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藏西“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历史意义

引    言

所谓“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代汉代中原王朝与西域、中亚和南亚等地的交通路线，因其以丝绸的贸易最为著名，故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这个概念被拓展为中国与外国古代交通往来的一个代名词，无论是在时间、空间上都有很大的扩展，逐渐被赋予具有“中外交通网络”意义的一个新概念。但即使如此，对于从来被人们视为“生命禁区”的西藏高原而言，过去仍然很少被纳入到这个网络当中。20世纪以来，随着中外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不断介入到西藏古史研究领域，学术界开始关注西藏高原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批学者在其著述中开始采用“高原丝绸之路”“吐蕃丝路”等概念来指称自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之后，西藏与外界、尤其是与西域、中亚和南亚等地交通往来的路线 [1] 。那么，在更为早期的汉代中国与外界交通的路线上，是否也应包括了西藏高原在内？汉晋时期的西藏高原在构建“丝绸之路”这个网络当中曾经发挥过什么样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西藏西部的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

一、汉晋时期西藏西部的对外交通

在中原汉族史家和藏地历史学家的文献记载当中，西藏西部直到吐蕃政权兴起之前，似乎还处在一个极为蛮荒、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最常被人们引证的史料之一，是唐人杜佑《通典 ⋅ 边防六》“大羊同”条下对这个区域的一段描述：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牦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 [2] 汉文史书中的“大羊同”，大体可以比定为藏文史书中所称的“象雄” （Zhang zhung）之主体部分，学术界通常认为也包括了今天西藏西部地区在内。但既使是从这段汉族史家带有浓厚传说色彩的文字当中，也仍然透露出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值得注意：第一，这个区域虽然自然条件极差， “地多风雪，冰厚丈余”，但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出现了最高统治者“酋豪”，其下设有“四大臣分掌国事”，可见其已具有基本的社会管理和组织形态。第二，这些“酋豪”享有区别于其他民众的特殊葬礼，采用外科手术式的遗体处理方式，不仅要“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而且还要以大量“牦牛羊马，以充祭祀”，甚至不惜“以人为殉”。这些特点均表明当时的社会阶级分化严重，人与人之间贫贱分明。第三，与中原王朝之间已经建立起联系，但在晚至唐代初年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方才正式有了通使往来。

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获取了一批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应证与补充。概括而论，这批考古资料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反映出这个地区社会状况的某些特征。

其一，在噶尔县境内发现了卡尔东遗址，这处遗址由城内的暗道、城墙、住所等构成，是一处规模宏大、具有强烈军事防卫性质的堡塞。在卡尔东遗址的四周，分布着密集的墓葬群、石砌房屋基址和搭建营帐的石圈遗迹，其中两座巨大的石丘墓尤其突出，在其周边还发现有列石和石柱等构成的“大石遗址”[3] ，这些考古遗存与过去在蒙古草原、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等地发现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高等级营地具有极为相似的特点 [4] 。

其二，在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发现了噶尔县境内的故如甲木、札达县境内的查踏等处墓地，从墓地中出土了大量铜器、铁器、陶器、木器等随葬器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如甲木墓地编号为M1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骨遗骸，头部包裹有丝绸，丝绸上面有汉字“王侯”和鸟兽纹锦，棺内还发现大量丝织物，木棺周围有其他的金属器、陶器和木器，人骨双手作束缚状置于胸前，死者年龄经鉴定约为30—35岁的男性，葬于木棺当中。另外在墓室的中南部发现的铜器当中，有一件铜盆和一件铜壶内均装盛有茶叶状的残留物，并出土有黄金面具一件 [5] 。此墓的死者，覆盖有黄金面具，头部包裹以丝绸，棺内随葬大量丝织物，棺外也有大量随葬器物，其身份等级显然十分尊贵，与文献史料中所记载的大羊同“酋豪”的身份相当。

其三，考古学者对上述两处墓地中流行的丧葬习俗进行细致观察之后发现，在墓坑内发现有人殉现象，墓主人使用黄金面具暗示尸体在下葬之前经过一定的处理，墓内还有各种动物殉葬的骨骸堆积，各种动物图案也十分盛行，认为这些特征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大羊同”的丧葬习俗有许多相似之处 [6] 。

其四，也是本文最为关注的一点在于：上述考古发现还为我们提供了该区域与中原汉地政治上的联系以及和周边地区在远程交通、贸易等方面的诸多重要线索。故如甲木M1墓主头上包裹的丝绸上有汉字“王侯”等字样，其产地显然是来自于汉地，它在西藏西部被发现可以证实文献记载“大羊同”与中原王朝早有通使往来所言不谬，因为这类带有“胡王”、“王侯”等字样的汉地丝绸，往往会作为中原王朝赏赐给边疆地区各族“酋豪”（即部落首领）的信物，过去在新疆吐鲁番等地汉晋时代的墓葬中也有发现 [7] 。上引唐人著作《通典》记载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大羊同国曾经派遣使节出使中原唐王朝，这是双方正式建立“朝贡关系”的标志。而新发现出土丝绸的故如甲木墓葬的年代距碳14测年和出土器物的观察表明其年代要早到距今2000—1800年，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这就说明双方实际上发生文化交流与往来的时间可能要大为提前。

此外，在该墓中还发现了另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随葬铜器中发现有“疑似茶叶”的植物残渣。经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的鉴定，认为这些残渣具备茶叶的两个重要标志，即存在着只有茶叶才有的咖啡因和茶氨酸，可以确认其为茶叶无疑，他还就此做出推断： “茶树一般生长在年温度10度以上，海拔2000米以下温暖、湿润环境，在高寒的青藏高原地区无法生长。印度从中国引茶种开始种茶的历史也仅有 200 年左右。这些茶叶不可能来自印度，茶叶到达西藏阿里一个最可能的途径是与2200年前后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有关……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也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推测当时丝绸之路有一个分支穿越青藏高原”[8] 。笔者认为，吕厚远先生的这些推断是很有根据的，结合前述带有汉字“王侯”的丝绸发现在同一座墓葬的情况来看，茶叶、丝绸这类在当时来说带有奢侈品性质的物品，既不是西藏高原自产，也不是来自印度和中亚，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沿着汉代开辟的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新疆的南疆一带南下阿里高原，作为中原王朝赏赐给羊同“酋豪”的珍贵礼物被享用，并在“酋豪”死后也隆重地随葬入墓。

除了茶叶、丝绸之外，在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中还发现了多具黄金面具，这类特殊的丧葬用具在欧亚大陆诸多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发现，对此已有学者做过详细的论证，并且关注到西藏西部与新疆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可以说新疆地区是喜马拉雅地带与中原和中亚地区建立联系的纽带，通过新疆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延伸到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区。黄金丧葬面具的出现和使用，可能也是这条丝绸之路联通的结果。”[9] 实际上，透过近年来西藏西部新发现的这批墓葬，所反映出的这个区域与外界多方面的交流还远远不止于此。考古工作者还注意到，在这批墓葬中出土的刻纹木牌、木盘、木梳、草编器等，都和新疆地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除了发现来自中原的一字格铁剑之外，还有一些铜镜、铜盆、木柄小刀可能来自尼泊尔；发现的蚀花玛瑙珠、玻璃珠等则可能与新疆、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等地的远程贸易有关；而大量发现的束腰形铜饰片、铜铃项饰和带柄铜镜等则与邻近的拉达克列城地区有所联系 [10]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西藏西部地区早在汉晋时代其文明发展的程度便已经较高，绝非后世文献所描述的“蛮荒之地”。它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与西域新疆、中亚、南亚次大陆等地有着密切联系的区域性政治、文化、商贸中心，不仅可由当地“酋豪”所掌握的地方性资源（如黄金、羊毛、盐、香料等）和上述地区进行广泛的交流与贸易，而且还可以推测这一区域还已经和中原王朝建立起了某种朝贡关系，可以直接得到中原王朝的赏赐。茶叶、丝绸、黄金面具等高级的奢侈品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当地以供“酋豪”们享用。而这一切都显示出，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几乎在同一时期或稍晚（汉晋时代）也已经和西藏西部相连接，成为从西域新疆通向阿里高原的一条重要支线，形成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而言，如果我们将这条支线称为藏西“高原丝绸之路”的话，那么它的开通与形成可以上溯到距今约2000至1800年的汉晋时代，与中原与西域交通线路的开辟几乎同时，这是高原先民为中华民族多民族疆域的形成、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相互交融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汉晋“高原丝路”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公元7世纪，随着青藏高原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在其后吐蕃势力的向外扩张，吐蕃与中亚、南亚和中原唐王朝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对外交通的路线也形成多条重要的干线 [11] 。我们不难看到，在汉晋时代业已形成的、以西藏西部作为交通枢纽和中心通往中亚、南亚一带的路线，在纳入到吐蕃版图之后，已经成为青藏高原对外发展和交流最为重要的干线，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吐蕃时期对外（主要指中国境外）交通的路线总体上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向西进入西域，然后进入到中亚各国；二是向南经尼婆罗（今尼泊尔）、北印度进入到南亚地区。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其中向西进入西域的路线。如果以今天西藏西部作为中心来考察吐蕃进入中亚的路线，可以细分为东、西、中三线：东线是从汉唐“陆上丝绸之路”由青海湖以西、沿柴达木盆地经南疆若羌等地通向中亚；西线是由吐蕃西北经由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经护密（今阿富汗境内）进入中亚；中线大体是由阿里高原向北越过喀喇昆仑山进入新疆南疆的叶城，或者由阿里向西进入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列城），然后再由拉达克通向西北印度和中亚阿富汗等国 [12] 。上述这三条吐蕃通向中亚各国的路线，很显然都充分利用了自汉晋以来以“大羊同”国作为战略基地和交通枢纽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民族属性等有利条件。《旧唐书 ⋅ 吐蕃传》载：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弄赞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蕃并宾服之。”实际上我们知道此时吐蕃还没有征服羊同，但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政权，已经对羊同和高原诸部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向心力，其后吐蕃在其扩张发展的过程当中最终击灭位于青藏高原极西的羊同国（约在公元644年），将其纳入吐蕃版图之后，吐蕃向西域和中亚发展势力，势必对早在汉晋时代已经形成的羊同与新疆的通道以及由羊同通往克什米尔、拉达克一带的通道加以利用、拓展和扩充。如同王小甫先生所言： “吐蕃征服了羊同，就开辟了直接进入唐朝西域的第一条通道”[13] ，但需要略作补充的是，这条道路的开辟者并非吐蕃人，而是更早时期的羊同人。

吐蕃对西域和中亚的经略，汉晋以来所开辟出的这条以西藏西部为中心的“高原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从政治、军事的层面上看，吐蕃政权在其盛世时对唐朝、西突厥、大食、黠嘎斯等的用兵及其与唐争夺安西四镇，其兵力运作多从此线展开，对此王小甫先生已多有论述 [14] ，本文从略。其次，从经济、商贸的层面上看，吐蕃人显然通过对敦煌的占领和对安西四镇的控制，对原有的通过西域、新疆、敦煌等地与吐蕃之间的丝绸、金银制品、香料、食盐、皮毛、马匹、粮食、纸张等诸多重要的生产和生活物质加以了有效的掌控，其中尤其是麝香从吐蕃输入阿拉伯帝国，更是带动了吐蕃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 [15] 。再次，从宗教文化交流的层面上看，吐蕃通过西藏西部这些古老而又富有活力的交通孔道，更是将其发展成为向吐蕃本土和东方唐王朝输入多种宗教文化的重要集结地与中转站。对于此点本文略作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是西藏土著宗教本教（也有译为苯教者）与西藏西部关系密切。国内外学术界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苯教发展的进程中，从波斯大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因素，其中尤其是具有独特仪轨的一套丧葬仪式 [16] ，可能即是通过波斯大食首先传入到象雄（羊同），进而再传播到吐蕃腹地。后期的藏文史料《国王遗教》记载：“大王止贡赞普时，请来大食、阿豺的本波，他们将两勺黑石与被肢解的肉块结合成一团，剥去人皮”[17] ，结合到前引唐人杜佑《通典》等文献记载羊同的“酋豪”死后要施行“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这样一套丧葬仪式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在西藏西部新近考古发现的墓葬当中，不仅采用大量种类不同的动物殉葬，而且有迹象表明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式也有特殊之处。如在喜马拉雅山地与藏西相毗邻的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当中，有许多尸骨上都带有刀痕，考古工作者观察认为这些刀痕“不是出自乱砍或猛击，很可能是在死后为制作干尸而剔除皮肉、分解尸体所留下的，最后仅将尸骨入葬”，而故如甲木墓地中发现的尸骨很多也都是二次葬，尸体很可能也经过一定处理，包括使用黄金面具覆盖其面部等做法 [18] 。这些现象，的确和文献记载的来自大食、波斯的所谓“本波祭师”们处理尸体的仪轨具有一定的吻合之处。这些迹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苯教丧葬仪轨通过藏西传入的认识。

其次，吐蕃时期汉地佛教高僧前往印度等地求法，所去往的路线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不仅仍然继续利用汉代以来开通和形成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开始更多的利用通过西藏高原直接通往印度、尼泊尔的“高原丝绸之路”[19]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唐代高僧玄照的求法行经路线。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

沙门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明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挂想祗园。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岭而翘心，誓度有三。途经速利，过覩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闍兰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 [20] 。

这段记载表明，玄照法师在唐贞观年中西行求法的路线，既利用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可称为“沙漠丝绸之路”）；同时他在唐代入蕃的唐文成公主的帮助之下，也充分利用了汉晋以来开通的藏西“高原丝绸之路”。细察其行程可知，他曾“途经速利，过覩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其后由“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闍兰陀国”；后来在归途中又“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最终完成了“巡涉西蕃，而至东夏”的长途旅行。

对于玄照行经的路线，如同王邦维先生所推测的那样，玄照“从土蕃往北天，似乎也未取道泥婆罗，而是直接到闍兰陀国。如此玄照则只能沿今西藏西南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雅鲁藏布江上游马泉河谷西北行，即略当于今新藏公路南段的路线，然后顺萨特累季河上游河谷入北印度”[21] 。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的话，玄照法师所走的路线，正是本文所讨论的通过西藏西部北接新疆和中亚、西行阿里高原，穿越印度河上游（即萨特累季河）河谷进入北印度的“高原丝绸之路”南段。他之所以能够采用这条“新道”，大约应当与这几个新出现的历史条件相关：其一，是唐代初年唐蕃关系正处在友好发展阶段，加之有唐文成公主的大力协助，他可以得到文成公主和吐蕃朝野各方面的帮助；其二，可能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印度和汉地的僧人早已利用过此道，有“前车之鉴”可寻；其三，更为重要的是，这条以藏西为中心的“高原丝绸之路”因其早已在汉晋时代便已开通，已为时人所知晓，它较之以往绕行沙漠、雪山的传统丝绸之路更为便捷，在吐蕃时代已经不再是一条“畏途”，所以才会有像玄照这样的求法高僧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而选择此道。

三、总 结

总结本文所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各点：

第一，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一带一路”的开通从一开始便有西藏高原古代先民的参与，他们对于构建联系我国与中亚、南亚各国对外交流的通道功不可没，贡献甚巨。我们在讨论“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历史时，如果忽视了汉晋时代在藏西便已经形成的这条“高原丝绸之路”，便无疑是“一带一路”这个网络结构中一个重大的缺环。

第二，汉晋时代藏西的“高原丝绸之路”在其初开之始，便接受了来自中原汉地的文化影响，尤其是接受了以带有汉字“王侯”字样的丝绸、茶叶等最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珍贵赏赐品，与中原王朝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三，这条主要通道的走向很可能是通过西域新疆一带至藏西阿里高原，再由此可向西、向南进入中亚和南亚各国，是传统东西走向的“丝绸之路”上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一条重要支线。吐蕃政权建立之后，充分利用和进一步拓展了这些业已形成的高原古道，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通向西域中亚、南亚等地的战略基地、交通要冲、商贸集散地和宗教传播中心与周转站，对于稳定和发展我国西部境域，发展与中亚、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边疆各古代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为最终形成祖国“多元一体”的西部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体，都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也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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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川、霍巍    摘自：《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