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雄踞于世界之颠，更以其独特的人文传统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无论人们怀着何种心态和眼光来观察和感知这片神秘的雪域高原，她所展示出的无限风光，都远远不及其背后所隐藏的远古历史之谜那样充满魅力。人们是从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原？又是如何在至今仍被不少人视为“生命禁区”的高海拔地区生存下来？这里的文明发生和发展是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经历过相同的历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如何适应环境的？他们所创造出的文明是否具有独特的面貌和内涵？与高原周邻的人群、社会之间有过何等程度的交流往来？自古以来，汉族史家们以自己的书写方式记载了这片远离中原的高远之地，但唯有感叹其“本汉西羌之地也，种落莫知所出”。[1]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有赖于历史学、民族学、哲学、宗教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其中考古学的参与尤其重要。

西藏的考古工作主要由西方学者首开其端[2]，其中成就最大者以《西藏考古》一书的作者意大利人G·杜齐为其代表[3]。20世纪50年代以西藏和平解放为标志，西藏考古工作转由中国学者承担主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重要的进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间，西藏的考古事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国际考古学前沿性的领域之一[4]。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于西藏考古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使命，有必要加以思考和讨论。本文拟从西藏史前考古入手，对其中若干具有关键性的工作要点展开论述。

一、人类何时踏上西藏高原

人类何时开始步入西藏高原的拓殖史，从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关注话题。由于基于分子生物学的DNA考古的介入，全球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探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5]。在这一背景之下，目前关于西藏出现最早人类活动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是由美国考古学家亨廷顿（Brantingham）所提出的所谓“三级跳”理论，四川大学青年学者吕红亮对此观点进行过归纳总结，即“第一跳，在距今2.5—1.5万年前的末次盛冰期，活动范围很大的食物搜寻者( foragers) 开始‘漫游’(random walk) 到低于海拔3000米的草原地区，亦即聚集在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进行狩猎和采集；第二跳：在距今1.2—1.1万年的新仙女木事件之后，亦即末次盛冰期之后，食物种类扩大了的搜寻者开始在海拔3000—4000 米的地区建造固定的居所以供临时的、短期的和用于特殊目的的搜寻基地；第三跳：距今8千年左右的全新世大暖期，以驯养动物为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牧人为了寻找牧草开始全方位和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4000 米的高原地区”。[6]但显然，这个理论否定了认为西藏最早人类活动的年代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的观点，也与长期以来西藏虽然发现了“几乎遍布全境”的石器地点，却绝大部分采自地表，没有提供有准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存的现状有关[7]。但一部分中国学者坚信，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只是对其具体的年代还有不同推测，如童恩正估计约在距今5万年前[8]；黄慰文认为约在3.5万年前[9]。吕红亮也对这种“三级跳”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理论有着强烈的地域偏向，是基于青藏高原东北角一隅的有限考古材料得出的，忽视了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他认为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在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有广泛的湖泊和沼泽，形成了多样性的湿地生态景观，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场所，也为“狩猎采集者”提供了觅食的最佳地点。言下之意，在这个时间段内，早期人类已经有可能活动在青藏高原[10]。

最新的考古成果带来了一线新曙光。2017年3月17日，中国新闻网以《西藏首次发掘有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披露了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藏北高原发掘了一处原地埋藏的旧石器地点。据报道，这处地点名为尼阿木底，遗址分布东西约0.5公里、南北2公里，地表有大量打制石器散落。此次工作发掘出土有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其文化面貌独具特色，以石叶加工技术为主要特征，“据光释光年代数据测定，尼阿木底遗址年代距今至少约3万年，是人类演化与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时期……，既代表了该时期藏北高原可能处于温暖湿润的环境，也反映了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对高原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11]这个重要的信息有力地支持了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存在和人类至少在距今3万年左右已经活动在西藏高原的科学推测，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个发现也许不会仅仅是个孤例，长期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是否真正存在、人类又是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原的问题可望最终得到解决。

二、西藏高原农业文明的产生

人类在高原站稳脚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定居农业（即考古学界所称的“农业革命”“农业文明”“新石器时代革命”等表述）的产生，这是人类能否生存、拓植于高海拔地区至关紧要的一步。20世纪西藏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史前农业因素在内的考古遗址的发现[12]。有关这个过程的起源，吕红亮将其推定在大体距今6000—7000年左右，认为“随着青藏高原周边低地区域早期农业聚落的兴起与扩张，在青藏高原的周边区域的狩猎采集者可能接触到了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如栽培作物与驯养动物。适应于广袤多样的生态环境中，狩猎采集者、畜牧、游牧人群一方面据守自我边界，另外一方面也开始了密集的交往与互动，青藏高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3]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将要面临的是这样一些关键性的环节：首先，如果说西藏高原曾经有过一个以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业为代表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向农业转换？换言之，西藏高原的原始农业是否直接从这些生存在高原最早的人群中自发产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内部的动因和外部的环境条件又是什么？此外，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即西藏原始农业并非从旧石器时代的土著人群中产生，而是从周边的农业文明地带传播而来？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藏东卡若遗址，在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发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是粟，聚落中发现大量半地穴式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均作过处理，出土的陶器、石器与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也具有可比性。所以，卡若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变化，是否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4]这个推断如果成立，对于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不同来源及其与旧石器时代的连接、转换也将成为未来西藏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其次，是西藏原始农业起源过程中农作物的栽培和传播问题。从西藏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上看，目前所发现的农作物是否具备在高原自行培育的可能性尚待研究。虽然曾经有国外考古学家十分乐观地将这一地区也纳入到栽培作物的起源地之一，认为“黍稷类作物的栽培同水稻一样，可能是起源于高原广阔、河谷纵横的喜马拉雅山地区”，[15]但更多的学者却倾向于认为在藏东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在藏南昌果沟遗址中发现的青稞和粟都是外来物种被成功移植于西藏高原的例证[16]。至于这些农作物传入西藏高原的路径与方式，目前正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粟类作物从高原东部通过黄河流域传入西藏高原，并且一路西进抵达雅鲁藏布江河谷中流一带的这一推测，已经不断得到考古材料的佐证；但对于属于麦类作物的青稞又是如何进入到高原的路径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待于国际学术界从总体上对麦类作物从中亚传入中国这一大背景的认识脉络的不断清晰。

再次，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到，在如此广袤辽阔的西藏高原，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早期农业产生的内因、外因、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与推广、不同生产方式的应用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河谷平原、藏东高山峡谷地带、藏东南亚热带丛林地带、藏西高原河流宽谷地带在水土条件、气候环境都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只有一种农业起源模式可以概而论之。目前在西藏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小，还难以描绘出高原早期农业起源的“全景图”，但可以期待随着未来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一图景将会日趋清晰。

三、西藏的细石器传统

西藏高原的细石器遗存最早发现于藏北那曲镇以西的河岸地带，标本是一件扁楔状石核。其后自20世纪70年代初展开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活动、90年代以来开展的西藏自治区全境文物普查都相继发现了一批细石器地点。据不完全统计，西藏高原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已达上百余处、采取标本总数估计已达数千件[17]。但是，和西藏“旧石器地点”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具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细石器地点太少，长期以来研究工作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现有发现来看，西藏细石器的遗存形式有两大类：一是与磨制石器、打制石器、陶器及骨器等遗物共存，如昌都卡若、拉萨曲贡、昌果沟、加日塘等遗址；二是只见细石器或仅与打制石器共存而不见磨制石器、陶器及骨器等，后一类遗址在青藏高原最为普遍。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青藏高原最晚的细石器甚至可以晚到青铜时代，如青海湖畔的卡约文化石棺葬、乐都柳湾辛店墓、互助总寨齐家墓[18]、西藏阿里地区丁仲胡珠孜地点[19]。

童恩正先生最早敏锐地注意到：“西藏的细石器发现面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似乎是当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因素之一。这就使西藏史前文化的面貌，与中国南方其他各省有所区别。”[20]关于西藏细石器文化的来源与时代、文化谱系与传统，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其基本上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工艺的传统，一种观点认为不排除为西藏本土起源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藏的细石器可能存在不同的来源，藏北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藏南的细石器更接近华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尤其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吕红亮则根据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细石器进一步推测：“青藏高原的细石叶技术大约在距今1.4万年兴起，延续到距今3000年以降。……青藏高原的细石叶技术很可能自高原外部传入，而不是本地发明。……我们基本可判断，大体在更新世末期，携带有细石叶技术的现代人已经占据川西高原，他们完全可以由横断山区进入青藏高原。”[21]汤惠生也曾做出过类似的推测：“西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很可能由藏东进入藏区，然后沿雅鲁藏布江流域朝纵深发展。”[22]由此可见，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学术界对于西藏细石器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细化，但就目前资料而言，由于缺乏坚实的地层关系断代基础，要建立起西藏细石器总体的发展序列还有待进一步的工作。不过，至少可以形成这样一些初步的认识：第一，西藏细石器并不与单一的生业形态挂钩，在原始农业、游牧业、半农半牧等多种经济形态中均有发现；第二，基本可以排除其为本土产生的可能性，系从外部传入西藏高原；第三，其来源多样化，既有北方的影响，也有南方的渊源关系；第四，年代上下限幅度很大，从石器时代一直可到青铜时代甚至西藏的“早期金属时代”。

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早期金属时代”

所谓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是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西藏的考古发现还很难从石器时代之后明确划分出一个铜器时代，很多时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是铜器、铁器混杂，暂时只能概括地称其为“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上限约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下限约结束于公元6世纪吐蕃王朝兴起之前[23]。在如此宽泛的时代范围内来讨论西藏高原的“早期金属时代”，实际上只是划出了一个最为概括的时代范围，而并未能对这个时代内的金属生产制造水平、使用功能、社会意义等给出更多的诠释，这是因为当时的出土资料十分有限，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自拉萨曲贡遗址发现青铜镞、铁柄铜器之后，西藏出土的各类金属器物逐渐增多，我们对于这个时代范围内金属器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征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4]。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关注点：其一，从考古资料能否表明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早期的冶炼工业？要回答这个问题，曲贡遗址的考古发现十分重要，因为从遗址早期的地层中发掘出土了一枚青铜镞。发掘者注意到，从这枚青铜镞的形态上看，属于时代较早的铜镞，它应当是仿自扁平的骨镞的造型，和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玉镞的形态也很相似，表明铜镞当为本地铸造，不是远方的舶来品。此外，还因为铜镞为消耗品，以铜来铸造镞这种兵器，不仅表明铜镞用铜量有所保证，还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这枚青铜镞，是迄今为止在西藏所发现的早期金属器中年代最早的。据考古发掘报告，曲贡遗址早期地层的碳十四年代数据目前已测出6个，经树轮校正后，年代介于公元前1742年—前930年之间，除去一些明显偏晚的数据，可将曲贡遗址的年代定在距今3500年—3750年之间。但这可能还不是曲贡遗址最早的年代，估计它的年代上限或可再推到距今约4000前。发掘者认为，“那就可以进一步推测，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之际，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遗址先民已经开始步入青铜时代”。[25]这个推论因为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为依托，应当是较有说服力的。但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类似曲贡遗址出土青铜镞这样的发现，还仅仅是一个孤例，要证明西藏高原确实存在早期的冶炼工业，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关注和寻找西藏高原的早期冶炼工业遗址，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2004年，在拉萨市郊堆龙德庆县嘎冲村发现一处遗古址，先后两次在遗址中采集到陶片、石器、炼渣以及陶质的鼓风管等遗物[26]，这个发现对于认识西藏高原冶金技术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因而被评为2004年度的“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之一[27]。其后，李映福、哈比布等人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首先，遗址中采集到的“炼渣”，原来认为是“铁渣”，还采集到所谓的“铁块”，故原调查者将其年代大致比定在“吐蕃时期”。后续的研究鉴定表明，这些采集到的遗物均为青铜炼渣，从陶片表面粘附的炼渣粒表明，这些陶片与冶炼遗物可能为共存关系，这些陶片和伴出的打制石器与拉萨河谷的曲贡、邦嘎、昌果沟等处遗址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研究者由此推测，“冶炼遗物与陶片、石器的年代应是大体一致的，即距今3000年左右”。其次，遗址中采集到的“陶质鼓风管”，经研究者进行考古类型学的比较之后，认为与之类似的冶炼遗物以往曾在印度、泰国和我国西南的广西等地有过发现，因而西藏发现的这件陶质鼓风管可能和印度、东南亚、我国西南地区的早期冶炼技术之间有一定联系[28]。由于嘎冲村冶炼遗址目前尚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所依据的材料均为地表采集，所以上述研究意见还有待进一步的可靠资料来加以证明。不过，曲贡遗址和嘎冲遗址的发现至少提示我们注意，西藏高原在距今约4000至3000年之际，有可能已经诞生了早期的金属冶炼业。

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与周边文化的相互交流问题。笔者曾经分析比较过这个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发现它们和周边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在曲贡遗址晚期的石室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枚铁柄青铜镜，出土于晚期墓葬中的M203。曲贡遗址晚期墓葬的年代据考古报告为距今约2700年[29]，与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青铜镞年代相差约1000年，所以这枚铁柄铜镜的来源显然与青铜镞的来源有所不同。目前学术界通过对其形制、纹饰等分析，大多倾向于认为其来源应当是外来文化传播的产物，它不仅具有明显的中亚带柄铜镜的风格式样，同时又显示出与新疆、四川、云南等地青铜文化中的同类带柄铜镜诸多相似因素。[30]另一个例子是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的皮央格林塘墓地第4号墓出土的一件双圆饼首青铜剑（PGM6:4），剑柄的两端各有一呈涡状的圆饼形饰，内有同心圆纹线条，剑茎的格与剑首部位均饰有用连珠纹联缀而成的三角形纹饰，表面似乎还有鎏金，三角纹饰之外尚有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联珠纹。类似的青铜剑曾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青铜文化中均有过发现[31]，尤其与云南剑川鳌凤山[32]、滇西洱海地区的永胜金官区龙潭[33]、滇西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34]、云南陆良师古湾[35]、四川省盐源地区的墓葬[36]等处墓葬所出的青铜剑在形制和装饰风格上都十分相似，表明其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37]。

通过上述两个重要的例证，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到，早在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西藏高原各地（甚至是藏地极西）通过藏东横断山脉与四川西北、滇西北高原等族群之间，已经存在着某些交流渠道，或是通过冶金术的传播、或是通过器物之间的交换，都显示出我国西南山地和西藏高原之间，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已有密切的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所提出的在西藏雅鲁藏布江谷地与横断山脉谷地之间，从史前时代很可能已经开拓出文化交流与传播路线的这一假说，提供了更多的考古学证据[38]。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与北方草原和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是过去讨论较多的议题之一。其中包括童恩正先生注意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纹饰[39]，也包括吕红亮注意到西藏西部岩画与欧亚草原岩画传统之间的联系[40]，近年来仝涛等人对西藏西部出土黄金面具与欧亚文明关系的探讨等。[41]由于西藏高原十分辽阔，地理自然条件也各不相同，很可能其北部、西部与中亚和我国西域联系较为紧密；而其南部、东部地区则多受到来自我国横断山系河谷传来的文化因素影响，随着今后考古材料的增加，这一文化面貌形成的轮廓、主要的流通渠道及其形成的不同影响，都可望更为清晰。

五、如何认识西藏的“游牧文化”

早在1961年，前苏联学者罗列赫(N．Roerich)就曾指出：“在佛教的西藏旁边还有一个游牧民的西藏，即格萨尔王的西藏和牧民英雄史诗。”[42]无可否认，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起源甚早，其传统也流传久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认识西藏的游牧文化，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有新的视野。

首先需要廓清的认识误区，是将游牧与农耕“二元对立”的观点、非此即彼，而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并存、互为补充”。由于西藏地形特殊，北部、西部的羌塘高原和南部、东部的河谷地带在气候、降水、植被等诸多条件都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人们为了适应复杂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所采取的策略也绝不是单一型的。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情况更为常见。

所谓“游牧”，也绝非过去汉族史家笔下的“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固然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具有出色的移动能力，能够不断寻求和扩张可资利用的资源环境，利用草食性动物的习性进行“游牧”。但事实上，它们同样也有相对固定的聚居点，甚至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文明中心。如同专门研究畜牧与游牧经济的卡扎诺夫（Kazanov）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范围内真正纯粹的游牧经济是很少的，畜牧方式可以分为没有农业的纯游牧、以农业为补充并有全年季节性草场的半游牧，还有半定居游牧（大多数人定居，少数牧人在外放牧，他们或常年在外，或利用夏季草场），最后一种形式是定居饲养，它只是定居农业的一种补充形式[43]。根据迄今为止在西藏的考古发现，笔者曾提出至少可以划分出3种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聚落类型[44]：第一类是季节性的半定居式聚落。这类聚落与游牧民族冬季与夏季营地的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典型的例子是发现于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札达县丁东遗址，它是一处简单的冬季营地，有别于农耕民族的定居式聚落，是一种具有季节性的半定居式聚落。[45]第二类聚落是临时性营地。这类聚落一般仅供游牧民族短暂地过往停留，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地表上没有留下固定的建筑遗址，但却遗留有火灶、灰烬层、石器、陶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游牧生活的遗迹。这类聚落典型的例证是藏北地区当雄县羊八井镇桑萨乡隆多村发现的加日塘（“塘”在藏语中意为“平坝”）遗址。[46]第三类聚落是大型的城寨型聚落。这类聚落规模较为宏大，聚落形状也较为复杂，往往以地位突出而显著的中心建筑为核心，围绕分布有密集的一般中小型建筑、墓葬等遗存，具有不同级别的游牧部落首领统治中心的性质。最典型的例子，是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境内发现的卡尔东遗址（也有称为“穹隆银城”遗址），这处遗址规模宏大，遗址内发现有防御性建筑（防墙和堡垒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等类型[47]，如果结合在城下发现的大型石丘墓葬等因素推测，很可能是具有古代游牧部落“王庭”性质的大型遗址。

综上所述，我们对西藏的“游牧文化”，必须有全新的认识基点。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羽田明在《游牧民与都市》一文中便曾列举了历史上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回纥人等众多具有游牧民性质的族群营建大规模城与都邑的文献记载，来论证游牧民族同样具有定居化、都市化的“另一种性格”。[48]在与西藏高原相毗邻的中亚、北方草原、新疆、青海等地的考古工作中，游牧部族的过往留驻都曾留下十分丰富的遗存，而西藏“游牧文化”的性格如何、我们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来重构西藏游牧文化的发展历程、表现特征及其内在特质，将是西藏史前考古未来重大的面向之一。

六、关于西藏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

追溯有关这一领域的学术史传统，早年意大利学者杜齐在其《西藏考古》一书中，就曾注意到西藏史前文化中一批带有动物纹饰的青铜制品，如带钩、扣饰、小铃等，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认为它们都具有“神圣的含义”。对于墓葬中发现的饰珠，他也认为其“往往被看作具有特殊的神力及保护力的护身符”。他还首次提到西藏的“巨石遗迹”、墓葬和岩画对于理解西藏史前文化的意义[49]。此后，童恩正先生提出要关注“佛教传入以前西藏土著文化的遗留”，[50]汤惠生利用史前考古资料对原始文化中“二元逻辑”的讨论[51]，李永宪从陶器、人体装饰、石制器和青铜制品、岩画、大石建筑、动物纹样等方面撰写的《西藏原始艺术》一书，[52]更是基本上奠定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

考古学进入到人类精神领域研究，是当今学术潮流一个重要的指向。[53]随着西藏史前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与积累，今后的工作可以更加深入细致。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早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高原已经有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等原始宗教的痕迹反映在原始艺术中，例如卡若遗址中出土的兽形双体陶罐、拉萨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猕猴陶面、西藏各地岩画中出现的神秘图案等等，都可能与西藏史前时代人们的思想、知识、技术与宗教信仰相关[54]。西藏的本土信仰，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不断吸收来自中亚伊朗高原、古代波斯等地的文化因素。许多出土于敦煌苯教文献中所记载的丧葬仪轨，在西藏发现的史前时期墓葬中都有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如对死者遗体的处理、随葬品和动物殉祭都有独特的风俗[55]。近年来在西藏西部故如甲木、曲踏墓地中发现的黄金面具以及上面所凿刻的图案，更是揭开了西藏古老“象雄文明”古部族中的“豪酋”们对于黄金制品的尊崇[56]，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与地域传统，都很值得探究。

上述若干问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西藏史前考古仅仅局限于这些研究范畴，有些重大问题如区域性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涉及西藏文明起源的西藏史前社会的组织形态、生产、分配制度、消费与权力结构，以及西藏早期文明形成的基本模式、运动轨迹、生长机制、发展路径等问题，目前囿于考古材料的限制（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以来较大规模的聚落遗址、中心城市、高级别墓葬等的缺乏）还暂时无法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可以期待，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西藏考古能够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朝着这些学术目标努力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出现新的局面。

[1] 《旧唐书》［Z］卷196《吐蕃》［Z］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19页。

[2]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J］，《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3] ［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4]杨曦：《西藏考古60年（1951—2011年）》［A］，《西藏文物考古研究》［C］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5] N.J.Conard，M.Bolus，Radiocarbon dating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humans and timing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in Europe：new results and new challeng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Vol.44：3，2003，pp.331—371.

[6] P.Jeffrey Brantingham,Gao Xing，John W.Olsen，Ma Hai Zhou，David Rhode，Zhang Haiying and David B.Madsen，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in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B.V.El sevier，Amst erdam，2007,pp.129—150.

[7]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已发现石器地点128处，海拔高度最高者达到5200米，有关数据可参见《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56—73页。但这一统计数据没有加入近年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的各类石器地点。

[8]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9]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J］，《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75—83页。

[10]吕红亮：《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者》［A］，《藏学学刊》第11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11]http://news.163.com/17/0315/13.

[12]据统计，目前已经发现的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约150处，但大多数仍为石器采集地点，少量为聚落遗址，其中具有定居农业因素的遗址主要为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曲贡遗址（早期文化遗存）、加日塘遗存、邦嘎遗址、昌果沟遗址等处。参见杨曦：《西藏考古60年（1951—2011年）》［A］，国家文物局编：《中国考古60年（1949—2009）》［C］，文物出版社，2009年。

[13]吕红亮：《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者》，《藏学学刊》第1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1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5—156页。

[15] ［苏联］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A］，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

[1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3页；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51页；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J］，《考古》2001年第3期，第66—74页。

[17]吕红亮：《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者》，《藏学学刊》第1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18]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J］，《考古》1999年第5期，第44—54页。

[19]索朗旺堆主编：《阿里地区文物志》［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3页。

[20]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21]霍巍、王煜、吕红亮：《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0—82页。

[22]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第44—55页。

[23]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24]霍巍：《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J］，《考古学报》2014年第3期，第327—350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26]更堆：《西藏堆龙县嘎冲村调查发现一处古遗址》［M］，《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28日。

[27]中国文物报社编：《2004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Z］，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28]李映福、哈比布：《西藏堆龙德庆县嘎冲村遗址冶炼遗物的发现与初步研究》［A］，《藏学学刊》［C］（第10辑），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10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30]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J］，《考古》1994年第7期，第650—661页；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相关问题》［J］，《考古》1994年第7期，第642—649页；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J］，《考古》1997年第11期，第61—69页；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J］，《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3—8页；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释》［A］，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C］（第5辑），第33—4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仝涛：《三枚藏式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6辑，第137—14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31]参见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科学出版社，2007年。

[32]阚勇等：《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图二十：三。

[33]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J］，《云南文物》总第19期，1986年，图二：上。

[34]张新宁：《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J］，《考古》1983年第3期，图六：2。

[35]李保伦:《云南曲靖青铜文化初探》［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C］，第155页，图五：2，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36]刘泓、唐亮：《老龙头墓葬与盐源青铜器》［J］，《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第22—29页。

[37]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A］，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史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C］，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7—447页。

[38]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J］，《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霍巍：《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A］，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C］，第272—29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39]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40]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J］，《考古》2010年第10期，第940—949页。

[41]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J］，《考古》2015年第2期，第92—102页。

[42] G.N.Roerich，The Nomad Tribes of Tibet， The Countries and People of East (edited by Yu.Martin and V.A.Valskaya)， Translated from Russia by A．G.avrilov，and P.E.Kostyuk.Moscow：Nauka Publishing House，pp.238—243.

[43]转引自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J］，《考古》2004年第11期。

[44]霍巍：《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学探索》［J］，《考古》2013年第4期，第57—67页。

[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M］，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8—266页。

[46]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M］，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3—109页。

[47]有关这处遗址的正式考古调查材料尚待公布，早期披露的调查情况可参见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A］，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西藏西部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研究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C］，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0—34页。凡本文中涉及到的具体数据将以最后公布的正式考古报告为准，此处仅作参考。

[48] ［日］羽田明：《游牧民と都市——とくにトルコ族の定住民化·都市民化をめぐって》，松田寿男博士古稀纪念出版委员会编：《东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第394—401页。

[49] ［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1页。

[50]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51]汤惠生、田旭东：《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与史前考古艺术形象》［J］，《考古》2001年第5期，第48—59页。

[52]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53]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A］，收入其所著《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9页。

[54] 可参见霍巍、王煜、吕红亮：《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科学出版社，第六章“西藏高原史前墓葬与精神信仰”、第九章“西藏史前艺术”。

[55]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56] 霍巍：《“王侯”丝绸与黄金面罩：阿里高原象雄考古揭秘》［J］，《大众考古》2015年第1期。

（本文作者：霍巍，原载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