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达昌以商抗日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运输线，致使大西南商品、物资非常匮乏。邦达阳佩和邦达多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运输国际交通线。邦达昌加强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拉萨为转发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义敦、理塘、雅安、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如棉纱、染料、药品（材）、皮革、毛料、布匹、香烟、卷烟备纸以及麝香、虫草、克什米尔红花和贝母等，从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邦达昌自备骡马2000余头，驮运费相当高，其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大山，千里迢迢、忍饥受饿，途中常遇盗匪侵扰，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前后支援抗战物资达1.5亿美元。1942年，在爱国力量支持下，邦达昌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理塘设邦达昌临时总号，动员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在邦达昌兄弟鼓动下，商人们纷纷前往拉萨或噶伦堡办货，分别送至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等商品送回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援持久抗战的热潮。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原来康藏沿途盗匪猖獗，为邦达兄弟大义所昭，盗匪竟销声匿迹，往来商旅畅通无阻。1942年冬，邦达昌派仲麦·格桑扎西（后任昌都地区政协副秘书长）带上从印度发来的西药、皮革、毛料、布匹、棉纱到成都。这些商品当时是俏货，不到两个月全部脱销，随后又有大批商品运到成都销售，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3年，仲麦·格桑扎西参加了重庆金融市场组织，每天了解外币特别是美金、黄金、公债行情变化，伺机买进外汇，又汇往印度购买战时内地急需商品。1943年至1946年，汇往印度邦达昌总号1000万卢比；在重庆、成都、昆明、丽江购进黄金1万两，银元30多万元，银锭元宝3.3万多两。

来源：《中华通鉴·西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