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1辑简介

前言

自从在敦煌的一座石窟中发现了大量汉文和藏文写本以来，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了。对于这一发现的过程、这批文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现在则无须过多地追溯了，因为已经陆续发表了有关这批写本的大量著作。对这批发掘物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和高地亚洲面貌的看法也耳目一新。在汉学领域中，这批发掘物虽然也相当重要，但并没有动摇人们在此之前于头脑中形成的中国的形象；而在藏学研究领域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敦煌文书的确首次向我们揭示了西藏文明的起源，西藏王权时代的制度与道德观念。在此之前，在这一切方面都是疑窦丛生。从前，我们只是通过晚期的某些编年史来了解西藏的过去，而这些编年史的作者又大都为僧侣界人士，他们仅仅搜集那些赞扬佛教的资料，有关佛教哲学和仪礼方面的情节。在其他方面，则仅仅是一带而过的只言片语……人们很难把其中的传说同真实的历史区别开来；其中所提出的王统世系和年谱都是令人质疑的。我们缺乏有关西藏政治、社会生活、土著文学和苯教等诸方面的资料。当然，晚期的编年史学家们也抄录了某些有意义的片断，特别是自从人们设法弄通了某些较古老的作品之后更为如此。但只是有了敦煌写本，我们才能核实他们所记录的片断的真实可靠程度；也只有通过对敦煌写本的研究，我们才能摸清晚期文献中各种混乱资料的线索，并区别出其中之主要成分来。西藏王权在6世纪初期的历史，也从玄虚之境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对苯教定义的了解更为确切了，而当人们普遍把苯教称为“原始萨满教”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这一切。西藏古代社会的轮廓比较清晰地具体勾画出来了，从骑士和封建国主们的生活，一直到行政机构和立法等方面都有所触及。在骑士和封建主们的生活中充满着诡计、圈套、背叛、出卖、互相藐视、对抗和邪恶行为。当时对佛教中来自印度的内容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但自从发掘出了敦煌写本之后，人们对佛教的看法也不同了。因为敦煌写本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禅宗的文献。此外，对西藏的某些有关重要人物及喇嘛教仪轨的传说，也作了具体澄清。其中文学文献的种类尤为繁多：有关先哲们的箴言和谚语的土著文学；传说和史诗故事；诗词和歌曲交错的文学，当时的韵律与晚期占主导地位的韵律相差很大；翻译或编译成藏文的汉文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印度文学作品，如史诗《罗摩衍那》等。西藏语言学也因这批写本而大放异彩。藏文词汇中又充实了许多已经失传和古旧的字。我们从中也发现了许多使用藏文音标的属于藏缅语族的新语言，如“南”语和象雄语。

敦煌藏文写本的绝大部分都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谷文书原来存放在大连港，但后来下落不明，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保存在京都的龙谷大学。这批文书中的绝大多数为佛经。列宁格勒收藏品的情况也是这样。1919年，在敦煌仍遗弃有大量的藏文写本，后来被运往兰州，我们不知道其今天的下落(可能保存在北京)[1]。台湾台北国立图书馆也保存有几卷写本[2]。另外一些同一时代的藏文写本，分别发掘于米兰(Mirān)、且末和马札尔塔克(MazārTāgn)山，原来存放在柏林，后来由A·H·弗兰格发表(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巴黎和伦敦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不仅数量最大，而且内容也最为重要。这批珍贵的文献之所以今天能重见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那完全应归功于玛赛尔·拉露小姐(1890—1967年)和路易·德·拉·瓦累·普散(1869—1938年)的辛勤劳动。他们是迄今所发表的两部藏文写本目录的作者。我们也不要忘记F·W·托玛斯，他考证了大部分非佛教文献的写本，并且进行了翻译和发表。为了对这批残卷进行清理、解读、考证以及对同一卷写本的残片进行裱糊，这不仅需要做大量耐心的工作，而且还需要渊博的学识。

长期以来，只有那些能接触到巴黎和伦敦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的学者们，才能得以对此进行长期和详细的研究。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是由J·巴科、F·W·托玛斯和M·拉露等人翻译和发表的。但不少译文都未附原写本的影印件。因此，除了专程去亲自查阅之外，世人无法核实其解读是否正确。稍后不久，其他一些学者们又幸运地得到了某些已发表文献的影印件。这样，他们不仅可以考订，而且还可以纠正前人的解读。所有这些工作都大大地增长了我们的知识[3]。事实上，对文献原文的研究是必不可缺的。这首先是由于藏文古文字学(这一学科至今尚不存在)所必须的。将来有朝一日，大家可能会由此而推论出各卷写本的时代、所属派别、地方特点和抄经师的姓名。在语言学方面，大家不要满足于已发表的转写文献。这些文献没有区别清楚古藏语中的某些特点(如字母“i”笔画方向的颠倒；联结词“lha”或“wa-zur”)，语言学家们所面临的任务也是这样，因为现代字母的形式和某些书写习惯，都与古典文字有所差异。这一领域中的某些开拓者们往往为此而误入歧途(例如，由于缺少尾音字母“a”，因而就导致把“mnya”读作“many”，把“dga”读作“dag”)。如果希望这项研究工作能取得迅速进展，为了避免由于年代久远或反复使用而使写本遭到可能的损坏[4]，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出版和发行这批资料。当时M·拉露尚能解读的某些段落，今天已不再清晰易懂了，所以，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保管者杜乃昂[5]夫人决定影印发表其中最有价值的文献。这一决定受到了普遍欢迎，大家对此感到高兴、满意和感激。当然，这部书不可能包括所有那些引人入胜的写本。某些写本目前的处境很不妙，有些字体写得很拙劣(或用红墨水写)，对此进行影印复制是不可能的。

A·麦克唐纳夫人，A—M·布隆多夫人和笔者个人对这些文书进行了选择。我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这些写本容易被人所接受，以便发现和澄清西藏文明中的那些不为人所知或很少为人所知的方面。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了非佛教文书，同时也选择了某些对佛教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书。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好将其中那些已经发表过影印件的文书删去(例如，有关官职问题的第1089号写本和有关皇家殡葬仪轨的第1042号写本)。在下文的目录中，我们将根据内容而对写本进行了分门别类。我们在本目录中并不抱完整无缺的奢望，更不想面面俱到。这只是一部粗略的目录，我们仅仅希望它能起到初步的导读作用。

某些敦煌文书又提出了一些非常微妙的问题，有时数幅卷子粘贴成长长的一卷。然而，正如几位学者们所分别指出的那样，原来的某些粘贴法是错误的，粘贴者颠倒了原来的正确顺序(尤其是在时间问题上更为如此)；当时在修复和编目时也出现了错误。在另外的情况下，还有一些未编号的散页，完全无法区别出其正面与反面来。拉露小姐曾以某种顺序进行了排列，但并非完全恰如其分。麦克唐纳夫人和今枝由郎先生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工作，以对此进行考证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正确地衔接各叶。但他们也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想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那还必须有更多的时间，这就会影响撰写条目并及早出版。在有疑义的地方，需要赋予具体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察力。因此，对内容和罕见的字编写索引，可能会非常有用。但为了使工作进展得稍快一些，我们宁可放弃这种要求十全十美的打算。

本著之所以得以问世，那是由于麦克唐纳夫人和今枝由郎先生的艰巨劳动，耐心工作和学识出众。无论是谁，只要他们接触过这些写本，那就会知道筹备出版此书该需要多少细致的工作啊!

法兰西学院教授石泰安

导言

巴黎国立图书馆敦煌藏文写本概况

敦煌郡是甘肃省最远的一个城堡，位于戈壁沙漠的边缘，创设于20多个世纪之前。丝绸之路就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分成了各自向北和向西北延伸的两条支线。从公元1世纪开始，由于敦煌所处的特殊位置，这块绿洲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不仅在中国与西方各国，而且也在中国与其毗邻诸邦在思想、文化、艺术和贸易交流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到了6世纪中叶，一条新开辟的道路向南通向了羌人地区。从此，又发展了新的互相往来。据汉文史料记载，从公元634年起，吐蕃才开始同唐帝国建立直接关系。当时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向唐太宗皇帝首次遣使。数年之后，即641年，经过各种挫折、突变和长达7年的战乱之后，吐蕃赞普才与唐朝文成公主婚配(他当时已经娶了3位吐蕃公主和一位尼婆罗公主)。正是由于尼婆罗和唐朝两公主的媒介作用，印度思想和汉地文化才涌进了吐蕃。

当墀松德赞即位吐蕃赞普位时，该地区是一片安居乐业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位国主在决策和知人善任方面，都具有卓越和非凡的才能，对吐蕃王朝历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多次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开拓了吐蕃的疆域。公元763年，在一次闪电般的征战中，吐蕃部队甚至还成功地夺取了唐朝的京师长安。尽管这是一次短暂的胜利，但吐蕃人从此便不断地向甘肃以内的地区进行征战，即今之陕西省和云南省。尽管唐德宗皇帝曾多次试图与吐蕃和解，但吐蕃人在786年神奇般成功地伏击并重创了一个唐朝使节，形势突然间变得有利于吐蕃人了。这场灾难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吐蕃人侵占了敦煌地区，一直到848年之前，这一地区始终处于吐蕃赞普的管辖之下。

敦煌是一块宗教圣地，其中占优势的是佛教，从公元5世纪起，人们就在离敦煌不远的山麓开凿石窟，洞里装饰有绘画和其他点缀品，所耗巨资是由佛教界的虔诚信徒及那些慷慨解囊的施主们所提供。在以后的数世纪中，规模宏大而又范围广泛的佛教运动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成员，这就使得和尚与尼姑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寺庵之中，那里往往堆砌有许多宝典，尤其是大批写本。敦煌的盛景一直延续到1035年党项人到达之前。党项人后来在甘肃西部建立了西夏王国。当党项侵略者长驱直入的时候，敦煌寺院中的档案——存放在那里的成捆成扎的写本文献，都被搬运并封存在于山麓穿凿的石窟中。

此后，在9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被封存起来的藏经洞一直处于保密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人所遗忘。实际上，只是到了19世纪末叶，在对一座寺院进行发掘的过程中，在考察一幅壁画的弯弯曲曲的裂缝时，才发现了一堵隔墙，并在里面的石室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写本。

人们立即就把其中的一些绘画呈送地方当局。有关这一最新发现的消息逐渐传播开了。西方闻风立即组织了许多考察团，欧洲的一些考古学家们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敦煌石窟，其中就包括英国学者斯坦因。斯坦因考察所取得的“成就”又把其他一批学者吸引到了这里，尤其是吸引了法国一位年轻的和才华横溢的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成员。他在俄国突厥斯坦稍事停留之后，又先后到达了喀什噶尔(古疏勒)、图木疏克(Toumchouq)、库车(古龟兹)、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最后于1908年2月初抵达敦煌。当他进入石窟藏经洞之后，他发现了从9世纪以来一直存放在那里的成捆成扎的写本。这位远见卓识的学者从中挑选了数千卷特别有价值的文书，计有：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文学、医药和天文学方面的文献，以及档案文书、绘画、白画和草图等。这些文书分别用汉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或回鹘文撰写。伯希和将其所获之宝运往巴黎，并存入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西藏学家巴科(1877—1965年)首次为这批藏文写本编了目，随后，拉露小姐(1890—1967年)又进行了详细编目。这后一部目录共包括3卷，分别于1939年、1950年和1960年发表，共囊括了2216卷写本，并对各卷写本都作了简介说明，其中也涉及文献考证(对一些残卷也作了卷首或卷尾说明)，而且对各文献所使用的材料也作了简单说明。

藏文写本几乎全部都是纸卷，有时是卷起来的(由各单页首尾衔接粘贴而成，各单页的长度不一，有时也用一根木棍作滚轴而卷了起来)，有时是折叠起来的(各页幅长中等，长短不一，所用纸张一般较厚，这样就可以从折线翻开)，有时也成为一札(即把长方形的各单页串订起来，经常是在中间穿一个或两个洞，并把洞眼周围涂成黑、黄或红色，用绳索从中把各页订起来)，还有的被订成了小册子(各单页分别依照东方和西北的技术而装订起来，经常又是用封面加以保护，其封面敷有普通的丝绸或其他织物，这些织物中具有线条性的装饰)。纸张质量也好坏不一：8世纪之前的那些文书一般都是中国纸书写的，纸张质地优良，用麻布浆制造而成；较晚期的写本所用纸张很厚，质地低劣。从8世纪末开始，这类文献又是书于横格纸上的(其横格是由印刷或折叠而成)，所使用的笔是木尖笔，这是吐蕃王朝时代所最常用的办法。

在伯希和敦煌写本中，仅藏文写本一项就包括2500卷之多，其中有254卷是用双语或3种语言写成。在254卷中，又有252卷中包含有一些长短不等的汉文片断，有5卷中包含有于阗文文献，另5卷又包括有回鹘文文献。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涉及究竟应该把这254卷写本归入哪一类敦煌卷子时，书目学家们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其中有一些文书具有双重编号，另外一些被武断地编入了汉文写本类中；下面所列统计表，可能会使研究者们在参阅这批写本时，避免出现一些纰漏。

1.在拉露小姐所编的目录中，有一些卷子中包括有汉文文献、片断或注释的藏文写本，其中某些具有双重编号。(略)

2.在M·拉露小姐所编的目录中，还有一些包括有藏文文献、片断和注释的汉文文献：

希伯和汉文敦煌写本：Pt.2080号正面，2093号背面1，2094号正面3，2426号背面，2732号正面和背面1，2853号背面A2和B，2878号，2890号背面1、3和5，2969号，2986号正面，3194号背面3，3243号背面，3288号背面2(旧编号为3555号A)，3305号第7篇文书，3369号第8篇文书，3643号背面，3666号背面2，3705号第6件文书，3746号背面，3770号背面A5，3955号，3992号正面3号，3999号，4071号3，4518号(27)，4988号正面，5573号，5585号背面(需要指出，在陆续对敦煌汉文写本编目时，除此之外，还会增加另外一些文献或片断，本目录并非是完整齐全的)。

3.包括有藏文、汉文与于阗文三种语言的文献、片断或内容的写本：

伯希和藏文写本Pt.85号，即汉文写本P.3861号；

伯希和藏文写本Pt.243号，即汉文写本P.2855号；

伯希和汉文写本Pt.4518号(27)。

4.包括有藏文、汉文和回鹘文文献、片断或内容的两种或三种语言的写本：

伯希和藏文写本Pt.127号，即汉文写本P.5541号，也就是回鹘文写本第15号；

伯希和藏文写本Pt.1129号，也就是汉文写本第3073号：

伯希和藏文写本Pt.1292号，即汉文写本P.5542号(回鹘文转写)；藏文写本第1689号和1859号。

另外，伯希和藏文文书中有55卷写本包含有绘画、图片和草图，其编号如下：(略)

敦煌写本受到了全世界学者们的研究，但至今仅仅揭示出了其丰富内容的一部分。国立图书馆藏文写本的内容，除了大部分佛教文书之外，还有许多档案文书、考试、法律、医学和星相术文献，还有价值不可估量的历史文献。对这批文献进行系统的分析最终可以使人们透彻地了解西藏传奇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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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图书馆写本部东方科首席保管员

隋丽玟(M.—R.Seguy)

[1]这是藤枝晃先生所提出的看法,见《敦煌写本综述》,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刊物(即《东方学报》),第9卷,1960年版。

[2]见潘重规：《“台湾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载香港《新亚学报》,第8卷,第2期；吴其昱：《“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的4卷敦煌藏文佛经写本》,载《拉露纪念文集》：《西藏学研究》,1970年巴黎版。

[3]我所指的是以下诸先生的作品：J·巴科,J·巴尔比尔,F·比肖夫,A-M·布隆多,张琨,J·W·戴琼,戴密微,R·E·埃默瑞克,A·H·傅欧伯,J·阿金,M·拉露,B·劳佛尔,李方桂,A·麦克唐纳,L·毕达克,H·E·黎吉生,A·罗纳—塔斯,W·西蒙,R·A·石泰安,F·W·托玛斯,C·H·图森,上山大峻,G·乌瑞,山口瑞凤。

[4]藤枝晃批评国立图书馆利用薄纱来裱糊敦煌写本的做法。因为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就无法研究写本所利用的纸张问题了。然而,也有报道说,伦敦的图书保管员们也抱怨说,那些经常有人参阅的写本被严重磨损。固然,写本所使用的纸张问题值得研究,但这样进行裱糊也是为保存写本而完全必需的。

[5]此人不幸过早地去世了(1972年),从而使其壮志未酬。隋丽玟小姐又继她之未竟之业,我们谨在这里对她表示感谢。

（译自巴黎1978年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1辑）

知识来源：郑炳林主编：《法国藏学精粹》卷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