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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朝政治史我们始终都很难把吐蕃神话传说中的那些可以追溯到汉藏遥远历史时代的固有内容，与外来(主要是来自印度)的内容区别开来，同时更难将前者与虽为当地固有，但却被佛教歪曲了的内容区别开来。所以，吐蕃人坚信地下是一尊叫作“大地之主”的神灵的住处，在随意掘地或搞建筑的时候容易面临打扰这尊神的危险。这种观念非常明显也是很古老的汉人式的。然而，这种观念似乎变成了印度神话中的龙王、栖身于水中和洞中的蛇。同样，在吐蕃人的古老宗教苯教(他们也叫作卍字教)的巫术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喇嘛教的密教仪轨。同样，那种认为死者的灵魂可以转生到一个人或动物的新鲜尸体上，以及自愿返归或不返归已遭遗弃的尸体上的纯粹万物有灵论的教理，也具有梵文名称。因而，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教理是从什么方向，第一次越过了喜马拉雅山麓。
吐蕃统治结束后在甘肃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历史​想研究一组至今尚未被人全面探讨过的一批敦煌藏文卷子，即一批书信、文契和外交文书。它们仅仅是习作，虽然用藏文书写，但却不是在吐蕃统治敦煌的时代，而是在此之后。本人目前正在对这批文书进行详细剖析(转写、翻译、注释和历史背景研究)，其成果将发表于一部综合性著作《西藏历史文化研究》中。在本文中，我仅满足于作一番梗概介绍：一、这批文献中最重要的史料；二、具体写作时间问题；三，把藏语作为王宫语言使用的问题。
吐蕃的佛教佛教传入吐蕃的时代，以及伴随这种传入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已经成了经常性和广泛性的讨论内容。对于西藏人来说，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
吐蕃编年史辨析​一、在研究古代吐蕃文明史的时候，于敦煌发现的吐蕃王国编年史的残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残卷一方面提供了有关629年(?)—763/764年之间，该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事件的非常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有关吐蕃文明的最为古老的著作，尽管它们不是来自最早的第一稿，而是晚期的删节本。
摩诃衍之后的吐蕃禅宗​自从戴密微于1962年发表《吐蕃僧诤记》以来，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8世纪末在吐蕃举行的那次汉印僧侣大辩经的文章。戴密微先生于1970年在他有关上山大峻著作的书评中，一一分析了这批论著[1]。
古代吐蕃和于阗的密教特殊论述法​这种特殊的密教论述法已由某些敦煌写本得到了证明。它都是以一种系统的形式，总结某种特定内容的简单说教性阐述。我已发现了4卷藏文和1卷于阗文写本。其中的3卷都是有关法器的：念珠(藏式和于阗式的)、鼓和橛。它们的特殊结构、它们与8世纪时重要上师们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于阗文中的存在，都使这些文献特别值得注意了。就我所知，这种特点至今尚未被人指出。我打算做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我对梵文和于阗文一无所知)，以期待其他更有资格的人对此产生兴趣。
敦煌吐蕃写本中有关苯教仪轨的故事​正如大家通过托玛斯和拉露的出版物所知道的那样，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有相当多肯定应属于苯教的写本。这一宗教的各种专职人物，尤其是苯教徒和辛(苯教祖师)，他们于其中确实是作为重要角色出现的。这些文书中有一些是殡葬仪轨书，其他的则主要是以传说故事的形式出现的。但即使在这后一类中，也顺便提到了苯教仪轨，甚至它还可能于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敦煌藏文写本综述​我首先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所有参加者，尤其向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中国同事们表示欢迎。
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新释​1977年，我于《亚非研究杂志》第14卷，第1-48页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论藏文史料中的西域部族回鹘和霍尔》。由于该文系由日文所撰，所以大部分关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们，均无法看懂。因此，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再来阐述在该文中所得出的结果。
8至9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本文涉及的盟约，很早以前就已为人所熟知。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汉文文献，也已有人译注过。但汉学家和藏学家们在盟誓仪式的问题上，却犯了一种奇怪的评价错误。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纠正这一错误，因为它导致了对当时吐蕃宗教形成的错误观点。
《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2辑简介​本书所收入的文书都是根据拉露(Lalou)女士所编写的目录(《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1卷(1—849号)，1939年巴黎版，第2卷(850—1282号)，1950年巴黎版；第3卷(1283—2216号)，1961年巴黎版)的先后顺序而整理的。因此，在阅读本藏文卷子选辑时，有关对写本的具体分析和注记，请参阅该目录。我们在简析中又指出了这批卷子的分类情况。本选辑中对某些文书的介绍与拉露《目录》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于本书的附注中介绍了其中修改的情况，并且具体指出了文书本身的编号。
藏传佛教发展史热巴巾的佛教仅仅以一切皆空为基础，在贵族集团之外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它既与莲花生上师那合乎情理和更为温和的密教教理，又与至少是更为人道、更为注重实效和更为接近小乘的玄学之虚无主义结合起来了。
《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1辑简介自从在敦煌的一座石窟中发现了大量汉文和藏文写本以来，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了。对于这一发现的过程、这批文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现在则无须过多地追溯了，因为已经陆续发表了有关这批写本的大量著作。
《北方王统记述》考1927年左右，笔者有幸聆听了J·巴科的授课，其内容是解释关于5名霍尔人对高地亚洲北部考察的一篇藏文文书。
“祖拉”与吐蕃巫教早在12年前，麦克唐纳(ArianeMacdonald)夫人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如今动摇了西藏学家们有关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观念。
“圣神赞普”名号考吐蕃国王的尊号具有某些宗教含义。为了根据这种含义而进行解释，我们必须了解其词源，因此还应该作一番语义学分析。现在针对这一尊号，已经提出了各种解释。
《王统世系明鉴》所载赞普“安达·热巴坚”之故事（下）——《王统世系明鉴》英文译注本选译[1]《王统世系明鉴》所载赞普“安达·热巴坚”之故事（下）
《王统世系明鉴》所载赞普“安达·热巴坚”之故事（上）——王统世系明鉴_英文译注本选译_《王统世系明鉴》(རྒྱ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亦译《西藏王统记》，全称(王统世系明鉴教法源流史)( རྒྱལ་རབས་རྣམས་ཀྱི་བྱུང་ཚུལ་གསལ་བའི་མེ་ལོང་ཆོས་འབྱུང་།)，作者为萨迦派大学者喇嘛当巴索南坚赞(བླ་མ་དམ་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1312—1375)，该书为系统叙述西藏历史，特别是吐蕃王朝史的藏文著作，涉及众多主题，在研究西藏历史，特别是在研究吐蕃时期历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故国内外学者对此均非常重视。
《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三）中国文化的影响一向从汉藏两方面文献内可以片断地找出来，可是经由戴密微根据新的史料的启示，使更详细确实的研讨成为可能，这是值得欣喜的。
《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续）汉文文献里关于吐蕃的战争有不少记载，不过一点没有说到其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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