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吉祥之年，举国上下以各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8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一理论和思想的指引下，整个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时期。同中国其他各项事业一样，中国藏学也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阶段。
1978年4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邓小平同志于百忙中对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作出重要批示，从而使这部历经几十年艰苦努力，凝聚着藏汉等各族专家学者心血的重要工程不仅重新启动，而且在不久的时间里，得以正式出版发行[1]，成为国内外藏学家和藏族文化爱好者们必备的工具书。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向世人宣告，中国藏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时间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推动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各族学者同心协力，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努力提升素质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创新的局面。中国藏学机构不断增多[2]、学者队伍不断壮大[3]；学术期刊从无到有，发展到几十种[4]，而且用网络、数字化手段提升研究和传播能力[5]；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开展，已经在我国召开了“格萨尔王传国际学术研讨会”[6]、“藏医藏药国际研讨会”[7]等专题会议和5次“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8]。现在是中国藏学人才辈出、发展最快、成果最多、学术思想和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我国藏学家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合作，艰苦努力，广泛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从而使西藏社会的面貌更加客观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藏族文化更具迷人的魅力。
1、通过对世界第三极和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长时间的科学考察和研究，进一步揭开了在地球运动的作用下所形成的高山峻岭、江河湖泊、高原物种、高原气候等各种自然现象的神秘面纱，不断揭示着它们的活动规律和特点。[9]这是一块令人神往的净土，同时又是一个生态极为脆弱的高原。人类在领略它的魅力的同时，需要千方百计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2、通过开展文物普查和考古研究等工作，研究探索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传说文化、雅砻文化、象雄文化；科学考察发现4万年前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林芝文化遗存、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都说明四五千年前藏族先民在高原上生息繁衍。研究证实，这些文化与我国中原地区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自吐蕃时期以来，青藏高原实现了统一，与中原文化建立了“亲如一家、亲上加亲”的亲密联系。[10]
3、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调查显示，青藏高原的文化呈现着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林区文化、渔乡文化等完整体系。[11]这些文化都有自己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节日文化、丧葬文化、婚嫁文化、娱乐文化、山水文化等民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形式独具特色。至今还保留着浓郁的古老品格和深沉的气息，也说明与周边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丝绸之路吐蕃道等交通枢纽，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便利。[12]
4、通过社会调查、文献研究等多种学术成果显示，青藏高原的居民以藏族为主体，还有其他兄弟民族，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这里有藏族文化、门巴族文化、珞巴族文化、纳西族文化、僜人文化、夏尔巴人文化，还有汉族文化、回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也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文化是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生存发展过程中保持和传承的，既有多元色彩，又有共同的酥油糌粑味。体现着各民族和谐相处、情同手足之情。[13]
5、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等形式对高原居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信仰进行的研究显示，由于青藏高原生存环境和条件的缘故，各种崇拜和宗教信仰同时并存。既有本土的苯教，又有从印度和内地传来的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藏传佛教内部也有多种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等。在有些教派内部又有多个支派，在支派里还有分支。各宗教和谐相处、各教派平等相处。20世纪50年代之前，藏传佛教在雪域高原的政治舞台和精神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历代中国中央王朝的强有力支持下，建立并长期维持了政教合一制度。[14]
6、通过对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和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从多方面展示了西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早在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创制了现行藏文，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苯教《大藏经》、完成了佛教《中华大藏经》（藏研版藏文对勘本）[15]、藏医藏药典籍和挂图、藏文档案等等；还开展了西藏所存梵文贝叶经整理和保护等项目，涉藏汉文档案等众多文献典籍的整理出版[16]。这些也是中国藏学给国际藏学研究和佛学研究奉献的一份厚礼！藏研中心现在正致力于国家重大项目《中华大典》（藏文卷）的整理出版工作。
7、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等多种形式，对民族文学进行广泛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如对传说、故事、民歌、成语等民间文学作品，以编纂“八大集成”等途径开展收集和研究[17]；对历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传记等，通过搜集、研究、教学等途径进行传承；把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国家工程，开展抢救整理和研究；[18]我们还广泛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申报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8、通过对各类艺术品的多方调查、广泛研究，为我们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打下良好基础。如对绘画艺术——唐卡、壁画、彩绘、装饰画等的研究，对造型艺术——泥塑、铸造、雕刻等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工艺技术得到保护和传承。青藏高原素有“歌舞海洋”之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音乐舞蹈，如锅庄舞、囊玛舞、热巴舞、踢踏舞、寺庙的羌木舞等丰富多彩；情歌、酒歌、牧歌、山歌、对歌、堆谐、协钦等高亢嘹亮；藏戏则是集歌舞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对它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然要求。[19]
9、通过民间调查和文献研究等形式，对体现藏族古代科学技术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建筑工艺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研究和保护。在藏医藏药方面，开展对文献、医技医法、药方、药材等的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多种词典。在天文历算方面，开展文献整理、学术研究和生产生活中的运用等工作，对高原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起到了重要的服务作用，在预报灾害方面也有积极表现。在建筑工艺方面，祖先留下的众多遗产被分别列入国家、自治区、县的保护对象名录；对于像布达拉宫、大昭寺、桑耶寺、萨迦寺、古格遗址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投入巨资进行了维修；传统工艺技术得到保护和传承。[20]
10、通过把西藏和藏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作为导向，开展对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宗教等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国家扶持与全国支援同自身造血功能建设的关系、发展教育事业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关系、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更多交流工具的关系、常驻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关系，等等进行深入研究。[21]总之，通过研究这样的课题，为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献计献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春天有说不完的故事，实现梦想还任重道远。 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只有改革，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改革给中国藏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各项改革措施将进一步深化、城镇化建设各项政策措施将逐步到位、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大步推进等等。毫无疑问，包括藏区在内的我国边疆和民族地区也将迎来新的改革、发展的大潮，这也毫无疑问地为中国藏学及藏学工作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难得机会。西部大开发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藏区发展稳定的总目标和任务，为中国藏学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现实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探索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处理好宗教信仰自由和依法管理、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继承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等等，尤其是如何建设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如何建设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仍然是摆在我国藏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而这些课题的完成过程，正是中国藏学为实现中国梦建功立业的绝好途径。
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对体制机制的挑战；二是对科研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挑战；三是对人才队伍的数量和素质的挑战；四是对思想观念和创新能力的挑战；五是对对外交流合作能力和水平的挑战。总之，机遇是历史性的，挑战也是历史性的。中国藏学必将沿着中国改革的前进方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创新的辉煌！
[1]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国第一部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学百科全书性质的综合性藏汉双解大型工具书。
[2]西藏社会科学院于1985年成立； 于1986年5月20日在北京成立，后在其下又增设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藏学杂志社等机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于1987年9月1日在北京成立；四川藏学研究所于1990年5月在成都成立；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的部分高等院校、科研和相关部门相继建立了50余个藏学研究机构。
[3]目前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员多达2000余名。
[4]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创办；西藏社会科学院于1981年创办了学术类期刊《西藏研究》；《中国藏学》于1988年2月15日创刊，目前出版汉、藏、英三种文版，为中国民族类的核心期刊之一，由 主管主办。2013年6月23日，43种藏学期刊的负责人和编辑，其中包括20种藏文类期刊和23种汉文类期刊，在拉萨成立了全国藏学期刊协调会。
[5]网络有中国藏学网、中国西藏网、西藏文化网、格萨尔研究网等，随着图书馆数字化发展，藏学类图书资料共享共用越来越便利。
[6] 1989年在成都召开了第一届，1991年在拉萨召开了第二届。
[7] 2000年西藏藏医学院与民族医学会、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共同承办。
[8]分别于1991年9月13—16日、1997年8月20—23日、2001年7月24—28日、2008年10月14—16日、2012年8月2—4日在北京召开。
[9]这方面的成果有马生林 ：《青藏高原生态变迁》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马丽华：《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50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姚檀栋：《青藏高原中部冰冻圈动态特征》［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等等。
[10]这方面的成果有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汉译本），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
[11]这方面的成果有格勒、刘一民、张建世、安才旦编著：《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南文渊：《藏族农耕文化及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M］，《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等等。
[12]这方面的成果有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J］，《中国藏学》2002年第３期；史丁：《唐蕃古道》［J］，《青海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等。
[13]陈庆英、丁守璞主编：《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熊文彬 ：《元代藏汉艺术交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14]这方面的成果有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班班多杰：《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J］，《历史研究》 2008年第6期；廖祖桂、陈庆英、周炜：《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J］，《中国藏学》 1995年第3期；拉巴次仁：《藏族苯教与纳西族东巴教之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阿旺嘉措：《民间苯教祭祀者“莱坞”名称来源考释》［J］，《中国藏学》2011年第3期；勘珠·贡确丹增：《宁玛派源流》［M］，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等。
[15] 《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选定以德格版为底本，以永乐版和纳塘版、卓尼版、理塘版、北京版、拉萨或雪版、库伦版为参校本，共108卷；《丹珠尔》选定以德格版为底本，卓尼版、那塘版、北京版为参校本，共124卷。至2011年5月已全部完成。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明信：《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哲蚌寺所藏古籍目录》［Z］，民族出版社，2004年，等等。
[17]这方面成果有萨班·贡嘎坚参著、王尧译：《萨迦格言》［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2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藏族文学小组编：《藏族民歌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毛继祖、朱刚编译：《藏族谚语选编》［C］，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宋兴富：《藏族民间谚语》［C］，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等等。
[18]从1983年开始，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连续三次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国家曾先后组织数百人的学术考察和科学研究队伍，持续数十年，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到目前为止，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本，约有100部。己正式出版的藏文本70余部，汉译本20多部。降边嘉措：《〈格萨尔〉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角巴东主：《格萨尔传疑难新论》［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19]宗者拉杰主编：《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M］，民族出版社，2002年；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雪康·索朗达杰：《西藏音乐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洛桑多吉、次多：《谈西藏藏戏艺术》［J］，《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刘志群：《中国藏戏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罗布江村、赵心愚等：《世界屋脊的面具文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嘉雍群培：《藏族文化艺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根秋登子：《藏族传统美术概论》［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熊文彬：《西藏江孜白居寺壁画风格及其画境追求》［A］，载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22卷（1997）；阿旺格桑：《藏族装饰图案艺术》［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等等。
[20]这方面的成果有措如·才朗：《四部医典大详解》［M］（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米玛：《藏医药史论》（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土登彭措：《藏医临床诊断》［M］，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等。
[21]这方面的成果有罗绒战堆、次仁央宗、达瓦次仁：《机会的供给与把握——构建和谐西藏的一个重要因素及相关经济学分析》［J］，《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马戎：《西藏自治区人口结构与变迁》［J］，《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靳薇：《西藏援建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A］，载《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M］，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等。
（作者：拉巴平措 摘自：《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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