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藏学人的光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这一判断，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中国藏学人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新特征，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更好地履行“两个服务”的责任，提供了时代坐标和科学依据。

一、当代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当代中国藏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藏学。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创立的，具有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服务的鲜明政治特点。

1950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在四川成立。王其梅[1]担任主任，李安宅[2]、于式玉[3]、谢国安[4]、刘立千[5]、傅斯仲等一批著名藏学家为成员，为中央决策西藏工作提供了众多研究报告，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成为当代中国藏学的开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社会现状、历史沿革、语言文字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西藏和四省藏区民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主要立足于藏族社会现实研究的当代中国藏学学科体系逐步成形。

在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出版《藏汉大辞典》[6]，标志着藏学研究春天的到来。1986年，中央成立 （以下简称藏研中心），明确藏学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服务”的宗旨。当代中国藏学迎来了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局面。

60多年的实践证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藏学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藏学研究中去，是当代中国藏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思想保证。经过6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藏学始终与人民共命运，和时代同进步，成果丰硕，贡献巨大，令中国藏学人倍感自豪和骄傲。

（一）创立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藏学的家乡。藏学研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各民族对藏族社会的记录文献档案汗牛充栋。以汉、藏文历史记录为主，形成了以神学为指导的古代藏学。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藏学研究逐步脱离宗教神学范畴，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产生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藏学。

当代中国藏学产生后，广大藏学人继承老一辈藏学家的优良传统，吸收和运用当代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使藏学的学科领域更加广泛。今天的藏学已成为全方位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现实、未来发展的综合性学科。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学等一些原有的基础性学科的研究继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学术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研究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藏学领域的艺术、法律、教育、医药、历算、语言文字、考古、民俗、工艺技术、信息技术等学科应运而生，快速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藏学领域里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此外，近年来还相继出现了一些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他们在西藏及四省藏区的建设和稳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我国藏学研究体系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二）建立了数量众多的藏学机构和学术团体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藏学事业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藏学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出版机构、展示机构和各类文化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各类藏学机构100多个，藏学学术团体数十个。

如 是党和国家涉藏工作智库，是全国藏学的牵头协调单位，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学研究机构。目前，实有工作人员230名。有社会经济、历史、宗教、当代、藏医药5个研究所，有图书资料馆、西藏文化博物馆、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藏学杂志社、北京藏医院5个业务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有正高职称的31名，副高职称的34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边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机构，学科重点突出，研究方向专一，在一定的研究领域里特色鲜明。西藏社会科学院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社会科学院是各省区最权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专业队伍具有一定规模，研究范围较宽、涉及学科较多，机构设置较为完善。各个藏族聚居地区建立的一批藏学研究机构的特点是：专业队伍比较精干，研究活动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应用性，主要依托当地的地利条件和学术资源丰厚的优势，重点研究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历史、宗教等问题，在区域研究中具有突出的优势，为当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献计献策，是为当地党政部门服务的智囊和参谋。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和位于全国各地的高校有一大批藏学机构和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担负着培养藏学人才的重任。各地与藏学有关的出版社、杂志社、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藏医院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藏学机构。

在中央和各地党委政府的关心下，一批藏学学术文化团体近年来陆续出现。如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会、西藏自治区藏学学会、青海省藏学研究会、四川省藏学会、凉山藏学会、甘肃省藏学研究会、云南省民族学会藏学研究会，以及有关省区的藏语文研究会、《格萨尔》研究会、仓央嘉措研究会、藏医研究会、民族语文翻译协会，等等。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各藏学研究机构经常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论坛，开展合作研究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共同促进中国现代藏学事业的发展。

（三）形成了专业齐备和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经过多年积累和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具有较高的专业修养、梯队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目前，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5000人左右，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约占1／3。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民族院校开设了藏学专业，大量招收培养本科生，80年代中、后期，陆续招收藏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8年，西藏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西藏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空白。2013年，西藏大学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7年，西藏首批本土培养的藏族博士生毕业。从1987年至2017年，全国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其中硕士数千名，博士数百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藏学家取得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反映了当代中国藏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水平。为了鼓励我国藏学研究多出精品，设立了藏学界的最高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4年一届，由全国藏学界共同评审，2005年举办了首届评奖活动，至今已完成四届评审，一大批研究成果和著名藏学家获得奖励（参见下表）。

在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评审中，《藏汉大辞典》《西藏简明通史》《中华大藏经（藏研版）》《四部医典大详解》《西藏通史》等先后被评为特等奖；于道泉、王森、东噶·洛桑赤列、黄明信、木雅贡布、拉巴平措等31位藏学家被授予珠峰奖荣誉奖；200多项藏学研究成果分获一二三等奖。如，《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国藏族部落》《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族简史》《西藏历史地位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经济简史》《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丛书等等，它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都有所创新或具有独到的见解，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文、藏文、满文等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等重要成果200余种，其中不乏孤本、珍本或首次刊布。由 组织编辑的多卷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省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也已陆续出版，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准确而翔实的档案文献信息，使那些沉寂多年的学术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掘和利用。

藏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华大典·藏文卷》正在有序开展，其中《萨迦五祖文集》[7]已经出版，《历辈班禅文集》即将出版。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已收集到藏文古籍珍本400余部，一批珍稀藏文古籍陆续整理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批藏文古典名著和历史档案丛书。公开发行的藏文古籍已有上千种、500多万册。数百年来只有手抄本、木刻本，被禁锢、埋没的藏文典籍，第一次有了各种装帧精美的印刷版本。《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青史》《红史》《贤者喜宴》《萨迦世系谱》《多仁班智达传》《颇罗鼐传》《噶伦传》《喜饶嘉措文集》《萨班全集》《根敦群培著作》《布顿佛教史》等藏文古籍的出版，在国内外藏学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经中央批准、国家财政专项拨款2400万元支持的重大科研课题成果《西藏通史》（8卷13册，850多万字），于201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该书是以 科研人员为核心，组织协调全国近30家科研机构、94位专家学者，历时14年共同完成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汉藏文等多种文字的史料记载，对上起石器时代，下至2015年的西藏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用扎实的史料、充分的证据，雄辩地说明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开展了积极活跃的对外学术交流

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藏学界的对外交流日益活跃。我国藏学家经常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藏学家来到我国，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仅就 而言，共举办了6届北京国际藏学会，与美、英、日、韩、法、奥等20多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学者建立了联系并进行学术交流，每年都要接待百余名国外及港台学者。

我国藏学家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向国外同行、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介绍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介绍社会主义新西藏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包括西藏人权的进步与改善，有力地揭穿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谎言，充分发挥了“民间外交”的积极作用，推动了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二、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的地位和影响

西方现代藏学是19世纪初由当时的匈牙利学者乔玛创立的。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亚洲的侵略和争夺，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外藏学研究得到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藏学出现持续至今的研究热潮。国外藏学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挪威等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国外较为著名的与藏学相关的机构有50多家，专家学者约600人。主要有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州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法国科学院，德国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奥地利科学院、维也纳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日本的民族博物馆、龙谷大学等。1977年，以西方藏学学者为主，建立了国际藏学会，主办国际藏学研讨会。迄今为止，共举办了14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其中9届在欧洲举办。国际藏学界一直受到西方藏学学者主导。近年来，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加强，藏学事业的发展，研究水平的提高，国际藏学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化。

国外藏学研究是为政府或资助人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以美国为例，其大部分学术研究机构的资金都是来源于国家背景的基金会或国家政府机构，所以其研究成果与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下行，他们更加重视与我国的经贸合作，所谓“西藏问题”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藏学已经占领了国际藏学的制高点。在研究力量、经费投入、研究领域等诸多方面，我们在国际上已经遥遥领先。中国藏学已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国际藏学的跟跑，改革开放初期的并跑，变成为今天在多数领域的领跑状态。藏研中心的梵文贝叶经研究是一个代表性事例。

藏研中心早期的梵文贝叶经研究主要在资料收集和简单编目等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有关梵文贝叶经写本的实质性研究，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在2004年之前，并未有正式的成果发表和出版。

2004年，在开放战略和精品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藏研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签署了《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总协议》，正式展开了对西藏梵文贝叶经手写本的校勘研究工作，并出版了“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藏研中心与海外的合作研究不仅取得了科研和人才的双丰收，而且开创了合作研究双赢的新模式，同时扩大了藏研中心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在双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16卷23册，其中8卷11册是由中方学者参与或独立完成的，占近一半。如此一大批失传已久的梵文文献的校勘出版，在国际梵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该系列丛书被称为“黄金系列”，被认为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版的梵文原典中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丛书之一。德国莱比锡大学的Eli Franco教授特别强调这套丛书“对整个印度哲学研究，特别是佛教哲学研究有突破性的大变革”，开创了“佛教哲学研究的新纪元”。

从2010年开始，在加强国际合作研究的同时，藏研中心开展国内自主研究，成立了“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校勘研究”项目组。改变了此前由外国学者提出合作项目，并由他们设计课题，组织参与人员的被动局面。我们不仅独自开展有关写本项目研究，同时由我们自己设计课题项目，再邀请相关专家参与，这标志着藏研中心的梵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入中论》的校勘研究就是由中方学者提出，奥地利科学院学者参与的项目。所以即使在奥参与学者突然去世的情况下，仍能由中方学者继续研究下去，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已陆续发表在国内外的杂志上。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国外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机构和职位逐年减少，因此，选择学习梵学的学生以及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少，加上资料的匮乏等原因，许多国家的梵文贝叶经的研究逐渐走向衰微。现在仍然保持较好的研究势头的，只有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日本的创价大学、意大利那不列大学以及挪威奥斯陆大学等。而我国目前的梵文贝叶经研究正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前几年，国家拨专款给西藏进行梵文贝叶经的普查和保护，随后又成立了“西藏梵文贝叶经研究所”专门从事贝叶经的研究，同时创办了《西藏梵文贝叶经》专刊杂志。藏研中心不仅开设了“梵文贝叶经研究”的课题项目，校勘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以《中国藏学》英文版杂志为平台发表了许多梵文贝叶经的研究论文，得到国外学者的好评，备受关注。由藏研中心举办的北京国际藏学会，自2008年起，连续三届都专门组织了“梵文研究小组”，吸引了许多国际梵文界大咖与会，被认为是“世界梵文学的盛会”，特别是会后出版的《中国梵文写本研究》论文集被学界所青睐，认为是梵文界重量级的学术成果。由此可见，我们的梵文贝叶经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人类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西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正是我们中国藏学人文化自信的根源。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立足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在内的现实中国社会，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成果；我们拥有浩如烟海的藏学文献，具有深厚的藏学研究传统，汇聚了世界上最多的以藏汉民族为主体的藏学家。作为中国藏学人，在藏学领域没有丝毫理由妄自菲薄，理应牢固树立起充分的学术自信，理应主导国际藏学发展大势，理直气壮地推出藏学研究的中国理论、中国观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的时候，身在国外的人士往往先于我们看到中国藏学的优势。比如，藏研中心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对勘本），在海内外学界、宗教界引起极大反响。旅日藏族学者康噶·崔臣格桑教授曾说：“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完成这样伟大的文化工程，这在海外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完成。”到目前为止，我国有相对专业的藏学研究机构100多家，学者约5000人。而在国外，尚未有一家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主要的、知名的涉藏研究机构只有近30家，较为专业的藏学学者不过500人。中国学者随时可赴各藏区开展实地调研，这对外国学者是无法想象的。以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中国藏学珠峰论坛、全国藏学工作协调会、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评审会为平台的中国藏学重大活动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关注。中国作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的地位已确立，我们对此应当有充分的自信。

明确中国藏学所处的国际地位，强调树立中国藏学人的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否认和忽视当前中国藏学存在的问题，更不意味着我们回避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注意到，在我国藏学界，有的人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藏学研究中，存在厚古薄今、食古不化和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的现象；有的人对火热的藏族现实社会兴趣不浓，对藏族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缺乏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见不得藏族社会走向现代化，热衷于所谓“纯学术”，更有甚者，盲目迎合西方偏好；有的学者热衷于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抢夺资源，瓜分利益；有的机构满足于自我封闭，跟不上时代发展，打不开交流局面；有的学术团体热衷于学术市场化，等等。这一切，严重影响着中国藏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损害着中国藏学人的良好声誉。

三、新时代中国藏学人的使命

（一）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郑重向全世界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光明未来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既同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一脉相承，又有新的特点，党的执政方式和基本方略有重大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有重大转变，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变得更高了。二是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新的与时俱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三是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四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依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但更要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要注重抓全面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新时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来的，不是历史学上时代划分的概念。用新时代界定当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二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三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大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一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二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三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二）始终坚持“两个服务”的政治方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代中国藏学具有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 成立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到会祝贺时，特别提到：藏学研究要面向四化，无论对藏族历史的探讨和现实的阐述，都应时刻想到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友谊和团结服务，为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要求切实把涉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并指出要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国藏学人承担着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新时代西藏及四省藏区工作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这是党的十九大的灵魂，是党的十九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最重要的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高度成熟、高度自信，反映了全党共同意志和全社会共同意愿。作出这种概括，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全体中国藏学人，把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放在学习的首位，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中国藏学人要深刻理解中央的战略部署，在科研和各项工作中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样才能出一流的成果，发挥好党和国家涉藏智库作用。

（三）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当代中国藏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为党和国家推进西藏及四省藏区工作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要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与时俱进，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中央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特别是西藏及四省藏区工作的一系列精神，用这些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通过学习，树立“四个自信”。要学习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涉藏领域的新情况，新变化。要学习自己的专业业务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四）认真聚焦新时代中国藏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1、深入研究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社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依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在西藏表现得更为突出。如，2016年西藏农牧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5.4%；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9%。可以看到，西藏既有和内地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有自身内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指出，我们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要求，这也为我们全体中国藏学人未来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要求我们今后要聚焦脱贫攻坚、聚焦教育、医疗等民生改善的问题，确保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西藏和四省藏区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

2、深入研究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宗教工作，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好“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西藏和四省藏区共有3579座寺庙，寺庙和藏传佛教成为境外势力、达赖集团渗透的一个重点，他们往往通过寺庙影响一些僧人，然后影响社会稳定，西藏社会几次重大的不稳定事件都是从寺庙开始的。所以对藏传佛教寺庙管不管得住，能不能管理好，这是关系到藏区能不能稳得住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藏学人要加强对藏传佛教工作的研究，在推动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传统、推动寺庙依法管理、民主管理、社会管理相结合，支持藏传佛教教义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阐释等方面下功夫。

3、深入研究涉藏反分裂斗争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到西藏及四省藏区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我们藏学人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形势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入“后达赖时期”，达赖集团坚持分裂主张的本质没有变，其策略在不断调整，欺骗性增强，给我涉藏斗争和藏区维稳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危害性不可低估。我们要深入研究如何应对达赖转世、中间道路等问题，把困难、问题想得多一些、复杂一些，为中央切实解决西藏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4、深入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当前，在西藏和四省藏区思想领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有人宣扬所谓“西藏文化源头印度说”“汉族中国与藏族西藏并立说”“蒙藏关系特殊说”，甚至极少数人接受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宣扬的所谓“中国侵略西藏说”“中国殖民西藏说”等。要清除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要求我们藏学人必须从史实和史料入手，加强正确的历史观的研究，正本溯源，抓好成果转化，通过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民族观，消除达赖集团分裂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5、深入研究保护、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问题

藏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保护，仅藏研中心中央就先后投入巨资，支持完成了《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对勘，完成了《西藏通史》等一大批文化巨著。我们藏学人要坚持树立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意识，深入挖掘藏族传统文化在古籍文献、藏医药、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丰富遗产，通过研究加强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推动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扩大文化影响力，促进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共同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

6、深入研究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长期以来，西藏和四省藏区基层组织政权存在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党组织结构、制度、思想、作风上存在不足的问题。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夯实基础”就是我们研究西藏及四省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指向，要深入分析西藏和四省藏区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矛盾，研究解决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确实发挥基层政权的应有作用，把广大农牧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以团结协作精神形成藏学事业发展的合力

由于我国的藏学机构很多，互不统属，缺乏组织协调，不利于各方面资源的有效整合，影响藏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中央第五次和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要求，藏研中心决心加强与兄弟单位的沟通，协调全国的藏学研究工作，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强化合作意识 藏研中心将广泛搜集信息，认真研究，向全国藏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发布中国藏学研究指南。在条件成熟时，牵头组织各藏学研究机构研究提出涉及西藏与四省藏区发展稳定和藏学学科发展的现实应用和基础性重大科研课题，制订全国藏学研究课题规划，利用课题合作、课题招标等形式，协调全国藏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们统一开展研究。

2、发挥平台作用 利用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藏学研究珠峰论坛、全国藏学工作协调会、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等学术和工作平台，充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做好协调工作。发挥现代通讯技术，利用中国藏学网、中国藏文学术期刊网等网络信息平台，牵头做好藏学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工作。逐步实现全国各藏学研究机构之间网络联结，信息资料共享，互通有无。

3、加强人才培养力度 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各藏学研究机构合作培养藏学人才的力度，继续举办全国藏学机构联络员培训班，开好每年一次的藏学期刊协调会和藏医药高级研修班，培养出更多杰出的藏学人才。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王其梅（1914—1967）：字时英，号魁伯，湖南省桃源县人。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 李安宅（1900—1985）：字仁斋，笔名任责，河北省迁安县人。著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藏区的学者之一。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研究会顾问等。主要著作（含译著）包括：《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美学》《意义学》《边疆社会工作》《社会学论文集》《交感巫术的心理学》《巫术与语言》《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知识社会学》《两性社会学》。

[3] 于式玉（1904—1969）：山东省临淄县人。社会学、人类学家。先后于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师范学院任教授。

[4] 谢国安（1887—1966）：藏文名多吉卓巴。四川省甘孜县人。藏学家，是我国最早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之一。1926年与孔贝(C．A．Combe)合作(谢国安口述，孔贝笔录)，在伦敦出版英文专著《藏人论藏》(A Tibetan on Tibet)。先后任教于打箭炉的国立师范学校和康定师范学校，后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与任乃强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康藏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

[5] 刘立千（1910—2008）：1944年起进入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从事藏族宗教、历史研究工作，1949年开始在西藏军区编委会从事编译工作，1956年到北京，先后在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室领导职务。主要译作包括《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米拉日巴传》《土观宗派源流》《卫藏道场胜迹志》《印藏佛教史》《格萨尔传·天界篇》等。

[6]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收录词语5.3万余条，是我国第一部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学百科全书性质的综合性藏汉双解大型工具书。

[7] 《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委员会编：《萨迦五祖文集》［C］（25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