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王统记述》考

1927年左右，笔者有幸聆听了J·巴科的授课，其内容是解释关于5名霍尔人对高地亚洲北部考察的一篇藏文文书。巴科根据自己的习惯，亲自翻译和诠释了该文献，这既是为了他个人使用，也是为供从世界各地来到巴黎聆听他授课的青年毕业生学习。当时仅仅留下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空缺，需要有补充资料，并承认难以理解文书中某些极不明确的结构。巴科利用手头的《达斯大辞典》以及在他的卡片“格西”的启发下，始终都满腔热情，回答所有的问题。但他从不向我们掩饰，对诠释文献困难程度的怀疑态度[1]。

实在说，从藏文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份文献及其外来名词表是比较简单的。但它却没有完全使我们避免古典时期之前的藏文中习惯性的隐晦。相反，同一篇藏文文献又向我们的少数高地亚洲专家们，提供了一篇引人入胜的读物；真正的谜就隐藏在这里。我今天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某些肤浅的看法以纪念玛塞尔·拉露，她曾与我们一起勤勉地听过这些课，并从此便使人对她的崇高的学者品德赞赏不已。

首先，我们应该像过去一样而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们的文书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否确实是5名霍尔人的真实报告呢?即他们是否向君主提供了有关居住在北方的国王(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些部族)的一系列机密情报呢?本文书是否是向我们提供的原来用霍尔语讲述或撰写的原始报告的藏译本呢?

最后，它是否是对一篇霍尔语文书的藏文编译本呢?而这种改写又程度不同地失真，没有任何政治现实意义呢?

如果我们排除了假设(而且也没有任何根据)，即认为5位霍尔人被吐蕃人阻截，被迫亲口作报告，而他们的报告又同时被翻译成藏文。我们只要承认报告确实是用霍尔语(也就是某种突厥语)写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尽力更好地诠释文书了。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提出，我们今天的藏文文书是根据原突厥文而逐字翻译的呢?肯定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杰拉尔德·克洛松先生的观点，因为他不承认我们的文献是直接自突厥语译出的。但我也不能苟同，他在推测直接译文必须以在藏文文献中具有要明确得多的突厥名词为前提，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家也完全有权利联想到一种中介汉译本时，所提出的论据[2]。

据笔者认为，突厥名词的藏文对音(除了由抄写者造成的明显错误之外)是无可非议的。它受藏文音节的语音体系支配，因而改变了非藏文词的外来记音(我将于下文再回头来论述这个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根本谈不到过渡性的汉译本，该报告中的突厥文名词的拼写法，与作为外来名词对音的汉文体系是不相容的。

但我们对现有的藏文文书的研究如何了呢?它是否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资料呢?

然而，该文献如同一篇文学作品一样，有一个用硃笔写成的标题。巴科译作《居住在北方的国王和部族状况》，但我提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译法《居住在北方的所有国王之书》[3]。文书的固有内容之前是5位霍尔使者所写的原文，他们是从前由霍尔国王派遣前往考察北方王统[4]。我这一次又提出一种略有差异的译法；“《由从前根据霍尔国王的命令而被派去考察北方王统的5位霍尔人所写的报告》，摘自保存在档案中的一卷写本。”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包括有一个考察团报告[5]的著作。相反，此书不是由5位霍尔人所写，他们无疑都是优秀的侦察员和卓有成效的间谍，但仍是文盲。此外，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phyag-sbyal应译作“固有状态”还是“档案”。不过dpeblaā-pa绝不是“抄件”之意，至少在巴科翻译的跋文中不具此意；“取自原状的抄件一般都作此字。”[6]我倾向于把这一段文字解释如下；代表着报告原状的一卷写本保存在档案(如果赋予phyag-sbyal的这一意义是真实的话)中，成了现有写本的基础，本写本不是其抄件，而是对原文的编译(可能为删节)。此外，我认为，随着删节和增补，而把某些错误带进了报告的现存文本中。

对于跋文，我还要强调一件明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我们的文献是以“从前”这一词开始的。然而，这一词组一般都是用于引入文学故事和神话故事。

下面就是居住于北方的各部族的地理分布，即在5位使者的报告中所描述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指藏文写本的行数)。

铜城(Ba-Ker-Lgi)[7]，越过那里[8]便是突厥默啜(Drugu，Bug čhor)，共12部族(8—11)。在东部是奚族(Dad-pyi，12—15)，该部族以东是貊勾丽(Mug-lig，15—18)。再往东[9]是蛮子百济(Mon-baBeg-ce，18—19)，在他们以南是蛮族(Mon，20—21)。在奚族以北是鞑子(Da-sre，21—23)，默啜族以西是九姓突厥(Drugu，23—27)，在他们以东是契丹(Ge-tan，27—28)，他们以东是奚族(29—30)。他们以北是喀喇毗伽尔(Ga-rabyi-gir，30—31)，接着就是多览葛(Dole-man，31—32)。接着是栖身于以桦树皮覆盖的帐篷中的5个部族(32)；在这些部族以北和无涯湖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未指出其名(32—35)。然后向下北部[10]转便是契骨(Khe-rged，35—37)，在该部以北便是燕然(Ye-dre，37—39)7部族。在西部是鞠(Gud)人小部族(39—44)，接着向上北[11]转便是古出古儿部(Ku-čhu-’ur，44—46)。该部族的后方[12]是阿跌(Hir-tis，46—47)两小部，再向北便是吉尔特人(Gir-tis，7—49)部。接着向北是一个沙漠大沙丘[13] (49—50)。越过那里向北[14]是一个巨人部族(50—58)。越过巨人部再向北[15]便是无人居住地区(58—59)。由此再往北便是拔悉密(Ba-Sme，59—65)五部。下面是他们的历史，可史襜(Ces-dum)、拔野古(Ba-Yar-bgo)和合督葛(Hi-dog-kos)三部。从那里向北便是仆骨部(Gokog，66)，从那里向西是近10个部族(66—69)。在这些部族以北便是沙漠沙丘大岭(68)，越过那里[16]便是“天王”(Gnam，68)两部。接着是有关“红色小狗”(Ge-zirgu-šu)和“黑色小狗”人起源的传说(68—84)，越过此地[17]之后便是无人居住地(84)。在此以西是葛罗禄三部和突骑施人(Du-rgyus，84—86)，在这些部族以东是曷刺(驳马，86)三部。在大回鹘族(Ho-yo-hor)一侧是泥熟部(Ne-šag，86—88)，向北下方[18]转去又是义毗乐谷尔族(I-byilkor，88—89)。向北上方[19]转便是毗伽那部(Be-ča-nag，89—90)，由那里向北便是突厥驳马部(DruguHa-layun-log，90—92)。在该部以北，越过了沙漠沙丘便是被称为“牛蹄人”(Udha-dag-leg，92—94)的民族。在同一侧[20]是突厥野人(94—110)，有关断腿人的说法。

该报告的110行中列举的各部族的方位似乎确实是相当混乱的，有时候很难追寻从一个部族到另一个部族的路线。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G·克洛松先生曾提议把这篇报告剪割成5篇小报告，相当于5位使节的数目。据他认为，现有的文本是由以下5部分拼合而成的；

第1篇报告；对默啜部和一直到达太平洋的东部地区的描述(7—23)。

第2篇报告；有关默啜西部、北部和东部近邻的报告(23—31)。

第3篇报告；一幅部族名表以及他们那比较含糊的方位(31—59)。

第4篇报告；默啜以北的各部族(59—84)。

第5篇报告；默啜以西的部族(84—110)。

5篇报告的理论，明显是以各篇报告的出发地，都是默啜地区的假设为基础的。事实上，在第3篇报告中，我们不能发现与默啜有关系的任何内容。至于第1篇报告，它是从铜城而不是由默啜开始的。第2篇报告虽从默啜开始，但其中提到的其他地区则与它没有任何关系。最后，在第4和第5篇报告中，默啜也没有起假设的中心作用。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报告中发现，几乎是每个部族都位于与前者相比较的方位，而没有注意一个中心地方。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一条艰难的道路，而且有的地方也变得相当含糊不清。

此外，我们很难想象执行霍尔国王命令的5位霍尔人骑马登程，各自向一个方向前进。一旦使命完成之后，他们又根据一项共同的计划而重新出现在游牧王宫中，各自呈交他们个人的报告以便机械地把它们拼合在一起。

完全相反，我们觉得5位使节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报告中汇报的民族和地区。这就是使我们窥视到完全缺乏任何有关人员，以及在一次艰难的长途和肯定也是危险的旅行中，不可避免的事故之内容。他们肯定没有看到蛮族人是如何善于游泳，也没有见过奚族人头人是怎样在其先祖的头颅杯中饮酒，甚至也没有看到长生不老的巨人或者是断腿人。因此，他们是怎样知道12部族都是哪些人，唯有回鹘部族拥有6000名土兵、契丹人在饲养家畜(牛、羊、马)和语言方面都酷似吐谷浑人呢?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资料的呢?据这些资料记载，当时默啜的国王阿史那部的王国很繁荣，他从沙漠的大沙丘一侧统率其部队，突厥人中最好的马匹都来自驳马部。

一切都是通过传闻。他们本人也不只一次地依靠他们的这种重要情报来源；“在巨人地区以远，我们未曾听说那里有过人类；然后又是；在此以远，我们未曾听说那里有过人类。”他们忠实地报告了所见闻的有关外地部族的一切情况；这些部族的现状、历史和民间故事等。为了搜集这些情报，同时又避开与不懂突厥语的部族互相了解的困难，只有前往商队大道的十字路口。在那里可以很容易地交换情报，甚至还可以得到有关遥远地区的新闻。他们是在默啜地区，还是在敦煌这样作的呢?

5位使者的报告是怎样反映在现今的藏文文本中的呢?为了更为明确一些，我们是否可以确定突厥文本和藏文本之间的区别呢?由于我们没有得到突厥文本，所以这种差异只能勉强领会到。然而，真正报告的开篇处，揭示了突厥文之外的另一种起源。很可能是某些情报对于霍尔人国王来说，没有多大益处，后来又被加入原文中了。据这篇报告来看，有一个部族被吐蕃人称为“奚”(He)，被汉人称作“奚子”，被突厥人称作Dad-pyi；有一个地区被突厥人叫作貊勾丽，汉人称之为高丽，有几个部族被吐蕃人称为九姓突厥。很明显，这是在有关突厥、吐蕃和汉人的资料毫无困难地混杂在一起的背景下，由撰写其文的一名藏族作者所作的注释。我们首先应当想到沙州(包括敦煌)，吐蕃人于787年和848年之间占据了那里。这就是说藏文文本的撰写时间应为8世纪下半叶或9世纪上半叶。

我们对于Hor和Drugu这些民族的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巴科(同上引书，第13页注①)又步伯希和的后尘，毫不犹豫地把霍尔考证为回鹘，把Drugu考证成突厥。事实上，这种考证可能是正确的，而在某些年代范围内则肯定是正确的，否则就是围绕着这些族名而出现了混乱。在藏文文本中，对Hor和Drugu的互相矛盾的用法曾多次引起了争论，最近一次是由托玛斯讨论的[21]。

这两个民族主要是出现在古代的某些宗教文书中[22]。例如，据《牛角山授记》记载，各种族的苏毗、霍尔和突厥人的军队，曾在一个未能考定的时代进攻过于阗[23]。《僧伽伐檀那罗汉授记》同样也提到了各种族的突厥人的敌对军队，同时还有吐蕃赞普的军队和拔悉密的军队，由大食人指挥[24]。如果看到有关三个不信佛教的部族的同样资料，反复出现在《于阗授记》中，那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藏文文献中的三个部族So-byi、Dru-gu和Hor也出现在同一部著作的汉译文中，分别作苏毗、突厥和回鹘。汉译文是由甘州的法成在9世纪上半叶译制的。此外，法成还是《贤愚经》的译者。这就意味着，在法成心目中看来，Hor就是回鹘人。据他认为，Dru-gu是指突厥人，更可能是指西突厥人，或者是生活在他们古老领土上的突厥(或其他)居民[25]。

650—747年的敦煌吐蕃纪年，在675—736年之间多次提到了突厥人。我们于此还可以把他们考证为西突厥人[26]。

在突厥汗国随着回鹘人的出现而崩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使用Dru-gu这一民族名称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名称仍然一成不变地使用，但从此之后则是指回鹘人了。在来自敦煌的一份汉—藏辞汇表中，我们确实发现Dru-gu一名译作汉文的“回鹘”，Dru-gurgyal-po译作“回鹘王”[27]。这份辞汇表的时间应为9世纪初叶，当时吐蕃王朝已达到了其鼎盛时期。我们确实还可以从中读到，Bod-kyibcan-po，即相当于汉文中的“吐蕃天子”，与Rgyalrǐe(即“汉天子”)相对应。尽管汉人有传统的帝号，但汉地皇帝在藏文中仅仅作“王”，完全如同’A—žarǰe在汉文中作“退浑王”或“吐谷浑王”一样。很明显，在821—822年的拉萨会盟碑的藏文碑文中，Dru-gu(东侧第14行)确实是指回鹘人而不是突厥人[28]。

在古文献中使用的民族名称“霍尔”，同样也引起了一些严肃的问题。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没有时间的经文中，对霍尔一名的古老记载，还将考虑其对音，即法成采纳的“回纥”一名。但这种对音似乎古老了一些，至少是早于突厥汗国的崩溃之前，所以“回纥”[29]这种写法符合其时代。在此背景下，我们饶有兴味地发现，民族名称“霍尔”在敦煌本吐蕃纪年和王统世系牒中，都未出现过。“霍尔”一名又出现在格萨尔史诗中，因此是在一个明显较晚的时代。它于此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指甘州回鹘人，然后是指元代的蒙古人[30]。此外，据托玛斯先生认为，“霍尔”一名在一系列的例证中不可能指回鹘人[31]。

对于突厥人和霍尔人在报告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又作何感想呢?

Drugu一词在6/10的例证中都是指一种语言；铜城、奚和貊勾丽都是突厥语言的名称，Kog-o-yog是突厥语中“箭猪”的名称。迷路的两士卒用突厥语向一少女致意，狗和女子们也用突厥语讲话并以手势相助。“突厥九姓”是吐蕃人对一个部落联盟的称呼。文中有3次记载涉及民间故事；两名迷路的士兵重新返回了突厥地区，自天而降的一只狗在一所突厥人住宅前，劫持了一女子。突厥野人也曾在一个故事中出现过。

“突厥”一名还出现在“突厥默啜”、“突厥葛罗禄赫连啜”(DruguGu-Loggol čhor)和“突厥駮马部”(DruguHa-Layun-Log)等短语中。来自这后一些地区的马匹被认为是“突厥马”。

总而言之，Drugu一名在本报告中不单独指一个固定的民族和地区。

同样也颇具意义的是，我们可以从在报告中出现的“霍尔”一名中，得到某些资料。

霍尔人的国王派遣5名霍尔人前往打探北方的王统情况。下面就是5位霍尔人使节认为应向其国王汇报的情况；

“契骨”部向霍尔人进献灰鼠皮。

“燕然”部不断与霍尔人作战。

“鞠”族人向霍尔人进贡野兽皮。

“斛薜”族不听命于霍尔人，他们长期与霍尔人作战。

“阿跌”族人有时是霍尔人的敌人，有时又为其盟友。

“拔悉密”人、霍尔人和葛罗禄人结盟，共破默啜可汗之汗国。

霍尔人和葛罗禄人杀死了拔悉密可汗，拔悉密诸族四散。

“毗伽那”族与霍尔人处于战争状态。

在阅读这张情报表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思忖；5名使者怎会向霍尔国王汇报其霍尔本民族的情况呢?因为国王肯定对此十分熟悉。对这一问题仅有一种能够成立的答案；5位使节不属于他们向其国王汇报各自所作所为的那个民族。为了找到于其中所发现的混乱的答案，不必舍近求远。报告的标题及其跋文是由藏族撰写者后来补进去的。同样，关于“北方”的定义也是由藏族作家确定的，报告中列举的民族和地区都位于“北方”，但都是与吐蕃，而不是与霍尔相比较。

因此，我们很难接受巴科的观点，即认为“回鹘王注意探听，他为了在那里定居，而新近占领的一个地区的北方，到底有哪些近邻”。回鹘人并非北方的新来者，他们数世纪以来就在那里生活。人们无须在745年形成其汗国的翌日，就对附近民族进行考察。

事实似乎更可能是5位被派往“考察北方王统”的人，属于位于塔里木盆地某一地区的一个突厥人居住中心。但使者是否是为突厥汗服务的突厥人呢?这是可能的。然而这种假设，却向我们提供了解开一个谜的钥匙，因为报告人及其国王本人都是突厥人。

下面就是我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某些简介。

1.铜城(Ba-kerpalig)。据伯希和的一条注释认为(上引巴科文，第15页)，这里是指Baqïrbalïq，意为“钢城”。伯希和的复原是无可非议的[32]，而且“铜城”也在其他文献中出现过。杰格列迪先生指出，在一个仿效《贝赫拉姆·索宾，波斯的启迪文学》历史的传说中，伊朗的大英雄经过7程而渡过了阿姆河，一直挺进到图兰人的首府铜城，在那里杀死了阿贾斯波。据他认为，“铜城”一名在阿拉伯文中作Mādinatus-supriya，在波斯文中作Diž-irōyin或Royindiž，它们完全相当于突厥文中的Baqirbaliq[33]。

事实上，毫无怀疑，这些传说故事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地理背景。这里绝不是指一个缺铜的地区，而恰恰相反。我们仅仅需要提一下，喀什噶里在11世纪时于其辞典中搜集了Baqïrlïg一词，即位于巴喇哈逊附近一个地区的名称。在同一部辞典中，我们还可以完全正确地发现baqïrlirtar这一词组，意为“铜山”[34]。

无论如何，我们完全有把握地确定铜城的方位，其汉名Ji-’ur则尚未被解读出来。尽管如此，该报告是以提及我们的这一城市而开始的；“该地区的汉名叫Ji-’ur，在突厥文中叫Ba-kerpa-lig”，都指铜城。这里是指哪一个地区呢?肯定是指5位使者的故乡，而于此则是藏文本的编撰者在讲话。

2.默啜(’Bug-čhor)。在突厥默啜人中，共有12个部族[35]。这些部族没有国王，拥胜兵6000。在默啜西部是“九姓突厥”。拔悉密五部、霍尔和葛罗禄诸部破默啜国王可汗之国。当默啜国王“阿史那可汗”(Ža-makha-gan)的王国繁荣昌盛时，他统兵自沙漠沙丘一侧出击[36]。其军队无法从那里通过，其中有两人迷路(接着是他们与黑色狗和红色狗的故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突厥默啜和默啜是指同一部族。对12部的描述，在撰写报告的时代，是有充分根据的。但阿史那可汗的繁荣国度，在很久之前就不存在了。甚至其汗国在葛罗禄人及其盟友的打击下而覆灭，也是相当遥远的历史事件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把Bug- čhor考证成东突厥汗国。

此外，’Bug-čhor也是古典之前的藏文书中常见的一名。据F·W·托玛斯先生认为，此名词系指甘肃西部，即罗布淖尔地区[37]。

这种方位考证，应该说基本是正确的。我们仅仅能提出的怀疑是，在《世界境域志》中，它确实与以Bursur的形式出现的名词为同一地。据那位波斯作家认为，这是一座属于中国的大城，那里居住有许多从各地前来的商贾。该城(或者是地区)位于甘肃省的西北部[38]。

事实上，藏文’Bug-čhor只能是汉文“默啜”的对音，而默啜又是东突厥人阿波干可汗(631—716年)的尊号，他是骨咄禄可汗的弟弟、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叔叔。藏文中的’Bug是汉文“默”很规则的对音[39]。藏文对音则反映了’Buk-čur(默啜)的原形。伯希和认为，其汉文对音应复原为Bäg-čor[40]。

无论如何，本报告中的“默啜”是一个地名，可能相当于一个较小的部落联盟。我们很感兴趣地指出，大家在一篇汉文书中发现“默啜突厥”是完全相当于藏文文书中的Drugu’Bug-čhor的部族[41]。

3.九姓突厥(Drugurusdgu)。他们位于默啜以西。九姓的大首领为“回鹘都督”(U-yi-kordo-tog)[42]，后来成为可汗。其族为药罗葛(Yaq-le-ker)。

藏文中的Drugurudgu完全相当于汉文中的“突厥九姓”或“九姓突厥”。唐代的汉籍便采用这一名称指九姓乌古斯(ToquzOguz)。此外，同一批汉籍还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另一个九姓集团的资料，即“回鹘九姓”，相当于ToquzUirur。由这两个部落联盟所提出的问题，很久以来就引起了争论，但在许多问题上仍继续存在着分歧[43]。

然而，大家却一致指出，九姓突厥的部族名称，出现在铁勒的部族名表中。相反，九姓突厥和九姓回鹘的部族名称，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唯有九姓突厥的第一个部族叫“回鹘”，九姓回鹘的第一个部族叫药罗葛。

如果考虑到报告中的“九姓drugu”是由药罗葛族的“回鹘都督”(后变成可汗)[44]统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Drugu解释为“回鹘”。正如我们于上文已看到的那样。这一解释可以由9世纪上半叶的藏文文献得以证实，当时的民族名称Drugu确实是指回鹘的。然而，在此情况下，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Hor和Ho-yo-hor等名称了。

总而言之，一切都使人认为，仍应于此赋予Drugu一词“突厥人”之意，九姓突厥的第一个部族就是回鹘族。本报告的作者深知当地的形势，还提议把回鹘人具体解释为药罗葛人，而不是Hor或Ho-yo-hor这种同类的名称。

4.Ho-yo-hor(回鹘)。一部族，拥兵6000[45]。吐谷浑人有时与回鹘人争斗，有时又与之结盟。尼熟人(Ne-sag)从回鹘人一侧向教法堪布致敬，他们依靠这种归顺而统治回鹘人。

至于Ho-yo-hor和Ho-yo-’or这些藏文对音词，它是以Huirur和Hui’ur(回鹘)等形式为基础的。后面这些写法都以于阗文献中的下列形式为基础；hvaihu、ra、hvaihūra、hve、hvu、ra和hvehra-ra[46]，而它们又与汉文的“回鹘”有关，“回鹘”是对huixrur或Uixur的对音。

Ho-yo-horče中的ce不是汉文，而是藏文，它是čhe(大)的前古典形式。“大回鹘”如同“大突厥”一样，“大”在这两种情况下，应意为“真正的、标准的”，与“小”、“高”和“低”等同时存在，后者均为次要的部族组成的名称。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U-yi-kor和Ho-yo-hor呢?这些对音词与同一个民族名称相差该多么悬殊啊!不会有多大困难。藏文本的作者没有辨认出以回鹘文写法Uirurtutuq(回鹘都督)中第一部分内容是一个民族名称，因此他将此做了大略地对音。相反，以Ho-yohor这种形式出现的“回鹘”民族名称，则是他非常熟悉的，他准确地使用了这种办法。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Ho-yo-hor(Ho-yo-’or)完全如同其于阗文对音一样，不用以指普通的回鹘人，而仅仅是指从687年到达的回鹘开拓者。他们在回鹘汗国形成之前来到了甘州、沙州和甘肃的其他重要中心。

5.駮马部(Ha-la-yun-log)。这是一个人数众多和繁荣昌盛的突厥部族，突厥駮马[47]即来自该部之中。

这种藏文对音使人联想到了一种突厥文形式Halayondlug，其意为“有駮马的部族”。在突厥文献中，ala很早之前就具有“杂色的、斑驳的、带斑点的、杂色皮毛、两色皮毛的”之词义，参阅《突厥方言辞典》第32页。yont或yond(后者是乌古斯方言的典型形式)具有“马匹”之词义，同样也是很古老的名词了，见《突厥方言辞典》第280—282页。最近，大家开始读作yunt(yund)，藏文对音倾向于yond这种读法。

毫无疑问，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当著名的乌古斯部族。在由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提到的22个部族的名表中，第17个部族叫駮马部(Alayondlur)[48]。这一乌古斯人的部族名称又由拉拖特以Alayontli的形式继承下来了。该族属于乌古斯的左翼，是塔黑汗[49]的第三部[50]。阿布·哈齐在乌古斯诸部中还提到了Alayontli部，他向我们提供了“拥有驳马者”的正确解释[51]。经过一番斟酌之后，我们觉得报告中指出的方位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乌古斯駮马部位于毗伽那(钦察部)之东[52]。

我们仍需要知道是否唯有駮马部才拥有斑色马。然而，我们在《旧唐书》中读到，638年左右，于西突厥汗国形成之后不久，驳马部随拔悉密、结骨、触木昆(一个西突厥部族)和火寻(花剌子模)内附。据《新唐书》记载，驳(駮)马部又称为“弊刺”或“遏罗支”。此名正代表着从其对音来看应为“遏罗支”的一个部族的土著名称。

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之后，同一部族名称又重新出现了。这就是阿布·哈齐在有关鞑靼人的章节中，所告诉我们的情况，在黠戛斯(结骨)部附近地区，驻扎着一些游牧民，其马匹都是驳色的。其由此而获名的城市叫作Alaq čin(驳马国)[53]。

6.牛蹄部人(Udha-dag-leg)。在突厥駮马部之北，于沙漠大沙丘以远，生活有被称为“牛蹄人”的民族。其脚酷似牛蹄，其体遍长汗毛，为食人生番[54]。

藏文对音反映了Udhadaqlir的突厥文形式，意为“牛蹄人”。对于这一突厥名词的解释，不会引起困难，它是由ud(牛，牛类)和adaq(蹄)再加上后缀-lir(拥有，长有)而组成的〔55〕。

胡峤在10世纪中叶于契丹人中的行纪中，也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奇怪人类的情况。他断言在黑车子以北是牛蹄突厥人，他们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流经那里的水叫作葫芦河(瓠河)，夏秋冰厚2尺，春冬冰彻底[55]。

我不完全坚信Udhadaq是指使用雪鞋。但我可以指出，在一位天神英雄的诸多特征中，首先是长有如同牛蹄一般的脚[56]。

7.红狗和黑狗。“最早的一批狗自天而降，是一只红狗和一只黑狗(72—78)……它在突厥人的一所房子附近劫持一少女。当它与该少女婚合时，所生男孩为狗，女孩则属于人类和真正的姑娘。红狗一宗叫作Ge-zirgu-šu，黑狗一宗叫作Ga-ra-gu-šu。这些狗及其夫人以突厥语互相交谈并以手势相助。”

Ge-zirgu-šu是突厥方言Qïzïrküšü(红色小狗)这种拼写法的对音。Ga-ragušu代表着Qaraküšü(黑色小狗)。Qaīzir应归纳为突厥文qīzīl(红色的)；küšü严格地来说应为küšü或küčük(küčüg)，意为“小狗”[57]；qara是“黑色的”，无须解释。

这一与北方某地有关的传说的部分内容，均见诸胡峤的游记中。下面就是沙畹的译文；“只北(与室韦人相比较)，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搏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58]

8.青年女子和两名迷路的人。在阿史那可汗的一次征战中，其军队中的两人在沙丘中迷路。在他们长途跋涉中，于狗国遇到了一青年女子(狗的夫人)，她在诸狗的帮助下逃走并重返突厥人地区[59]。

这一次，我们仍可以在胡峤的游记中找到相应的段落。狗妻前往帮助一名落入狗国之中的汉人，以使他能逃走；“云尝有中国人至其国，其妻怜之使逃归，与其筯十余只，教其每走十余里遗一筯，狗夫追之，见其家物，必衔而归，则不能追矣。”[60]

9.“黑车子”(Ga-ragan-lig)。在多少显得有点混乱的有关巨人的历史故事中，这是放牧其牛犊和绵羊的牧人名字。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民族名称，曾以汉文“黑车子”的形式出现过。“黑车子”是一个特殊的部族名称，出自室韦。汉文载籍中一致断定，他们最擅长于制造车子[61]。

Ga-ragan-lig即突厥文Qaraqanqlïr，这是一个部族名称的突厥文形式(他们很可能操一种蒙古语)。从突厥文观点来看，qanqlir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它可以使人猜测到一个词qang，意为“车子”，但把它比定另一个著名的词qanqli(双轮车)则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62]。

10.古出古儿(Ku-čhu-’ur)，这是一个生活在“鞠”人西北的部族，在其后便是阿跌两小部。那里是一个强大邦国。他们不听命于霍尔人(回鹘人)并经常与之发生争战(44—46)。

我们毋须寻求非常具体地确定该部族的方位，便可以试图将此看做是乃蛮人的一个著名部族古出古儿(Küčügür)。在《元朝秘史》中则以Güčügüt或Güčügüd(古出古惕)等形式出现过，其复数形式为Güčügür(古出古儿，§138、158、202、211、243、244、251)；Güčügüt(古出兀惕，§141)；古出古儿部(§177)。毫无疑问，它与作为人名使用的词是指同一个民族名称；伯速惕人的古出古儿(§124、202、223)、古出古儿(§120、124)和木匠古出古儿(§223)[63]。

无论如何，Ku-čhu-’ur很可能应读作Küčü’ür，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乃蛮部族的名称。这一部族存在于报告为之确定的地区，与我们可以接受的乃蛮人古代史的情况非常吻合。质言之，他们历史中的这一时代仅仅曾被略有触及，因为今天的所有人都一致承认，在元代史料中出现的乃蛮语仍有丰富的突厥文词汇[64]。因此，乃蛮八部(至少是其部族中的某些)，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很可能是蒙古化了的突厥人。

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古出古儿部，主要是蒙古文而不是突厥文，它在古文献和现代突厥方言中都未曾出现过。即使在蒙古文中也很少出现，但却出现在《元朝秘史》中；küčügür之意为“野鼠”(§89)[65]，我们应将之比定为kücügüne(鼠，§111)。

11.突厥文的藏文对音。下面的考释仅仅是有关报告中，明显与用藏文所写的来自敦煌和8至9世纪的突厥文献，不同的那些对音[66]。

很明显，如果想找到一种明确的、严格的、由藏文本的作者采纳的，用以转写突厥文的体系，那也是一种错误。事实上，这是一种约略的体系，其严格程度不同，有许多不符合规则的情况。但它有一个严肃的基点；它寻求适应于当代前古典藏文的写法。

下面就是某些对音规则。

突厥文声母q(k)和t一般均译作g和d[67]。

q=g；黑色的(Ga-ra=Qara)，黑车子(Ga-raganlig=Qaraqanglir)，小黑狗(Ga-ragu-šu=Qarakü-šü)，“黑车子”中的“车子”(ga-lig=qanglïr)，葛罗禄(Gar-log=Qarluq)，拔野古(Ba-yar-bgo=Bararqu)[68]契丹(Ge-tan，Qïta)，“红色小狗”中的“红色的”(Ge-zir=Qïzïr)。唯有可汗(Kha-gan)[69]例外。

k=g；黑色小狗(Ga-ragu-šu=Qaraküšü)，红色小狗(Ge-zirgu-šu=Qïzïrküšü)，可史襜(Ges-dum=Keštim，克什的迷)，俱录屈啜(Gu-loggolčhor=külügkülčur)。唯有古出古儿(Ku-čhu-，ur=küčü，ür)例外。

t=d；奚(Dad-pyi=Tatbï)[70]突厥(Drugu=Türk)，突骑施(Türgiš)，都督(do-tog=tutuq)[71]。

音节中的尾辅音都根据藏文的缀字法作了调整；

q=g；城市(Pa-lig=balïq)，葛罗禄(Qar-log=Qarluq)，奥格拉克(Og-rag=Orraq)，都督(do-tog=tutuq)，“牛蹄人”(Udha-dag-leg=Udhadaq-lïr)。

k=g；貊勾丽(Mug-lig=Müklig)[72]大食(Ta-žig=Tažik)。š＝s；突骑施(Du-rgyus=Türgiš)、可史襜(Ges-dum=keštim)，阿跌(Hir-tis=Hirtis)，没密施(Yer-myis=Yermiš)[73]。

襜=n，与交替使用；契丹(Ge-ta=Qïta)。

有关对元音的记音，应该特别指出以下现象。

ï＝e；契丹(Ge-tan=Qïta)，小红狗(Ge-zirgušu=Qïzïrküšü)，铜城(Ba-kerpa-lig=Baqïrbalïq)，拔悉密(Ba-smel=Basmïl)，牛蹄人(Udhadaq-leg=Udhadaq-lïr)。其例外是；城市(pa-lig=Balïq，在铜城一名中)、黑车子(ga-ragan-lig=qaraqanglïr)，巴尔息(Par-sil=Barsil)[74]。

u=o；回鹘(Ho-yo-hor=Huirur)，都督(do-tog=tutuq)、默啜(’Bug- čhor=Bük- čur)，葛罗禄(Gar-log=Qarluq)，拔野古(Ba-yarbgo=Bayarqu)，驳马部(Ha-layun-log=Halayondlur)，回鹘(’U-yikor=Uirur)。

ü=u；突骑施(Du-rgyus=Türgiš)，突厥(Drugu=Türk)，小狗(gu-šu=kūšū，在红色和黑色小狗中)、默啜(’Bug-šhor=Bük- čur)，古儿出儿(Ku- čhu-’ur=Kü- čü’ür)[75]。

在回鹘(Ho-yo-hor=Hoihor=Huirur和’U-yi-kor=Uirur)中，很可能指对oi和ui的二合元音的错误记音。

某些在藏语中不存在的突厥语音节，就用藏语音节代替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释用Drugu代替Türk(突厥)[76]和在可史襜中用dum一音节代替了dim。

这种藏文缀字法就造成了带有不发音的多余前缀和后缀的错误形式。如拔野古(Ba-yar-bgo)和葛罗禄(Gar-logs)。拔悉密(Basmel)的写法并不仅仅是抄写者的错误，而且还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处于这一位置上的前缀在抄写者的语言中是不发音的。駮马部一名中的Yun-log应追溯为古代的Yund-log。这同样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证明抄写者语言中的复后加字da正趋于不发音的过程中[77]。

12.声母h。该报告中提供了某些带有一个声母h的突厥文名词。如ha-dag=hadaq(蹄、足，在“牛蹄人”中)，ha-la(駮色的，在“駮马部”中)，hirkin(乙斤，一种职务的名称)，Ho-yo-hor和Ho-yo-’or(回鹘，部族名称)，Hir-tis=Hirtiš (阿跌，部族名称)。在有待核实的问题中，我们尚保留了以下尚未考定的名称)。Hi-dog-kas(部族名称)，Ha-ti(部族名称)和Hi-kilrkorhir-kin(一位部族首领的名字)。

我们一开始就试图把这个在古突厥文中出乎意料的声母，看做是一种汉文对音的反映。实际上，伯希和曾多次强调以下事实；在唐代的汉文对音中，外来词的元音声母有时要对作声母hia，也就是前面附有喉音成分(r-)的外来声母。据他认为，这类喉音成分(在由h-记载的藏文对音中)是不同源的[78]。

我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还应该指出，本报告中的声母h的记音是与汉族对音法中的记音独立无关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指一种语音上的细微差别，而其他的书写法中是无法记载到的，从现在起就应该指出这一点。

在汉文对音领域中，我仅提一下那些最为著名的词；合(Halp，alp，勇敢者、英雄)，胡禄(hulur、ulur，大的)，加兰(halon，ala，驳色的)、颉斤(herkin，irkän，irkin，职务名称)，颉利发(heldibär，ultäbär，职务名称)，回鹘(huirur，uirur，部族名称)。

在某些现代突厥语(乌兹别克语、现代维吾尔语、阿泽里语等)中，我们发现了声母h的零星残余。但大部分突厥学家都把这一声母看做是在晚期出现的。最近，多埃菲先生提醒大家注意，在伊朗所操的一种古突厥语，即赫勒支语。但这种语言似乎在与明显为元音的声母，形成一种很明确的对照的同时，又保留了声母h[79]。

现在已为人所知的赫勒支语的一些不多的标本，又向我们提供了ha-dag(hadaq，蹄，脚)一词，在本报告中则是以hādāq之形式而出现的(多埃菲，同上引书，第106页)。作为例证，我们还应提出；haïr(男人)、harač (树)、hot(火)，hāčöx(苦涩)。用藏文转写的突厥文献中没有声母h，这一点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其对音法与本报告中不同。但我们还可以认为从中能够发现，在普通元音声母与前面附有停顿性的喉音(用小阿字符号来表示)之间，对立的遗迹。我仅满足于提出一个例证；’ā(月亮，多埃菲上引书，第97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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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出于偶幸,我在聆听这些课程时所作的那些早于由巴科发表的藏文本和译文的笔记在岁月的变迁中仍保留下来了。但这一译文实际上与近30年之后发表的译文相同。他对高地亚洲的名词术语所作的简单注释,不会向我们提供多少内容了(当时他可能还不知道伯希和所作的同样是很简单的旁注),因为他的注释主要是对某一藏文术语的翻译。参阅J·巴科:《8世纪5位回鹘使者对北部高地亚洲的考察》,载《亚细亚学报》第224卷, 1956年,第137—153页,后又另行发表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高地亚洲写本》(伯希和特藏)第4卷,巴黎1957年版,共17页和3幅未编号的图版。

[2] G·克洛松；《论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3号》,载《亚细亚学报》第245卷,1967年,第13页。

[3]巴科在其1927年的译文中曾提议将其标题定为《北方王统世系》,他肯定是以rgyal-rabs(王统世系)一词(见达斯辞典第341条)为基础的。很明显,我们的文献远不是一部世系牒,所以我觉得采纳“历史传说”之意是不合适的,尽管rabs具有“世系、历史、传说”之意(托玛斯；《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柏林1957年版,第186页)。我根据前古典藏文rabsdrug具有“六类”之意(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第139—140页)和藏语方言中的rab具有“某些,某种”之意而采纳了“种类”之译法。但应该指出,rabs在rgyalpo……rabs中的用法又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想到了它在ya-rabs(尊贵的、贵族)和ma-rabs(平民百姓)中所起的作用。此外,后两个短语也出现在我们的文献第22—23行中。我最后还应该指出,在巴科的最后一篇译文中,“部族”与“国王”是并列的,但在藏文文献中没有相对应的词。

[4]巴科在1927年的译文中作；“根据由国王之手写的文书所作的抄件,涉及霍尔国王过去发出的派遣5位霍尔人前往考察北方有什么国王的命令”。这种译法似乎比他的最后一种译法要严密一些。

[5]藏文rgyal-podum čhis-pa与上文在标题中出现的rgyal-podubzugspa是一个同义词组。在古典藏文中,bka’-m čhid是一个敬语；“最高者和最受尊敬的人的言论”(《贾克斯辞典》第15页),“不过是最高人物的谈话和言论,会议辩沦等”(《达斯辞典》第62页)。苏玛蒂拉特纳的《藏—蒙语词典》(第1卷,第166页)认为,藏文bka’-m čhid-ma就相当于蒙古文中的ügeǰarlir,意为“一位上司的话”；ǰarlir-un-üge为“一道命令中的话”,就相当于一位上司的话。

[6]其对应的词为sbyal,sbal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虽然在bya中面对⑥的辅音腭化似乎是非常罕见的。很明显,把phyag-sbal译作“手背”(《乔玛辞典》第86页)和“监所”(《达斯辞典》第832页)是不足以考虑的,巴科参阅了墀松德赞王诰中的一段文字,图齐认为其中的phyagb-sbal应具有”秘密位置”、“档案”之意,“该文书甚至包括说明命令和王诰在佛法前后是怎样于吐蕃传播的”(《藏王陵墓考》,罗马1950年版,第96—97、45—46和82页注94)。我们在821—822年的唐蕃会盟条约的文献中,也可以发现同一术语。西侧第76—77行；“条约文献保存在宝库中”(李方桂；《821—822年的唐蕃会盟碑》,载《通报》第44卷,1956年,第43、57和62页)。

[7]玛塞尔·拉露；《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1283—2216号,第3卷,巴黎1961年版,第1卷,第1283号写本；第1卷(《两兄弟的对话》第1284—3号),《孔子答项托之相问书》(参阅苏远鸣；《孔子项托相问书》,载《亚细亚学报》第242卷,1954年,第313页),第1286号和2118号)。

[8]这句藏文应逐字地译为“在上侧一方”。yan-čhad(参阅《达斯词典》第1128页中的；“在……之上”,“上面一部分”)相当于stod(上方,高部,则见(《达斯辞典》第553页)。但stod-phyogs则被译作汉文中的“西方”(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1卷,第82页注⑦),而byan-stad或stod-byan-则译作“上—北”,即“西北”(巴科,同上引文,第149页注〔11〕；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0年巴黎版,第231页)。yan-čhad作为后置词,意为“直到那里”,它常与man-čhad(从那里出发)联合使用。参阅埃默瑞克；《有关于阗的藏文文书》(伦敦1967年版),第152页。

[9]原文为“由此向东”(巴科译作“在此地之东”)。

[10]如原文为“由此向东北”(巴科译作“然后转向下北部”。在前古典藏语中,用bya代替byan是正常现象。参阅托玛斯；《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24页)。

[11]原文为“由此向西北”(巴科译作“然后再向北”)。

[12]据巴科认为,本处应作“沙漠中的一片巨大的荒凉山丘”(1927年的译文为“一片辽阔的沙丘”)。同一短语又出现于后文中；“荒凉的大沙丘”(1927年的译文“沙漠中一大荒凉的山脉”)和“大沙丘”(1927年的译文,同上)。前古典藏文中的mye-am经常与mya-am交替使用(托玛斯；《新疆藏文书资料集》第3卷,第165页；“沙漠”；《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180页),相当于古典藏语mya-am“令人恐惧的沙漠”(《达斯辞典》,第978页)。ri字指出(《达斯词典》,第1172页),rirgyud(山脉,《达斯辞典》第978页)并不意味着“冰雪覆盖的高山”,也不是“森林覆盖的山”,更不是“岩石山”,而是“沙丘”。有关这后一个词组,见古典藏语bye-ri,即“沙岭”(《乔玛书》第97页)和“沙山”(《德格丹辞典》第685页)。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由于这一片荒凉的沙丘,大屏障山(阿尔泰山、唐努—乌拉山、萨彦岭和亚历山大山脉,这一点也由克洛松带有各种保留地提了出来)远不足考虑,相反,巴科文的第24条注释值得我们充分注意,作者于其中参阅路易·瓦扬博士的大作(《有关西域考古团地理工作的报告》第96页),而描述和解释了一个沙丘的古老形状。该沙丘长15公里,位于沙州地区,从而使本报告的作者产生了将它看做是边界—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的思想。一行沙丘是否并不仅仅指戈壁沙漠呢?

[13]据巴科认为,本处应作“沙漠中的一片巨大的荒凉山丘”(1927年的译文为“一片辽阔的沙丘”)。同一短语又出现于后文中；“荒凉的大沙丘”(1927年的译文“沙漠中一大荒凉的山脉”)和“大沙丘”(1927年的译文,同上)。前古典藏文中的mye-am经常与mya-am交替使用(托玛斯；《新疆藏文书资料集》第3卷,第165页；“沙漠”；《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180页),相当于古典藏语mya-am“令人恐惧的沙漠”(《达斯辞典》,第978页)。ri字指出(《达斯词典》,第1172页),rirgyud(山脉,《达斯辞典》第978页)并不意味着“冰雪覆盖的高山”,也不是“森林覆盖的山”,更不是“岩石山”,而是“沙丘”。有关这后一个词组,见古典藏语bye-ri,即“沙岭”(《乔玛书》第97页)和“沙山”(《德格丹辞典》第685页)。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由于这一片荒凉的沙丘,大屏障山(阿尔泰山、唐努—乌拉山、萨彦岭和亚历山大山脉,这一点也由克洛松带有各种保留地提了出来)远不足考虑,相反,巴科文的第24条注释值得我们充分注意,作者于其中参阅路易·瓦扬博士的大作(《有关西域考古团地理工作的报告》第96页),而描述和解释了一个沙丘的古老形状。该沙丘长15公里,位于沙州地区,从而使本报告的作者产生了将它看做是边界—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的思想。一行沙丘是否并不仅仅指戈壁沙漠呢?

[14]原文为“在此以远,向北”(巴科译作“由此以远,向北”)。

[15]原文为“在巨人地区以远(以西)”(巴科译作“巨人地区以远”)。

[16]原文为“在以远”。

[17]原文为“在此以远(以西)”(巴科译作“靠上部”)。

[18]参阅上文注10。巴科“在下北部”,1927年的译文为“在东北部”。

[19]巴科译作“在上北部”,1927年的译文为“在西北部”。

[20]巴科译作“在同一侧以远的地方”。这里的“以远”是指东方。参阅托玛斯；《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1卷,第42页。

[21]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第267和281页；第3卷,第77页；第2卷,第202页；第3卷,第82—84页。

[22]一种古老的理论希望把Drugu看做是吐谷浑(见沃德尔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935—937页发表的文章)。这一理论(至少有一部分)又被托玛斯重新做了研究。据他认为,由阿诺肖和阿诺木松统帅的Drugu军队对于阗的入侵,应被考证成吐谷浑于445年的入侵,参阅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1卷,第121—122页；第2卷,第267页。据埃默瑞克认为(《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第50—51页),Drugu-gu的国王叫阿诺肖或阿诺木松,这又是另一段历史；即“小Drugu”人可能相当于吐谷浑人,他们与“大Drugu”人对立。参阅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第218页；第3卷,第76页；拉露；《8世纪大蕃官员呈文》第199页。

[23]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1卷,第26—28页,有关Grugu这种形式,见上引托玛斯书第3卷,第77页。

[24]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1卷,第64页。他在同一部著作第45页中,讲得完全有道理。因为他假设认为,无论是在《牛角山授记》(苏毗、霍尔、突厥),还是在《僧伽伐檀那罗汉授记》(悉立、突厥、吐蕃)所列举的3个不信佛教的国王,都是在一个相当晚的时代选择的,以用来替代从前的3位不信教的国王；塞种人、耶婆提人和帕拉维人。

[25]有关法成及其藏文名称čhos-grub,见伯希和；《有关一部甘珠尔目录的注释》(载《亚细亚学报》,1914年,第2期,第143页),法成的一部藏译本的残卷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参阅拉露；《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1卷,第138页,第609号文书；矢吠庆辉；《佛教书目》第6卷,第9—10页,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1卷,第78页；第3卷,第83页。很明显,法成提出的考证仅仅对他那个时代才有效。他生活在甘州,实际上可能掌握了有关当时突厥民族的真实资料。

[26]巴科；托玛斯和图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巴黎1940—1946年版),第13—52页；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第268—270页。下面就是敦煌本吐蕃纪年提供的有关突厥人的资料；675年,大相赞那……前往突厥人地区的当天(巴科书第34页,托玛斯书第268页)；676年,大相向突厥人地区进兵(巴科书第34页,托玛斯书第268页)；689年,钦陵大相从突厥人地区返回来(巴科书第37页；托玛斯书第269页),694年和699年,统叶护可汗(Tonyabgokha-gan)向他(吐蕃赞普)致敬(巴科书第38、39页)；700年,赞普派统叶护可汗前往突厥人地区(巴科书第39页；托玛斯书第269页)；729年,他(指贡赞大相)把战祸带到突厥人地区之后又返了回来(巴科书第48页,托玛斯书第270页)；736年,属庐的内大相绮琼向突厥人地区进军(巴科书第50页,托玛斯书第270页)。如果巴科采纳的年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处于西突厥汗国崩溃之后,即处于一个他们的领土被汉人、吐蕃人,甚至包括重新变得独立的东突厥人侵犯的时代。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79—286页。此外,当天和地均无法使我们回忆起突厥文名称时,唯有Tonya-bgokha-gan酷似突厥文,这一尊号可以使人毫无困难地考证成统叶护可汗(yabrugara),这是西突厥可汗的一个惯用尊号。至于Tun一名,它仍成问题。大家颇感兴趣的是把此人看做是西突厥人的统叶护可汗(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370页),但后者是于618年即位的,于628年或630年被杀。因此,在两个时间之间,有6个甲子(72年)的差距,而且这也很难解释在700年左右另一位叶护可汗进入舞台,后者无论是否享有同一个名称,它仍是有问题的。在有关突厥人的问题上,吐蕃王统世系牒向我们提供了某些相同的资料。1.儿子布布克松逃到了突厥人中(巴科书第137页,我们所处的是松赞干布的父亲墀论赞时代)。2.墀都松(从676年起)征服了突厥人和其他附近民族,他强迫他们纳贡(巴科书第149页)。3.墀德祖赞……攻下了汉人的瓜州堡塞(717年)以及其他地区。当时,中华帝国疆域非常辽阔,它包括了所有的北突厥人并一直扩大到大食人地区(巴科书第150页)。我应该设法指出,这里不是指北(或东)突厥人,而是指全部突厥人,他们与吐蕃人相比则是一个北方民族,有关吐蕃王统世系牒古文献的复原问题,请参阅乌瑞；《古代吐蕃王统世系牒中的一个年代学问题》,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1卷,1968年,第289—299页。

[27]伯希和；《吐蕃古代史》(伯希和遗作第5卷),巴黎1961年版,第143—144页。

[28]黎吉生；《拉萨的古代历史王诰和穆宗与墀祖德赞签订的雕刻在拉萨碑中的821—822年的会盟条约》,伦敦1952年版,第55、60和62页。“北方”于此再一次笼统地指Dru-gu(于此是指回鹘人),完全如同南方是指蛮族人和印度人,而西部则是指大食人。继突厥人之后的Ne-smel确实很成问题。

[29]原文缺。

[30]原文缺。

[31] 〕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3卷,第83—84页；“看来,当时最大的势力与同代的许多文献有关,这些文献是在突厥斯坦活动的,真正了解情况的吐蕃官吏写成的。奚族和霍尔人不了解回鹘人。当托玛斯在同一部著作中不承认巴塔霍尔是回鹘人时,他肯定是有道理的。巴塔霍尔人居住在甘州和北庭之间,他们曾是在790年与回鹘人和汉人作战的吐蕃人的盟友。我们仍需要考证这里究竟是指葛罗禄人(正如托玛斯所希望的那样)还是指起源于突厥的一个其他民族。石泰安在《汉藏走廊古部族》(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5卷,巴黎1961年版)第67页中认为,巴塔霍尔人就是甘州回鹘人。在本情况下,只有在赋予“回鹘”一名一个相当含糊的词义(相当于突厥—回鹘)的条件下,这种解释才能被承认。有关北庭事件,请参阅埃塞迪的近作；《790—791年回鹘和吐蕃人在北庭》),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7卷,1964年,第83—104页。

[32]克洛松于上引文第17—18页认为,在这一词组中,唯有balïq(城)一名才可靠。据他认为,“在一个完全缺铜的地区,把baqïr复原为‘铜’过分简单化了”,他带有保留地倾向于将此看做是突厥—印度词vaxar,指“佛刹”。

[33]赛格列迪；《贝赫拉姆·索宾和波斯的启示文学》,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8卷,1958年,第28—29页。他在注〔47〕中强调了以下事实；R·斯塔凯尔贝于1904年就指出,中期波斯语—帕拉维语中的Bakïr,代表着“铜城”一名的突厥文原形。此外,赛格列迪在对一段文字作修订时,又建议把Bundahišn看做是铜山,弗拉西来波在山顶建起了其堡塞。

[34]布罗凯尔曼；《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中的中世纪突厥语》(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卷,布达佩斯1928年版)第30页和241页。阿塔赖；《突厥语大辞典》(安卡拉1943年版)第63页和832页。

[35]我不认为本处所掌握的是一份古代东突厥人的真实名表。拥胜兵500的部族确实代表着默啜一个省的部落联盟,而不是阿波干可汗或毗伽可汗的汗国。据我认为,这是在突厥汗国崩溃之后,又从整个突厥社会中招募的部族,如北方的、西方的和居住在汉族与突厥族交界地区的部族。

[36]上文第49—50行中提到了由阿史那可汗发动的同一次战役。

[37]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第380页；巴科、托玛斯和图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45页；默啜的一位使节于720年前来拜谒吐蕃赞普。来自敦煌的一藏文残卷在一种多少带点传奇性的故事中,向我们介绍说,在“纳税期”之后的360年出现了一位黑面国王,乘在一辆黑车子上从大湖一侧向汉地前进。他共执政60年,汉地的黑头人也前往参拜他,他降伏了他们。在他执政60年之后,来了一个默啜种族,叫“大突厥”,降伏了汉地国王和默啜国王。经过72年的繁荣之后,大突厥人的国王又被东突厥和西突厥的国王击败。参阅上引托玛斯书,第2卷,第278—280页。该文献又被托玛斯重新发表和诠释,载《西藏东比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45—51页。成12倍数的年代不能使我们从事任何年代考证。参阅石泰安；《汉藏走廊古部族》第4页注⑩。

[38]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公元前372—公元982年的一部波斯文舆地书,伦敦1937年版)第84、229—230页。在木鹿附近,可以发现一个叫巴格啜(Baršur)的地方,无论米诺尔斯基怎样解释,它与甘肃的巴格啜地区没有任何关系。

[39]聪果尔；《敦煌藏文写本中的一些汉文原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0卷,1960年,第137页,第732条目。

[40]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载《通报》第26卷,第152页。考虑到藏文的对音问题,由伯希和提出的复原并非是完全正确的。在怛罗斯的一篇碑文中,恰恰有一个人名叫匍啜。参阅内梅特；《突厥斯坦怛罗斯突厥碑铭》,载《乔玛档案》第2卷,1926年版,第139—140页；奥尔昆；《古代突厥碑铭考》第4卷(伊斯坦布尔1941年版),第153页；《突厥方言辞典》(列宁格勒1969年版),第91页。

[41]刘茂才；《有关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威斯巴登1958年版,第1卷,第388页；第2卷,第732—733页。

[42]巴科的译文；“这九姓的大首领回鹘都督成了可汗。”其中跳过了对藏文Rgyasbabsscal-pa的译文,这可能不是偶然的结果。因为这一段文字,从1927年起,就使巴科困惑不解,他当时带有各种保留地作了如下解释；“由汉人推翻。”

[43]羽田亨；《唐代九姓乌古斯的资料》,载《东方学报》第9卷(1919年),第1—61页、141—145页。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贝赫尔在回鹘人地区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12卷,1948年,第275—305页；哈密屯；《五代回鹘史》,巴黎1958年版,第1—4页；蒲立本；《九姓乌古斯问题简释》,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28卷,1956年,第35—42页；上引克洛松文第20—22页；上引刘茂才书第2卷,第590—593页；哈密屯；《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载《亚细亚学报》第250卷,1962年,第23—63页；克洛松；《突厥和蒙古研究》(珍本丛书第20卷,伦敦1962年版)第28—30页；麦凯拉斯；《从唐代史料看回鹘汗国(744—840年)》,堪培拉1968年版,第11页；平克；《宋代的甘州回鹘人(960—1028年)》,载《亚洲研究》第24卷,威斯巴登1968年版,第178页。

[44]这确实是“突厥都督”的对音。众所周知,据《旧唐书》卷195第3页记载,每个回鹘部落都由一个都督统治。有关藏文中的“都督”(to-dog)一名,见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第47页、48页和81页；戴密微；《拉萨僧诤记》第1卷,第197页、277页和281页；拉露；《8世纪大蕃官员呈文》第39页。在古代突厥文书中,我们掌握有tutuq(都督)一词。参阅《突厥方言辞典》第593页；埃赛迪；《起源于汉文的古突厥职官名号》,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8卷,1965年,第84—86页。对于所谓的totoq的写法,见李盖提；《四夷馆的汉文—维吾尔文文献》,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1卷,1968年,第280—281页。

[45]巴科的译文为；“唯一的一个回鹘部族拥胜兵6000。”这种译文是正确的,但他错误地突出了数词čhig,sdečhig更可能意为“一个部族”而不是“唯一的一个部族”。

[46]贝利；《突厥文和于阗文文书》,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39年,第87页。其中提到了甘州附近的黑山回鹘和甘州回鹘。他们的首领之一叫作巴噶拉基·阿特米·乌拉。贝利；《有关甘州突厥的于阗文文书》,载《大亚细亚学报》第1卷(伦敦1949年版),第48页。

[47]巴科的译文；“他们之中出产最优良的突厥马。”这一译文似乎是正确的,因为bkra-ba的意义之一就是“美好的、十足的(完美)、有光泽的、令人满意的”牲畜(《贾克斯辞典》第14页)。但是,我们本处所涉及词之意义为“变化的”(《贾克斯辞典》,同上；《达斯辞典》第68页)。Bkra-ha应为“斑驳的,有两种或更多颜色的”(《贾克斯辞典》,第49页)。因此,在本例证中,rtabkra意为“驳马”。

[48]此名词在喀什噶里的辞典中稍有讹变。所以,布罗凯尔曼在《中世纪突厥语辞汇》第251页中录作ulayondulur。阿塔赖在《索引》第865页中同样也作ulayondlur(阿塔赖；《突厥语辞典》第1卷,第57页),其讹变形式最近也收入到《突厥方言辞典》第608页中了。

[49]波斯文本,贝勒津版本(1861年圣彼得堡版)第737页；谢塔古洛夫的俄译拉施特书；《世界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版),第76页和89页。

[50]德梅松男爵；《阿布尔·哈齐的蒙古和鞑靼史》第1—2卷(1871年和1874年),第1卷第27—28页,第2卷第27—28页,库诺诺夫；《希瓦的阿布·哈齐著作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版),第51页、52—53页。

[51] 《旧唐书》卷194下,第3页；《新唐书》卷217下,第10叶；参阅沙畹；《西突厥史史料》第29页。

[52]德梅松男爵；《蒙古和鞑靼史》第1卷,第44页,第2卷第44—页；德经；《北狄通史》第1卷,第2册(1756年),第62—63页；其中已将汉籍中的驳马国比定为Alaq čin。我们应该设法指出,alaqcin一名不是突厥文,而是蒙古文。参阅古典蒙文；alarčin意为“驳色的,什色的”,alarcin意为“驳色母马”(科瓦列夫斯基；《蒙法辞典》第1卷,第75页)。我们在《蒙古秘史》中就已发现驳色绵羊(§124和170)。读者还可以参阅内梅特于《乔玛档案》增刊号第1卷(1938年),第345—352页发表的文章。

[53]巴科把这后一句短语译作；“他们寻求人肉。”我更主张采纳他1927年的译文；“他们以人肉为食。”有关高丽人中的食人生番,参阅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3卷,第172页。

[54]李盖提；《一份明代的汉文回鹘文辞汇,四夷馆的“高昌馆译语”》,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9卷,1966年,第273页和125页；《突厥方言辞典》第605、606、8、9、659页。

[55]胡峤于947—953年生活在契丹人中。有关其旅行及其经历的记载,已收入《五代史记》(与本文有关的一段见卷73,第9页)；《契丹国志》卷25,第321页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345,第55页。参阅沙畹；《赴契丹和女真人中的汉族旅行家》,载《亚细亚学报》,1897年5—6月,第377—411页,尤其是第407页。

[56]我们在有关乌古斯可汗的问题上可以读到；“其脚如同牛蹄,其腰如狼腰,其肩胛如同貂肩胛,其胸如同熊胸。”班格和拉克玛蒂；《有关乌古斯汗的传说》(柏林1932年版)第6—7页；谢尔巴克；《乌古斯名号考》(莫斯科1950年版),第23页。

[57]有关qizil之意为“红色”的问题,参阅李盖提于《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9卷,第167页发表的文章；《突厥方言辞典》第450页。突厥语küsük出现在方言中时作的küčük,küsik,köšök。参阅谢尔巴克；《突厥语中的家畜和野兽》,载《突厥词汇的历史发展》(莫斯科1960年版))；吉尔吉斯语中的küčük之意为“小”(儒达辛；《吉尔吉斯语—俄语辞典》,莫斯科1965年版,第474页。

[58]上引沙畹文,载《亚细亚学报》,1897年,第408—409页。他于该文第408页注③中,强调了有关狗国的一种汉族传说,其中提到一名水手被风浪抛向一个岛屿中,在那里发现了一些人类住宅,女子均为人形,但男子则为人身狗头。有关胡峤游记中涉及一段文字,参阅《五代史记》卷73,第9页；《契丹国志》卷25,第322页；《文献通考》卷345,第55页；还可以参阅石泰安；《辽志》,载《通报》第35卷,1940年,第24页注①。

[59]由巴科提出的释文在某些方面是令人质疑的。

[60]上引沙畹文,载《亚细亚学报》,1897年,第409页；《五代史记》卷73,第79页；《契丹国志》卷25,第322页；《文献通考》卷235,第55页。

[61]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106页和160页。

[62]有关qanlï(车子)一词,见《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9卷,第161页；《突厥方言辞典》第419页。在《有关乌古斯汗的传说》中,此字也出现了,作为一个普通名词,似乎是由一个人类学名词中派生而来的。有人提议将它读作qanra(车子)和qanraluq(第277—278页和281—287页。上引班格—拉格玛蒂文第41页,谢尔巴克文第86页),qang和Qangluq(《拉德洛夫辞典》,第2册,第80—81页),最后是qanq和qanq-lur(伯希和于《通报》第27卷,1930年,第358页发表的文章)。在西伯利亚的突厥方言中,qanqa(车)一词似乎要追溯到至今尚未出现过的一种蒙文形式。在古代蒙古文献中,“黑车”叫作qara’utaitergen,见伯希和与韩百诗；《圣武亲征录》第1卷,1951年莱顿版,259页。

[63]伯希和与韩百诗；《圣武亲征录》第1卷,第306—307页。伯希和证明在这些写法中出现的不稳定性,是由于14世纪末的翻译者们没有掌握原词发音的通行习惯。

[64]村山；《忻都的乃蛮突厥或蒙古人》,载《西域学报》第4卷,1959年,第188—198页。村山没有注意到其突厥辞源已由伯希和与韩百诗讨论过了(《圣武亲征录》中有关的辞汇)。近来,起源于突厥文的乃蛮词问题,又由多埃菲做了研究,见《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第2—3卷,1965和1967年威斯巴登版。

[65] 《玉芝堂说荟》,这部16世纪的著作(卷24,第19页)搜集了一种传说。据此认为,在甘肃的水昌县内,一只鸟和一只鼠成双配对地生活在一个石窟中。据汉文文献记载,田鼠叫作“苦术兀儿”,飞鸟叫作“本周儿”。这一传说又由埃布拉尔在《古代中国的地方文化》(莱敦1942年版)第240—242页作了讨论。埃布拉尔正确地指出,这里是指蒙古文,但他在寻求复原译文的时候搞错了。“苦术兀儿”是kuüčüur的完美无缺的对音,意为“田鼠”；“本周儿”则是büljiǰür的正常对音,其意确实是“小鸟”。

[66]在从敦煌携来的用藏文字所写的突厥文献中,有某些很有意义的样本现藏巴黎。伯希和曾针对这些文献之一而在亚细亚学会作过一次报告,这是一份用藏文字写的回鹘语佛教教理书,该文献共有30多行,全文保存下来了(参阅《亚细亚学报》,1921年；第2期,第135—136页),尚未刊布。另外一卷用藏文字写的突厥语文献共有44行,已由拉露编入《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3卷(巴黎1961年版),第3页,第1292号。有关用藏文字写成的和由德国吐鲁番考察团搜集到的突厥文书,同样也未刊布,见李盖提；《有关八思巴文的3条注释》,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3卷,1961年,第210—211页。本报告与用藏文字所写的突厥语文书的对音体系之间的主要差别,表现在突厥元音的记音中。用藏文字母所写的突厥语文献,在这一方面与用婆罗谜文字所写的突厥语的对音体系相符。

[67]有关教理书问题,伯希和在上引文第136页中强调指出,“用藏文字母所写的回鹘语文献经常具有声母g-而不是q(k-)-,除了t-之外,都是d-”。

[68]在以Ba-yar-bgo的形式而提到的“拔野古”一名中,第2个音节中的元音a似乎是真实可靠的。它可以由于阗文bayarkara和bayarkata(拔野古)所证实(贝利；《于阗文献中的突厥文》,载《亚洲皇家学会会刊》,1939年,第87页；《有关甘肃突厥人的于阗文文书》,载《大亚细亚学报》《泰东杂志》第1卷,1949年,第47页)。汉文中的“拔野(也)古”的对音也可以支持这种说法。所以,伯希和用注释在巴科的译文中补充说；“Ba-yar-bgo证明了我的假设,拔野古应为Bayarqu而不是Bayirqu”的对音。事实上,在鄂尔浑碑铭中(毗伽可汗碑东侧第34行),Bayirqu并不能使人完全接受,它肯定是受到了前面的yir的影响。因此,根据藏文和于阗文文书来看,我们应该采纳bayarqu这种写法。但是,除了这种可靠的写法,汉文中的“拔野古”也不排除baryiqu或bayirqu等写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8页注释)。

[69]这是一种传统的对音法,与在其他藏文文书中出现的一样。例如,在敦煌吐蕃纪年中,于694年、699年和700年以下,用“可汗”来代替统叶护可汗的尊号(巴科—托玛斯—图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38页和39页,参阅上文注〔26〕)拉露提到了一卷包含有诉讼和由登里可汗下令进行调查的内容之文书(拉露目录第2卷,第55页,第1082号),另外一卷文书中提到了霍尔可汗王(第2卷,第55页,第1082号文书)。最后,可汗又作为莫贺托毗的尊号而出现(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第8—14页；第3卷,第1—2页)。

[70]我们不难发现Dad-pyi与鄂尔浑碑铭中的Tatabï的相同,均指奚族人。有关后一民族,请参阅《突厥方言辞典》第541页；塔拉特勤,《鄂尔浑突厥文语法》(载《印第安大学丛刊》,乌拉尔和阿尔泰类,第69卷,1968年,第377页)。Tatubï这种写法是以tatbï一字为基础的,但它不仅仅可以被译作tatabï,而且还可能是tatbï。有关对奚族人的考证问题,我倾向于采纳鄂尔浑河流域碑刻中的Tatbï,也可以确定自5世纪以来于汉文文献中出现的“奚”。自汤姆森(《鄂尔浑河流域碑铭释读》,载《芬兰—乌戈尔学会年鉴》第5卷,第67页和141页)以来,这一考证就由藏文文书得到了最终性证实。He-Ce就是汉文中对奚族的称呼“奚子”的对音,与“黑车子”没有任何关系。参阅前引巴科文第15页。

[71] do-tog这种写法与其他藏文文书中出现的to-dog相比较是错误的(参阅上文注〔44〕)。它无疑可以通过以下事实进行解释；“都督”这一尊号被藏文本的作家看做是地道的突厥文术语。

[72]把Bug-lig考证为鄂尔浑突厥碑铭中的Bükli(貊勾丽)的做法,是由亨宁提出来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14卷,1952年,第501页注⑤),最终形成了定论。它已得到了由释觉月发表的汉文—梵文辞典(第1卷,第295页；可与伯希和的考证相比较)中的梵文Mukuri的支持。Bökl这种写法不可取,尽管《突厥方言辞典》第117页中是这样写的。至于Mug-lig(Müklig)与Bukli的比定问题,声母b与m是不会有任何困难的,这在碑铭时代的突厥文中是正常现象(拉萨昂；《有关突厥语发音历史的资料》,1949年赫尔辛基版,第210页)。相反,其中的尾音g很难解释,但它也使人想起了“黑车子”(Qaraqanglir)的例证。

[73]在敦煌本吐蕃纪年中,突骑施这一部族名称经常以Dur-gyis的形式出现；732年和744年,突骑施的使节们向吐蕃赞普朝贡；734年,一名吐蕃公主被作为突骑施可汗的未婚妻下嫁(巴科—托玛斯—图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49、52、50页)。在有关突骑施和没密施的问题上应该指出,我们从突厥碑铭中可以发现Türgis与Turgiš (仅仅出现在汉文文献中)同时存在,全如同“没密施”的例子一样(塔拉特勤碑,见《鄂尔浑突厥文语法》第315、318、328和387页)。这里所涉及的鲁尼文字母s与š交替使用,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这里仅仅是指一种写法的不同。然而,汤姆森先生早就认为(《鄂尔浑突厥碑铭释读》第38页),不能排除其中有语音变换的可能性。就是说本文献中的Du-rgyus等写法,也可以严格地按照Türgis那样解释。

[74]用藏文字所写的突厥语文书,在第一个音节中清楚地区别出了元音y和i。不加任何符号的i用来翻ï,同一个符号后面附有一个上加字则指i,如yil-tiz读作yiltiz,’Byi-lig-lig读作biliglig(由葛玛丽小姐举出的例证,参阅《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3卷,第210页注〔12〕)。有关弥勒和尚(’Byi-lighva-üan),见拉露目录第1卷,第40页。

[75]有关在唐代用藏文对音o和u来翻译外来词u和ü的问题,见笔者于《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1卷(1968年),第280—281页的考释。这一次在用藏文字母写的突厥语文书中,仍遵循了婆罗谜文的书写规则,以u来代替元音u和以yu来表示元音ü。参阅《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3卷,第211页。

[76] Drugu应追溯到对音字Drug,后者很古老了,相当于türk(突厥)。如果考虑到处于尾音中的-rk(或-rg)在藏文写书规则中是无法接受的话,那么Drugu这种比定就是完美无缺的。Durg这种写法与藏文书写规则(更确切地说是与藏文音韵)背道而驰,因而就产生了Drug。由于Drug(突厥)很容易与dlrug(六)相混淆,所以变成了Drugu,后来又变成了Dru-gu。

[77]在本报告中,我们仅发现标有再后加字da的两例,即thard-pa(第35行)和chald(第44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删去了。此外,在前古典时代的外文文献中,所记载到的再后加字da,并不是同时指一种发音da。作为例证,还应提一下su-bard-na-pra-ba,这是对梵文中《金光明经》的对音。见拉露目录,第1卷,第22页,第63号。

[78]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亚细亚学报》,1921年,第1期,第167页注②和182页。有关对汉文“下”的对音,见聪果尔；《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汉文简介》,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0卷,第109页。

[79]第一个很简单的梗概,是由米诺尔斯基发表的,见《突厥方言》,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417—437页。多埃菲根据1961年在德黑兰发表的穆喀丹的一篇波斯文文献,又重新研究了这一很有意义的语言问题(《赫勒支语——波斯中部的古突厥语》,载《德国东方学报》第118卷,1968年,第79—123页)。

[80]见《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8卷,第211页。

（译自巴黎1971年出版的《拉露纪念文集》）

知识来源：郑炳林主编：《法国藏学精粹》卷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