出西藏通史的范围，具有了民族史的某些特征。原则上还是要在《西藏通史》的体例之下确定内容和叙述范围。一个是处理好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原政权及中央王朝的关系。我们吸纳了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9]，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0]等论著中的核心观点，在思想上明确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和谱写的，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等重要原则，这就容易理解和把握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时期无论是分还是合都属于古代中国历史的内容，充分肯定各民族在中国历史形成发展中的贡献，这就解决了在不少研究者那里无法贯通，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反映了历史真实、客观规律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由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11]一书，为关系史的研究做了坚实的铺垫。

三、西藏通史的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西方各种理论方法的传播，以及中国学术界不断涌现新的观点，也包括旧观点的新翻版和新解读，在中国学术界就呈现主流思想主导下，各种思想、各种观点竞相纷呈的局面。在《西藏通史》用什么作为指导思想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上，事实上也有过讨论，有的专家建议用西藏地方传统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可是西藏地方传统史学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宗教的和神学的指导思想，不仅不可能而且无法做到。对于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史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客观对待，其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具有某种的参考价值，大家的基本共识，没有疑义，但是生搬硬套一些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必须坚决杜绝。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我们也不能照搬教条，不是引用个别字句，或者用历史史实牵强解读理论，而是要深刻理解内涵，掌握基本原则，并将其贯穿在《西藏通史》的整个编撰过程和内容之中，通过科学研究、平实叙述和客观评价，更客观、深入和准确地认识西藏地方历史的特点与规律，发挥其传承文明，服务社会，资政育人，启迪智慧的作用。

四、西藏通史的原则：集大成与学术创新

《西藏通史》是一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由国家财政部专项拨款支持，受到学术界，特别是藏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待。在课题研讨阶段，不少学者对《西藏通史》的学术创新提出了诸多建议，课题组也在此花费很大心力研究如何实现创新问题。蔡美彪先生以自己丰富的《中国通史》编撰经验和卓越见识，如醍醐灌顶，让我们豁然开朗，笃定立场：《西藏通史》就是要把藏学界经过实践检验、业已成熟的成果吸收进来，也就是集藏学界研究之大成，而非处处着眼创新。

怎么理解集大成呢？我个人体会，首先《西藏通史》是集学术界大家和前人思想智慧之大成。我们吸收了谭其骧先生对历史上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理论，吸收了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吸收了蔡美彪先生有关通史编撰原则的智慧，让我们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扫除了研究道路上的重大障碍，避免了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其次是集学术研究成果之大成。我们努力收集不同方面、不同类型、不同文种、不同学科的档案与文献资料，吸收中国藏学界和国际藏学界的重要和前沿的研究成果，使《西藏通史》在资料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创新性上有了依托，使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发现能够得以展现，力求客观平实，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再次是集各方成熟观点方法之大成。遇到重大问题、观点分歧问题和疑难问题，我们充分征询各位专家的意见，充分展开讨论，集中大家的智慧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样是一种集大成的体现。

通史类著作是另一种史学体例，全面驾驭、宏观把握和准确描述都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集大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西藏通史》的撰写自然不能就此止步，我们还努力处理好集大成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希望该项成果能有更多的创获。

五、西藏通史的创新之处

《西藏通史》的主要特色和创新成就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西藏通史》从西藏地方历史研究领域的疑难点和空白点入手，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汉、藏等多语种文献资料，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研究成果，对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2015年的西藏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加以探讨，雄辩地说明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史实。

其次，《西藏通史》是目前国内外藏学界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填补了西藏地方通史研究的空白，集中体现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该书按照中国传统朝代体系，把西藏地方纳入整个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之中，把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放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性，视野开阔、起点高、把握准。

第四，该书立足史料，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遵循“厚今不薄古”的原则，实事求是，深入探究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其总结为“三个高潮”（吐蕃、元代和当代），“两个低谷”（宋代、近代）。

第五，该书运用丰富充足的史实和扎实的史料，有针对性地回应和驳斥了达赖集团分裂分子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和西方反华学者黎吉生的《西藏简史》、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等书中的荒谬论述，特别是所谓“西藏自古独立”说、“满蒙非中国”说、“民国西藏事实独立”论，以及“1951年中国入侵西藏”说等种种谬论，深入剖析，拨乱反正，有助于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凝聚历史共识，更有效地服务于我国的涉藏舆论宣传。

第六，《西藏通史》充分吸收海内外藏学界的研究成果，体现“集大成”的特点，同时又在早期、宋代、明代和当代几个较薄弱研究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研究相对成熟的唐朝、元朝和清朝几个断代也有所推进，有所创新。《西藏通史·当代卷》一直撰写到2015年，字数达210多万字，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和在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了西藏当代历史发展特点，被认为是目前西藏当代史研究领域水平最高和最权威的著作。

第七，该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史料有出处，引证有来历，叙述平实客观，论证有理有据，译名用词规范，编校质量高。前有精美图片配合全书主要内容，后有“大事记”、“专有名词汉藏对照”、“主要参考文献”和“索引”，体例完备。

第八，通过《西藏通史》的编撰，培养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藏学家队伍，一批优秀藏学研究人才脱颖而出，年轻的优秀人才快速成长起来，为中国藏学的发展繁荣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实现了中国藏学界的一次大协作与大联合，《西藏通史》组织协调汉藏等多民族、老中青均有的94位藏学专家参加撰稿工作，还吸纳了台湾地区著名藏学家撰写有关内容，在推动海峡两岸藏学领域交流，服务反独促统大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然，作为一部系统的通史著作，《西藏通史》还会存在很多不足与问题，包括内容不够完善、资料还可以再丰富、有些重要成果未被吸纳进来、有些叙述或评论不够准确，甚至还存在某些错误之处等等，我们真诚期待大家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补充完善，更好地服务读者，服务社会。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西藏通史》项目的成果是较为丰富的，除了主体成果之外，还有多项辅助性成果，罗列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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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2]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

[3]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西藏简明通史》［M］（藏文本），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89年。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2004年第2版。

[4]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5]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M］，人民出版社，1976—1987年。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M］，人民出版社，1979年。

[8]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这是作者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本人做了一些修改。

[1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1]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