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今昔

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的藏学界，迄今对藏学的研究范围还未统一。有人认为藏学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人认为是对藏族一般精神文化或狭隘文化的研究，有人则认为是对藏族及其社会和文化现象及特点的研究。我认为，对于藏族本身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对其文化、社会的研究，对其过去、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对其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研究等，综合起来就称为藏学研究。藏学既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例如藏医药学、藏传佛教密宗气功的研究就是这样。

藏学首先应该是藏族对自身的某种研究。藏族是在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中形成和生存的一个民族，她在适应和改造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以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而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以及其特点，毫无疑问是藏族人民自己创造的。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同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在改造自然、改善生存条件的实践活动中，在同周围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之中根据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但这种创造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藏族人民在创造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充实自己。藏族文化既是藏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藏族对自身研究成果的积累，例如对藏语文的研究就是这样。藏文是对藏族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种成果，也是当前藏学研究的一个对象。

在同周边民族的接触交往的过程中，藏族及其社会和文化又成了其他民族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及其成果，肯定不能称作藏族文化，但无疑是藏学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考察其他民族对藏族及其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地缘关系：迄今为止，其他民族对藏族的研究中，最早记录和描述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以及关于藏族、藏族社会和文化的最翔实的资料，是汉族提供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今藏族的形成和后来走过的道路，对于研究其文化、历史和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为其他民族无法比拟。这类研究开始很早，可追溯到两千年前。其次，在中国其他民族中，蒙古族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国外对藏族的研究可追溯到17世纪，在此之前有些零星记录，例如马可·波罗的旅行记。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40年代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西藏高原，在传教的同时，他们收集了第一手资料，记录并介绍了藏族的有关情况。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的乔玛到拉达克考察，学习藏族文化，编写辞典，因而他被认为是国外藏学的创始人。此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陆续有了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员和机构，他们收集了大批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同西藏的社会发展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时期中国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9年。这一时期，我们一方面收集整理藏族传统文化的材料，特别是民间文化的材料，进行基础性研究工作，如对藏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故事、史诗、音乐、舞蹈等的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对社会状况如社会形态、生产关系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是1959年到1966年。西藏的农奴制度被推翻以后，百万农奴得到解放，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建设的热潮，文化建设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藏学事业的发展随之出现了新转机。我们以极大的热情保护了各种传统文化遗产，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新人才，并开展了多学科的广泛调查和研究。

第三阶段是1966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的经济、文化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藏学研究也未能幸免。

第四阶段是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藏学也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春天。特别是从1980年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一系列特殊优惠的政策以来，中国藏学进入了一个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

目前，全国已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的藏学研究机构52个，包括西藏自治区及有藏族居住的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均有了藏学机构。1986年，成立了全国性的 ；中央民族学院也设有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已于1985年成立。在西藏，有三种类型的研究机构：一种是综合性的，如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中心、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学院等；一种是附属于自治区各有关部门的机构，如教育研究所、艺术研究所、《格萨尔》研究所、藏医藏药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还有一种虽不属专门研究机构，但实际上进行着大量的藏学研究，如历史档案馆、文史资料室、文物普查队等。

现在，藏学研究人员为数可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辖的民族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以及各省的研究所，都有一批专门的研究人员。在西藏自治区，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的研究机构、藏医院研究所、教育研究所、艺术研究所等就有200多人，其中藏族150多人，他们当中有高级职称者43人，中级职称者近70人。各地的专职人员中，既有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学术造诣很高的老学者，也有兼具传统文化基础和现代科学知识的青年学者。

有关藏学的学术期刊，自1980年兴办以来，目前已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藏研究》藏、汉、英三种文版，《中国藏学》藏、汉两种文版。其他各省、自治区还有一些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刊物，如《雪域文化》、《章恰尔》、《贡嘎山》、《西藏艺术研究》等。此外，大专院校的学报上也刊载大量藏学方面的文章。

藏学方面的著作近年来大量出版。目前，全国有几十家出版社出版有关藏学的书籍。其中，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是专门出版藏学书籍的。其他如西藏人民出版社、北京的民族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四川和青海两省的民族出版社，也承担着大量的藏学书籍出版任务。自1980年以来，全国共出版了藏文古籍200余种，累计达100多万册，其中有许多是孤本、珍本。当代中国藏学家的专著也出版了多部。

在这一时期，种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很活跃。全国每年都召开几次规模不等的学术会议。仅西藏社会科学院每年就举行全国性或全自治区的学术会议一到两次。同时，还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促进与国外藏学界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1980年以后，凡在国外举行国际性的藏学会议，几乎都有中国藏学家参加。还经常有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进行学术访问、考察、讲学。1991年，中国藏学界在拉萨和北京两地分别召开了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有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捷克、蒙古等国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藏学家到会。国外一些藏学家也应邀到中国考察、学习、讲学。中国藏学界还与一些国家的学术机构签订了合作和交流的协议。

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中国藏学界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对青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几乎是空白。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人员陆续在西藏进行考古发掘，不仅采集到大批的远古石器，还发现了一些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以及大批古墓葬群、摩崖石刻、岩画、石碑等。这些发现不仅对藏族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实物资料，也证明了四五万年前青藏高原上就有人类活动，考古发掘中突出的例子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昌都卡若石器时代遗址和拉萨北郊曲贡遗址，这两处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相继发现的。

在藏医藏药方面，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在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普遍开设了藏医院或藏医科，建立了藏药厂。同时，为了发扬藏民族的这一优秀文化成果，开办了藏医研究机构，在继承传统藏医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现代医学和中医的一些方法，总结临床经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取得了良好效果。现代藏医不仅在藏区普及推广，其影响还逐渐扩大到国内其他地区。西藏藏医院院长、著名藏医学专家强巴赤烈还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

藏族具有悠久的文学传统，有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有关机构和人员不仅收集、整理、翻译了大批传统作品，还对当代藏族文学作品加以研究。拿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来说，对于她的抢救、整理、研究和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专门机构，拨出专款。现已收集到手抄本近百部，共整理出版了60多部，发行量达300多万册。我们正在大力收集出版《民间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民歌集成》、《民间舞蹈集成》、《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戏曲志》、《西藏曲艺志》等大型民族传统文化丛书。这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对西藏还进行了长期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社会学研究，理清了藏族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发现了各地发展的共同性和不平衡性，总结出了藏族社会强盛、衰弱以至停滞不前的社会根源。尤其是认清了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一根本特征。

对西藏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总结了近四十年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论证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任务和长远建设规划，以及完成这些任务和实现规划的措施与途径。

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也很丰厚。对藏语口语和方言作了调查，收集整理了许多新的词汇和语言现象，编辑出版了多种藏语和藏文辞书；研究了藏语的语法、文法、书法，并出版了多部有关著作。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实施细则并成立了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促进了藏语的研究。

当代中国藏学与过去相比还发生了另外一些重大变化。在研究人员构成方面，已由从前的僧人尤其是上层喇嘛为主，变为以俗人为主。在研究资料占有方面，已由从前的少数人占有零星资料，变为全社会共享全面丰富的资料，并且注重实地考察。在学术思想方面，已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研究的目的不再是仅为了弘扬佛法，而是为了藏族社会和藏族人民的繁荣进步。另外，研究领域也比从前大大拓宽，不仅限于记录性的研究，而且大幅度地增加了分析论证的成分，并引入了比较的、统计的研究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手段。

（作者：拉巴平措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