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纪念导师李有义九十诞辰有感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在一个历史上被称为“化外之域”的偏僻藏族牧区报名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于第二年春天被录取进入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中文班。然而我在大学的椅子还没坐热，全国招考研究生的工作又开始了。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研究生为何物及什么是藏学等，我还是在周围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大胆地报了名。就在成都报名的那天，我第一次听到“李有义”这个名字。万万没有想到，从那时起到现在长达25年，我与李有义导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十多年来，在感情上我与李有义教授亲如父子，迄今他的孩子们叫我“格勒哥哥”，他的外孙叫我“格勒舅舅”，尽管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在事业上我们相互鼓励，共同为中国藏学的繁荣、发展而奔波。198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虽然他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讲学并定居至今，但我们之间书信和电话联系从未间断，他每次回国都要到 ，并到我家看望我和我的家人。我每次应邀去美国访问或讲学，都要去他家。1989年我第一次应邀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课，在没有租到自己的住房之前，整整半个月住在他家。他待我亲如子女，每天早晨，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李先生已经在厨房为我做好早餐。每次饭后我们师生二人一起散步，一起探讨我的讲稿“Ethnic Minority of China”《中国的少数民族》。他向我传授在国外讲课的经验，令我备受鼓舞。2001年他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抽空与师母一起到我家，对我的全家更是关怀备至。更令人惊喜的是，他虽年高九十，但心态年轻，无论是师生团聚，还是贵宾临门，都能滔滔不绝，精力充沛。在这种情况下我冒昧地提出了征集和出版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的建议，他不但欣然答应，而且回美国后，不到一年内，竟然亲自写出了洋洋近十万字的自述!此时此刻，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默默地祝愿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导师健康、长寿，当一位百岁老人!

一、藏学研究与藏语文学习

1977年，李有义导师从全国18位考生中，看中并录取我这个历史学、藏学、民族学基础知识浅薄的藏族学生为他的研究生，并一直把我当作重点培养对象，我相信他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因为他一贯主张，从事藏学研究必须培养藏族学者，必须汉藏学者结合，必须学习藏语文知识。在李有义导师看来，研究藏学如果不学藏语文，不与藏族学者相结合，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藏族社会文化。我记得我们入学后，他首先邀请民族大学的庄晶老师为我和我的两个师兄翟胜德(汉)和祝启源(汉)教藏文，同时又邀请了我国著名的藏族藏学家东嘎·洛桑赤烈单独为我开设古藏文文献课，指导我阅读古藏文。说实话，东嘎教授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都很忙，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接受我这个研究生单独授课，谈何容易。为了使他愿意收我这个学生，李先生亲自带我去登门拜见东嘎教授，而且还委托民族大学扎西旺都老师说服东嘎教授。经过一番交谈和面试，东嘎先生欣然接受了我这个来自康巴不懂拉萨口语的藏族学生。我的古藏文课就这样开始了。说是上课，其实就是阅读辅导，他指定我阅读一些古藏文文献，有了问题就找他，教室就是他的宿舍或紫竹院公园。在公园散步时，他常讲一些藏族古代历史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回答我提的问题。这样的教学方法，令我兴趣盎然。李有义教授之所以如此重视我们学习藏语文，我想是从藏学研究的历史和客观需要出发的。正如他本人所言：“西方的藏学首先是从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开始的，因为要研究一个民族首先你就得懂他的语言，否则你就无法接近他和了解他。”更何况藏族有可信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6世纪算起，长达一千四百多年。在我国各民族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次于汉族，居第二位。积累记录藏族历史文化的藏文史籍浩如烟海，其内容除了宗教，还有历史、哲学、医学、艺术等。当我们今天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如此陶醉之时，或如此多的人试图征得藏族古老文明的底蕴之时，若不懂得藏语文，何谓藏学研究?有些学者对学习藏语文在藏学研究中的地位不屑一顾，论文照写，专著照出，教授照当，并为此而进行的辩解已绕耳多年。然而谁都明白，离开藏文史料和藏语文，藏学专家又立足何处?如果没有整理、翻译和出版藏文古籍，藏学论著的论据从何而来?不言而喻，学习藏语文，利用藏文古籍是我们中国藏学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今后繁荣、发展的基础。同样它是一个真正的藏学家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西藏在中国，四百多万藏族人民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的藏学研究如果不学藏语文，不利用藏文文献，如何一匡天下而形成世界权威的藏学研究中心呢?又如何博古通今，了解西藏呢?我周围有许多朋友常常喜欢讨论什么是藏学，什么是藏学家，我们固然可以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但也可以从国内外我们所熟知的著名藏学家身上得到更加清晰的答案。国内的老一辈藏学家如于道泉、李有义、刘立千、任乃强、王森、王尧等都可以说是从学习藏语文起家而步入藏学领域的，并为中国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于道泉教授是我国最早认识到学习藏语文对藏学研究重要性的汉族学者之一。为了深入研究藏学，20世纪20年代初，他历经种种困难，运用各种渠道开始研读藏文，甚至下决心搬到北京雍和宫去和僧人们一起生活，交朋友，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轰动一时迄今还在藏学界享有盛誉的专著《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亲自创建了我国自己的第一个藏语专业班，他在教学中要求学生们先学藏文，以语言为基础，再钻研藏学其他领域，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藏语文功底深厚的中国藏学家。关于我的导师之一的王森先生，解放前在北京很难找到藏语文语言环境的条件下，熟背格西曲扎词典步入藏学领域并闻名中国藏学界的佳话已是人人皆知。我的导师李有义为了学习藏语文和了解真实的西藏，在交通条件极其困难而且社会治安极不安全的旧西藏，冒险步行到拉萨拜藏族喇嘛为师，学习藏语文，写下了新中国最早的藏学名著之一《今日的西藏》，还有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919—1922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藏文，然后写下了名篇佳作《明代中国与吐蕃》。国外藏学界，美国的西开斯大学的梅尔文·戈尔斯坦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南希·列文教授，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劳伦·爱普斯坦教授，瑞士苏黎世大学的马丁·布朗教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高马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范德康教授等著名藏学家，无一不是通过学习藏语文起家，步入藏学领域的。因此，我认为：藏学既然是以藏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藏语文是藏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一个藏学家除了学习和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汉语文以及外文外，更应要学习藏语文，否则藏学家名不副实。

二、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

跟随导师李有义教授多年，我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从他90岁自述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其爱国报国之心切。由此我得到的启迪之一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为现实服务。藏学研究虽非企业生产，但藏学研究的目的应该也必然是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从这个角度讲，藏学研究成果也是文化产品。这样的产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关系到人类的文明，关系到西藏的文明的导向。当今世界，好莱坞枪杀片、恐怖片的流行，正在影响着一代年轻人。美国校园每年发生的枪击事件，不能说没有好莱坞的一点“功劳”吧?在西方正在流行的中国“功夫”，不能说与当代中国影视大量流行的武打片没有一点点关系吧？同样，目前国际上一股“藏独”暗流，不能说与国外一些极力主张“藏独”的“藏学成果”没有一点关系吧?回顾国外藏学研究的发展史，既有“厚古薄今”的欧洲传统，也有为本国政府决策咨询服务的美国传统。近十多年来，我多次出国讲学和考察就明显地感受到，当代欧美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动向，即有的“藏学研究”实际上是服务于某些国家政治集团的利益，寓政治于学术之中。无论是确定研究课题，还是组织学术研讨会，常常有一种无言的目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藏学家的面目出现，为“西藏问题”国际化制造舆论，推波助澜，有意把藏学研究与所谓“西藏问题”挂钩，甚至有的直接参与议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听证会等，扮演干涉中国内政的角色，使藏学成为国际“显学”。不难看出，为某些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是当代国外藏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总之，藏学研究与文艺一样，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藏学研究必然也必须为此服务，即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把西藏及其他藏区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家园而服务。从李有义教授以及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学者费孝通、于道泉、任乃强、李安宅等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只有当中国的藏学研究人员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时，研究才有真正的价值。只有努力将研究课题与整个藏族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结合起来，并为西部大开发中藏族地区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时，我们的藏学研究才有正确的方向。当今的整个藏族地区正处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转型期，处在从传统的手工业和农牧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形势要求我们藏学工作者，从国家的利益、从整个藏族地区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当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纵深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科学的调查，提出实事求是的决策咨询和前瞻性预测，努力使我们的科研活动和成果，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广大藏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精神武器。

1986年我从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本可以根据导师梁钊韬的要求留校从事单纯的人类学教学与科研，我之所以离别博士生导师和中山大学，选择到北京 (当时刚成立)，一定程度上受了李有义教授多年谆谆教导的影响，想寻找一条把科研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方向是导师梁钊韬提倡的民族考古学，即依据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综合资料，复原人类古代历史和社会。我本可以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自己在人类学系所学特长，在研究藏族古代文化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然而分配到 后，我发现，西藏及其他藏区更需要研究现实的社会文化，国家更需要我们为西藏及其他藏区现实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作出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研究方向的改变令我苦恼了一阵，但现实使我明白，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也是在社会需要中得到繁荣和发展的。为了不辜负李有义教授多年的谆谆告诫，为了不辜负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之恩，我决心“而今迈步从头越”，一边学习一边积极接受各种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区现实问题的课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应该说有了一定的进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从1978年到1981年，我在李有义教授亲自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学完了所有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学的课程，并以所有课程全优的成绩毕业并获得法学类硕士学位。这期间，我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硕士论文《从游牧部落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此同时，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专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民委调研处工作。我以为从此我具备了独立研究工作的能力，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到对一个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多种文化因素重叠复合的全面共同体的全面认识，单靠某一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远远不够，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结论容易失之偏颇。这就使我想到了藏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综合研究。

藏学是由历史、语言、宗教、政治、艺术等各种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群。这就决定了藏学研究必须重视综合研究，即从综合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藏族文化。它要求藏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多种学科的知识。为此我于1982年报考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生，并获得李有义教授的支持和推荐。因为当时创办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梁钊韬教授(我的博士导师)主张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同时选用历史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这就是“民族考古学”的方法。

就以复原藏族古代历史文化为例，我们首先拥有非常丰富的汉文献材料，从《史记》《汉书》开始到清代的《清实录》《西藏志》《卫藏通志》等，卷帙浩繁。但这些史料正如江应梁教授所说：“大多是征战、招讨、宣谕、封官等类事，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民族形成、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民族迁徙，以及经济生产，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等，大多缺乏记载。”[①] 更何况我国古代史家中存在着“史氏有事涉君亲，言必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各教存焉”或“用舍由手臆说，威福行于笔端”[②]之不足。唯有将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民族学相结合，才可以补其不足。考古学利用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地下和地上实物来研究并重建人类过去的历史，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能较真实地再现古代历史文化，被称为“无字地书”。在我国各民族文字记载缺乏的情况下，尤其是记载隋唐以前的藏族历史文献极为稀少的情况下，考古学为我们复原和认识隋唐以前藏族的古代历史及与各民族的关系，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线索。

但是，考古学偏重于物质文化的研究，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的，所以要想复原一个民族完整的古代文化，单靠考古材料也是不够的，因为考古的遗址和实物无法提供非常具体而生动的文化活动过程。经过考古发掘发现的古代遗物历经千万年的存留，有的只是一些残缺而凌乱的实物。倘若我们想把这类“无字地书”读懂，还得借助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学材料，进行一番艰辛的考证，因此考古学离不开历史文献学和民族学的印证。

藏文文献或古籍是我们研究藏学的基础，从上千年前的敦煌藏文历史文献及唐代吐蕃的金石铭刻到后来的《青史》《白史》《智者喜宴》《汉藏史集》《新红史》等，为我们研究藏族历史文化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和线索。但是大多数藏文古籍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佛教方面，某些著作基本上用佛教史代替西藏文化史，甚至充满了神话的迷雾，为了扬佛而歪曲历史事实的情况时有所闻。因此，运用藏文文献离不开其他文字尤其是汉文文献的印证，同样需要与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材料结合，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们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也不可忽略还有“一种比骨头、工具和墓葬更为生动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的语言”[③]。各民族保存了几千年之久的语言，就像考古学上的文化堆积层，是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的。历史上不同时期藏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接触和影响常常可以从语言的演变中找到证据，“其可靠性不亚于文物、化石等物质证据”[④]。如果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把语言的变化与研究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结合起来综合研究，相信收获更大。

人类自进入20世纪以来，各门学科已由过去的分解走向现代的综合，许多学科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学科研究的明显发展趋势，许多重大科研成果产生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藏学研究要想走向世界，赶上甚至超过国际水平，出路之一就在于开展各门学科的综合研究。

原载《李有义与藏学研究——李有义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

[①] 江应梁：《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江应梁：《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苏联］：B·H阿巴耶夫：《语言史与民族史》。

[④]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作者：格勒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