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特点及意义

导   言

“汉藏语”这一术语有三种含义，一是“汉藏语系”的简称，二是泛指汉藏语系范围内的语言，第三是专指汉语和藏语。本文中的“汉藏语”多数情况下是指汉语和藏语，而在部分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汉藏语系内的语言。汉语和藏语是汉藏语系中最重要的两种语言。汉藏语系的假设，自提出的那天起就吸引了无数学者为之苦苦求索证据。汉藏语比较研究一直是藏语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10年来，我国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涉及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理论探索研究等多个层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一是对具体词的考证更为细致入微，有些文章甚至从词族角度对具有一系列语义特征的词进行群体考证；二是从语法关系层面对汉藏语系语法现象的同源属性进行研究；三是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出现了以汉藏语研究为宗旨的专业刊物；四是建立了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的数据库以及数据检索软件平台。在众多关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论著中，语音和词汇比较研究的成果占据很大比重，语法形态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而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以及汉藏语历史类型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同源词研究

我国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直有着重视语音和词汇比较的传统，不同语言之间有无同源词以及同源词数目的多少，尤其是基本词汇同源词的比例，在确定语言亲属关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源词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重中之重，汉语和藏语之间的关系词，究竟是同源关系还是借代关系，能够确定的可靠的同源词究竟有多少，这是确定汉语和藏语亲属关系时必须弄清楚的问题，研究汉藏语同源词的意义就在于此。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反响强烈，该系列丛书共4册（至2009年已出版3册[1]），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对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的最高成就。尤其是《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汇集了国内外汉藏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汉语音韵研究概述、上古汉语声母、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都有详尽论述。而在《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之《汉藏语同源词初探》一文中，邢公畹共讨论了27个韵部，131个汉语和侗台、苗瑶、藏缅等亲属语言的同源字，涉及了数百个相关的语义项，通过语义比较研究来证明同源关系。语义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说明我国的汉藏语比较研究已经呈现出了自身的研究特色，该方法的使用对我国汉藏语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标志着汉藏语同源词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涉及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研究的专著还有吴安其的《汉藏语同源研究》[2]和施向东的《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等。吴安其在著述中除侧重核心词的比较研究和构拟词汇的原始面貌外，还利用比较丰富的考古资料论证了原始汉藏语群体的分布和源流关系，使汉藏语群体的人类学渊源向上推进了一个时期。施向东在其著作中对汉藏语同源体系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并列出了1000余对汉藏同源词，进而从汉藏语比较的角度研究上古汉语声母、介音、韵尾以及语义、语法等方面的问题，这对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在过去的10年中，关于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的论文很多，主要集中在核心词的比较研究和对具体词义的考证方面。代表性的有：黄树先、郑春兰的《试论汉藏语系核心词比较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蓝庆元的《汉藏语“胞衣”的同源关系》（《民族语文》2007年第2期）、李旭练的《关于汉藏语的几个核心词》（《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覃勤的《汉藏语系的“火”》（《语言研究》2002年第S1期）、冯蒸的《藏文sdob与汉语“辍”》（《民族语文》2007年第1期）、江荻的《汉藏语“冰雪”类词的音变及关系溯源》（《民族语文》2007年第6期）、郑伟的《汉语和藏语的“来”》（《民族语文》2007年第2期）、叶晓锋的《汉藏语中的“眉毛”》（《民族语文》2009年第6期）、谭晓平的《汉藏语系的“狗”》（《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等。总体上讲上述研究对具体词汇音义的比较研究更加精细，有些论述甚至对具有一系列语义特征的词进行群体考证，并对与之相应的文化背景信息进行挖掘，从而证明相关词语之间的同源关系，这是最近10年来汉藏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词表的确定和同源词的确定原则，是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研究工作中的关键。江荻的《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和黄行的《确定汉藏语同源词的几个原则》（《民族语文》2000年第4期），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对同源词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前文认为历史比较词表分级应采用词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对立方法以及语义、词法、句法、语用等语言学标记与无标记对立方法区分一、 二级词项；后文对汉藏语比较研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的概率论原则、同源词的语值变异和集合原则、构拟的非线性原则和构拟无标记项优先原则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上述研究成果对学者们从事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二、语音比较研究

我国的汉藏语比较研究一直有着重视寻找语音对应规律的传统。语音对应规律和词汇意义的研究，是汉藏语同源词或关系词比较研究不能分割的两个方面。语音对应的比较研究以词汇意义的分析为基础，而词汇意义的研究又以语音形式及语音对应规律为手段。近年来，学者们愈加注重对汉藏语辅音和元音系统的比较研究。关于辅音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龚煌城的《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语带r与 l复声母的构拟》[3]、《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的词头问题》[4]、薛才德的《藏文前加字*ɦ和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置辅音》（《民族语文》2001年第1期）、沙加尔、谷峰等的《中古汉语发音方法类型的来源——透过苗瑶与汉藏语看上古汉语的鼻冠音声母》（《南开语言学刊》2006年第2期）、吴安其的《汉藏语的送气塞音》（《民族语文》2001年第4期）、潘悟云的《藏文的ɕ与ʑ》 等。

关于元音以及韵尾方面的比较研究主要有：龚煌城的《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以及原始藏缅语的韵母演变》[5]、郑张尚芳的《〈唐蕃会盟碑〉藏汉对音里下附小阿‘ɦ’的语音意义》（《民族语文》2001年第1期）和《汉语藏语古元音三角韵字在苗瑶、侗台语言的对应》（《南开语言学刊》2008年第1期）、徐世梁的《藏语和上古汉语中与щ元音相关的音变过程比较》（《语言科学》2009年第2期）等。此外还有金理新的《汉藏语的语音对应与语音相似》（《民族语文》2001年第3期）、施向东的《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再议》（《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等。

总体上讲，关于汉藏语语音比较研究的成果尽管在数量上来讲不是很多，但质量都很高，尤其是龚煌城先生的比较研究自成体系，堪称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典范。

三、语法比较研究

伴随着汉藏语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学者们运用新的理论框架或研究手段来探索汉藏语语法的比较研究。词类研究是语法分析的重要内容，对汉藏语词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量词、动词、介词等词类上，其他词类的研究十分薄弱。

汉藏语系中拷贝型量词被通用的个体量词代替是量词语法化过程完成的标志，表明汉藏语系名量词发展的成熟。李宇明的《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和蒋颖的《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类型学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二文是最近10年来汉藏语量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李文对汉藏语系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构拟，蒋文对汉藏语系名量词产生的类型学动因进行了研究，两篇论文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内对汉藏语系语言量词相关专题研究的新进展。

动词是句法结构的核心，但近10年来涉及汉藏语动词的研究成果反而不多。用词缀表使动意义是原始汉藏语动词的一个特点，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向柏霖的《嘉戎语、藏语及上古汉语的-s后缀》（《民族语文》2003年第 1期）、金理新的《汉藏语的使役动词后缀*-d》（《民族语文》2004年第2期）、梅祖麟的《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再论原始汉藏语*S-前缀的使动化构词功用》（《民族语文》2008年第3期）。

关于介词的研究成果很少，有梅祖麟的《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中国语文》2004年第 4期）一篇，梅氏认为甲骨文的动词“于”（往也）在藏缅语里有同源词，上古汉语的动词“于”是共同汉藏语传下来的。

王志敬的《论藏汉语同源持续体标记》（《语言研究》2007年第3期）和《藏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与发生学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两文，比较了甲骨文、敦煌古藏文、现代汉语、现代藏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实词词类与句法成分对应关系的异同，认为古今藏汉语的词类与句法对应关系充分说明了藏汉语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

语法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弱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者们对上古汉语语法形态的研究还很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汉藏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对原始汉藏语语音的构拟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这些都是影响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有效展开的因素。近年来，对汉藏语系语言的对比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就某一专题在汉藏语系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6]，其中对藏语的个别语法现象也有涉及，但并未将藏语和汉语语法现象作为比较的重点，故本文在此未涉及这类研究成果。

四、理论与方法探索

语系是从发生学角度研究语言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设，“汉藏语系”这一概念是仿效“印欧语系”，主要根据地域的、类型的特点用类比的方法提出来的。正如张焜所说：“印欧语发生学关系的建立，鼓励人们去设想印度北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北部和中国（包括西藏）的一些语言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这些语言被认为是‘汉藏语系’。”[7]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至今已走过近200年的历程，鉴于历史比较这一研究方法最初是从印欧语系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在用于汉藏语系语言研究时，必然会“水土不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随着大量汉藏语语言材料的刊布和学者们对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深入，探索符合我国汉藏语特点和研究需要的新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一直是学术界的前沿课题。由于汉藏语系的内涵和外延在学术界至今存在不同观点，为了寻找适合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证可能存在的同源关系，学者们纷纷尝试使用新的研究方法。邢公畹提出了深层语义对应[8]比较法，陈保亚提出了核心词有阶分析[9]的比较法，而丁邦新在《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10]一文中，则讨论了当前汉藏语比较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同时提出要检验汉藏语系语言的同源关系，就一定要注意语音的对当数量，并将语音对当与基本词汇结合进行研究，同时还要注意汉藏语言间的构词法和语法的研究。龚煌城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11]和《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汉藏语比较研究》[12]二文中，对具体的语言研究以及理论问题都有论及。龚煌城主张要正确认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挖掘汉藏语言内部的个别同源词，并结合语言的演变以及原始汉藏语族群的文化状况等诸多因素对汉藏语进行研究，唯有严格依据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才可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龚煌城和丁邦新对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论述对当前的汉藏语比较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江荻在《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13]一书中将非线性科学和系统论的观念与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相结合，提出语言系统演化理论，阐述了汉藏语言元音、辅音、声调等多种基本演化原理，是全面讨论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一部著作。孙宏开在多年从事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14]的命题，涉及包括音节结构类型、语法结构类型、语序类型以及语义分化等诸多专题研究，为探索论证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戴庆厦的《汉藏语研究的一些思考》（《南开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瞿霭堂、劲松的《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等都从理论高度对汉藏语研究进行了讨论。

谱系结构是从发生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而类型学则研究语言的普遍规律，前者如陈保亚、何方的《略说汉藏语系的基本谱系结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后者如刘丹青的《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陈保亚根据语音对应语素的有阶分布，认为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苗瑶三个语族，苗瑶语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化出来，然后汉语和藏缅语分开，但还不能证实汉语和南岛语、侗台语、南亚语有同源关系。刘丹青以语序类型学理论为依据，结合汉藏语讨论了SOV、SVO、VSO语序的类型，介词的类型，连词的类型，领属定语，形容词定语与关系从句、指称类“定语”等问题。戴庆厦、李洁的《汉藏语被动句的类型学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从发生学和类型学角度对汉藏语句子结构以及结构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

四音格词是汉藏语的一个重要特征，相关成果有戴庆厦、孙艳的《四音格词在汉藏语研究中的价值》（《汉语学习》2003年第6期）和吴东海的《汉藏语系四音格产生的必然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戴文通过汉藏语比较指出四音格词在历史比较、类型学研究上的价值，吴文认为汉藏语系语言的四音格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各语言四音格的产生都是较晚的事情，汉藏语言词汇经历了从单音节到双音节再到四音节的发展过程，四音格词的产生是汉藏语系语言词汇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五、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数据库建设——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创新发展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数据库[15]建设以及检索软件的研制和投入使用，是汉藏语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发展。该数据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荻教授历时5年主持设计并完成，建立了汉藏语系以及相关语言的词汇、语音数据库，使汉藏语研究者能够方便地进行语言描写和比较研究。该数据库包括有汉语古音构拟和汉语方言、藏缅语族语言、侗台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南岛语族语言、孟高棉语族语言等近400种语言和方言的计算机词汇语音数据库检索系统和数十种重要语言的词典库，为进一步开展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数据库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对我国汉藏语系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6]。首先，数据库所列词表和相关语言的语音系统，帮助学者了解汉藏语以及东亚语言的语音和词汇特点。其次，数据库的词表所选语言点是根据语言学界已知发生学关系排列的，也就是说同一语族、同一语支的语言排列在一起，研究者可以根据个人的研究需要选择所需的比较对象，开展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数据库里录入了一批词典，学者们可以通过数据库的检索系统进行深入的词族研究。汉语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过长期的接触，汉语的结构在许多方面留下了民族语的痕迹，数据库所涵纳的各种语言资料肯定会对研究汉语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因此说该数据库对于原始汉语构拟的研究意义非同寻常。如今，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利用这个数据库资料开展专业领域的研究。

正是由于数据库建设的成功，对于汉藏语言关系的计量研究才得以实现。黄行的《汉藏语关系的计量分析》[17]一文，在数据库基本资料和标记的基础上用计算机进行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这是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进步。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比较，黄文在对语言的同源关系和语音对应关系作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定量的统计分析，以求得更科学的结论，进一步检验定性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汉藏语同源词数据库的建成和使用以及计量统计研究，使得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从原始的手工操作阶段，跨越到现代化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时代。该成果对于我国汉藏语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创举，是汉藏语研究的创新发展，标志着汉藏语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近10年来汉藏语研究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汉藏语同源词数据库的建成和使用，还体现在创立了汉藏语研究的专门刊物《汉藏语学报》[18]，该刊的创立发行，为国内外汉藏语学界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其学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六、汉藏语研究的意义

语言类型学研究存在着对汉藏语系语言事实重视不够的弱点，导致所提取的有些参数和规则不能概括汉藏语系的语言事实，比如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声调、韵律、语音和谐、词类划分、语序等诸多语言现象都未被很好认识。随着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对语言事实的不断挖掘以及各个专题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将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汉藏语系语言一些特有的现象对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其间蕴藏着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该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知态度，记载着该语言使用者的历史、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等。透过语言层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的不同，又必然反映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次上。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系统，因此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不仅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汉语史、民族语言研究史、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和宗教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比如：邢公畹在《原始汉藏人的宗教与原始汉藏语》（《中国语文》200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汉族、藏缅族、侗台族和苗瑶族的风俗中都有一些原始巫教的遗迹，并根据这4种语言中义为“巫”的词都能在语音上互相对应，推论出该词源于一种叫做“原始汉藏语”的极古老的语言。当然，对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意义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耿振生在《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中就曾对汉藏比较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目前的汉藏语比较研究对于汉语上古音的证明作用有限。

近10年来我国汉藏语比较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进步不仅体现在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数量大、质量高，还体现在研究手段的创新以及数据库的开发建设等方面。汉藏语系有近80多种语言，其语言数量的丰富性和语言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目前来看，汉藏语比较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语言各个层面研究的不平衡，词汇层面的研究成果多，语法以及理论探讨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比较少，这可能与学者们的专业背景和研究兴趣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人才队伍萎缩、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逐渐边缘化等原因，希望这种现状能引起学界关注。

我们认为，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回顾有助于了解当前汉藏语研究现状，把握中国藏语文研究发展的动向，对今后的藏语文研究工作起指导和借鉴作用。鉴于汉藏语比较研究所涉及刊物广，本文所论难免挂一漏万，还请学界同仁见谅。

参考文献[19]：

1、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M］（一—三），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2001、2004年。

2、戴昭铭、［美］J.A.马提索夫主编：《汉藏语研究四十年》［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3、冯蒸：《汉藏语比较语言学重要论著述评与初步研究》［J］，《汉字文化》2009年第1期。

4、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M］，台北：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5、龚煌城、梅祖麟：《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J］，《语言暨语言学》，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06年。

6、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7、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M］，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

8、金理新：《上古汉语形态》［M］，黄山书社，2006年。

9、黄布凡：《藏语藏缅语论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10、胡坦：《藏语研究文论》［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11、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12、张军：《汉藏语系语言判断句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5、蒋颖：《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年。

16、李洁：《汉藏语系语言被动句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8年。

17、吴安其：《汉藏语同源词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汪大年：《缅甸语与汉藏语系比较研究》［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

19、薛才德：《汉藏语同源字研究——语义比较法的证明》［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薛才德：《汉藏语言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22、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J］，《南开语言学刊》［C］（第2期），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23、郑张尚芳：《谈音义关联的平行词系比较法》［J］，《民族语文》2004年第1期。

本文所收成果仅限于首次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再版的论著不作涉及。

[1]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M］（一—三），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2001、2004年。

[2]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3]该文原刊于《台大文史哲学报》，2001年，又载《汉藏语研究论文集》［C］，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4]该文原刊于《语言暨语言学》，2000年，又载《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5]该文原发于“中研院第三届汉学会议”（语言组），2000年，后载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6]相关的研究成果见文末的“参考文献”。

[7]张焜：《藏语在汉藏语系语言学中的作用》，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1份。

[8] 《说“深层对应”》［J］，《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

[9]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三）》，2004年。

[10]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11]载《语言暨语言学》，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06年。

[12]载《语言学论丛》［C］（第3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13]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M］，民族出版社，2002年。

[14]孙宏开的《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民族语文》2001年第1 期）、《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汉藏语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等都是从语言类型角度对汉藏语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15] 《汉藏语数据库检索软件研制报告》［A］，参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三）》，2004年。

[16]孙宏开：《同源词研究：汉藏语系各族群渊源关系的“密钥”》［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11年9月1日。

[17] 《汉藏语言关系的计量分析》，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三）》，2004年7月。

[18]该学报创立于2007年9月，由戴庆厦教授任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承办，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

[19]此参考文献仅涉及代表性论著以及脚注中未标注的重要论文，汉藏语比较研究论文数量巨大，因篇幅所限，部分成果在脚注中已经标注，恕在此不一并列出。

（作者：尹蔚彬    摘自：《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