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概述

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长期历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这个伟大而神奇的人类群体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古老悠久而又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其中藏族人民所创造的藏族历史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创造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如今备受世人瞩目的历史悠久的藏族文明就是藏族人民数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中国藏事源远流长。在我国，与藏族及藏族历史文化有关的藏事记载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①] 藏族人民与内地的交往由来已久，据专家考证，藏族先民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当时甘青一带西羌诸部就与汉朝发生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而西藏地方有“发羌”(发，古音念bod)、“唐牦”等部，与甘青诸部已有往来。到了隋唐之际，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通过与邻部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并被尊为盟主，此人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王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兼并诸部之后，统一了全藏，定都逻些(今拉萨)。也就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创制藏文、藏历，制定法律、度量衡，分设文武各级官员，划分全藏为四大军政区，在西藏地方建立了自称为“蕃”(bod)的奴隶制王朝，是为汉籍里所谓的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一方面致力于发展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方面积极与唐朝及其他周边地区广泛交往。自此以后，汉藏关系紧密相连、唇齿相依。因此，自隋唐以降，历代正史、民间野史有关藏族的记载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研究性的文字。不过，本书重点在于描述20世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藏学发展历程。

西方藏学研究始于19世纪。一般认为，匈牙利人杜·乔玛(1790—1842)发表的《藏英词典》、《藏文大藏经目录》、《藏文文法》是西文藏学研究的发端和津梁。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即用科学方法研究藏学问题，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人们常说，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从陈寅恪、于道泉等一代学人开始，历经数代中国藏学专家的努力，如今中国藏学已是硕果累累。藏学已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尽管如此，藏学发展至今，尚无一部描述我国藏学发展历程的专著出版，这无疑是学界一大缺憾!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撰写一部《中国藏学史》，这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藏学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外学术交流都颇有益处。而在描述这门学科的发展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学科对象和范围给予一定的界定，对藏学的基本特点进行一番总结，对藏学界同行在藏学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成果进行一番介绍和评述，对藏学史的发展历程的分期提出本书的观点，然后再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对各个时期的藏学研究状况进行描述。

一、藏学的学科界定及其范围

一般认为，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基本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但也包括藏族传统的自然科学内容。换言之，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学科群体，既包括藏族的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包括传统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工艺技术等自然科学内容。[②] 不过，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学科名称、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的认识始终存在分歧，需要统一。

(一)学科名称问题

藏学，藏文叫bod-kyi-shes-rig，藏文“bod”(博)是藏民族的自称，“shes-rig”实际上可理解为“shes-byavi-rig -pa”之简缩，意思是所知的学问或科学。英文Tibet一词现在一般字典均作“西藏”解，但却源于藏文中藏民族的自称“博”(bod)。众所周知，藏民族聚居区并不只是西藏地区。故而西方学者通常所使用的Tibetology，准确地说是研究藏族及其文化的学问，因此应该说藏文和英文对藏学的称谓和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而中文的“藏学”呢?

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无论在学者们的论著中，还是在非常重要的正式书刊中，都常常会发现一学二名的情况，有的称为“藏学”，比如《中国藏学》、《中国藏学史料丛刊》等，有的称为“西藏学”，比如《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刊》等，有的甚至在同一作者的同一篇论著中，“藏学”和“西藏学”之名有时就交替出现。那么，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由于藏学的研究对象是藏民族及其文化，而藏族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地区(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部分地区也居住有藏族)，有时人们习惯于用西藏来代表藏族地区；此外，“藏”既是藏民族的简称，又是地理学上“西藏”的简称，前者的范围超出了西藏，后者却没有。“藏”的意义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因此，常常会有“藏学”、“西藏学”等不同的称谓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了。

另一方面，由于英文里Tibet(西藏)一词的形容词形式Tibetan既表达“西藏的”之义，又有“藏族人”、“藏族(人)的”等义，故而，西方学者中流行的Tibetan Studies(藏学研究)[③]和Tibeto1ogy(藏学)[④]等学科称谓译成汉语时就不尽相同，有的译成“藏学研究”、“藏学”，有的译成“西藏研究”、“西藏学”等。[⑤]

因此，为了这门学科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其学科名称应该统一。我们认为，最好是统一称为“藏学”为好，这样做不但能避免命题和理解上的混乱，而且方便学术交流和讨论。故而本书在讨论过程中除引文中严格尊重原作者的原始说法外，我们一律使用“藏学”一词，而不再使用“西藏学”。

(二)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简单地说，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的藏民族及其社会和历史文化。中国的藏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地区，此外，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省的部分地区也聚居着藏族人。可以说，藏学的研究既比较单一又十分复杂。我们说它比较单一，是从其研究对象而言，因为它只研究藏民族、藏文化以及与藏民族和藏文化相关的问题；而我们说它十分复杂，则是从藏学的研究范围来说的，因为它涵盖的不只是某一个学科内容，也就是说它并不只是研究藏族的历史或者藏族的宗教等，而是有关藏民族文化的各个学科内容的总和，可以说是一个学科群体，其中包括藏族的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内容，也包括传统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工艺技术等自然科学内容。因此，如果说“藏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⑥]，或者说“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⑦]等，都不十分确切；但如果我们说藏学主要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这是可以的。这里我们必须审慎地加上“主要”二字，是因为除了人文社会科学内容之外，它还包括传统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等自然科学内容。同样，我们又审慎地加上了“传统”二字，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藏族地区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研究属于藏学的范畴，它们理应属于科学范畴，其中不同的内容属于不同的自然科学分支学科。对此我们在本书中还会适时进行讨论。

既然藏学是以藏族为研究对象的，藏族的主要聚居区首先是西藏，那么，就地域上来说西藏肯定是藏学领域关注的主要对象。有学者提出，西藏地区聚居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是否归属于藏学范畴呢?对此闻国根是这么说的：如果把藏学叫为“藏学”，则就成了藏族之学。它不仅包括居住在西藏境内的藏族，还包括了居住在境外的藏族，但又似未包括居住在西藏地区的门巴、珞巴、夏尔巴、僜巴等“四个巴”在内。不过就现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者的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比较倾向于“藏学”这一名称。对此，笔者也表示赞同。这是因为藏学这一学科名称反映了该学科以藏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际。至于对西藏“四巴”的研究，鉴于他们与藏族在历史源流上的密切联系和国内外学者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暂时将其作为藏学的一部分内容亦是可以的。至于将来，是否可以和能够从藏学中独立出来，则要视其发展情况了。[⑧]

对于上述说法我们表示赞同，因为它基本上符合现实情况。不过我们要补充的是，从引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之所以把门巴、珞巴、夏尔巴、僜巴等“四个巴”的研究纳入藏学范畴主要是从地域上考虑，实际上从文化上说，既然西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与藏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联系”，那么，尽管他们有各自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由于与藏族人民长期的“密切联系”而无不深深地打上了藏族文化的烙印，将“四个巴”的研究纳入藏学的大范畴是可行的，事实上学术界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从藏学领域中独立出来，比较好的做法，甚至可以考虑将藏区内的其他民族的研究作为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藏区其他民族的研究”之类。

与汉学、蒙古学、突厥学以及敦煌学一样，[⑨] 藏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从纵的方面来说，藏学既对藏族悠久而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又对今天藏族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开拓性的探索；从横的方面来说，藏学既以整个藏族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又兼顾我国藏族居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由此可见，藏学的研究范围几乎囊括了古今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及与古今藏族地区相关的各个方面。由于藏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藏学至少有上千年甚至于更长的历史：

中国对藏学的研究源远流长，至少可以上溯到隋唐，甚至还要更早。就藏族而言，见之于文字的研究成果，在公元7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众人皆知，松赞干布(617？—650)的文臣吞米·桑布扎在留学印度，学习声明文字学返回西藏后，创制了拼音文字的藏文，同时还写出了藏族语言学方面的八部著作。其中的《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一直流传至今。在这两部论著中，所总结的语音语法规律，在现代书面藏语中，仍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他所创制的藏文，现仍通行整个藏区。这不能不说是吞米·桑布扎对藏语语音学、语法学研究的丰硕成果。[⑩]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者将藏学研究的历史上溯到了隋唐时期，认为像吞米·桑布扎所著的藏语语言学方面的论著也算为藏学的论著。

那么，汉文典籍中有关藏族的记载算什么呢?上述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我国以汉族为首的各族人士对藏学资料的积累和研究也是很早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编纂的《尚书·禹贡》中，就记有藏族地区的山川风物。公元636年魏征等人编写的《隋书》便将西藏古代部落列为专节记入。[11]

显而易见，作者将孔子《尚书·禹贡》以降的历代汉文典籍定位为“对藏学资料的积累和研究”，似乎也属于藏学论著之列。而桂华在一篇专门讨论藏学史分期的文章[12]中，将1887年以前历朝历代的正史、野史等各种汉文典籍中关于藏族的记载算成“古代藏学”时期，并加以详细而精彩的描述。

它们的定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事实上，学者们似乎已经意识到，将它们列入(现代)藏学论著之列是可商榷的，因此人们谈到藏族文化的大小“五明”之学时，一般称之为传统藏学，事实上应该说是藏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谈到汉文典籍中的记载藏族的文字时，多杰才旦的说法似乎离事实更近一些：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国学者对藏族和西藏的研究，远始于唐代或唐代以前。数以千(种)计的藏事著述，屡见于官修史书和私家文集。这些著作都是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这份遗产我们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13]

这里，“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的潜台词是，除此之外，还有狭义的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藏学，那就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现代技术和手段研究藏族及藏族文化。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历史并不长，它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其曲折的发展历程是20世纪的事情，大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

(三)藏学的学科特点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藏学是一门具有自身特点的独立学科。但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藏学产生的历史并不长。一般认为，西方藏学研究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其标志是西方研究藏学的开山鼻祖匈牙利学者杜·乔玛(1790—1842)在1834年发表的《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14] 而中国现代藏学的萌芽、产生则更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其产生的背景是当时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在列强环伺、肆无忌惮地蹂躏我祖国母亲的历史条件下，希冀用自己对边疆的研究 (其中包括藏学研究)来唤醒国人的爱国斗志，唤醒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良知。尽管中国藏学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成就斐然而令国际藏学界瞩目，但是，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毕竟是一门发展中的年轻的学科，它自身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尚在建立，藏学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的内部结构系统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尚未完全确定。

此外，学科的术语、概念等理论以及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等尚待完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认为藏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藏学是一门对象单一而范围广泛的学科，也有人称之为“外延狭窄内涵丰富”[15]的学科

说它对象单一，是因为它只研究藏族及藏文化；说它范围广泛，是因为它囊括和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比如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同时也包括传统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工艺技术等自然科学内容。此外，藏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跟汉族等内地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密切，藏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藏族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深远，因此，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是藏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藏学与汉学、蒙古学、敦煌学、印度学等早已结下不解之缘。在科学研究中，这些学科相互渗透、互为补充。

2．藏学是一门文化底蕴丰厚而又较为年轻的学科

早在上万年以前，藏族的祖先就在我国青藏高原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通过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早在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就命文臣吞米·桑布扎创制了(有人说是规范了)藏文。这是一种设计科学的拼音文字，一直沿用至今，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种民族文字。自从藏文创制以后，1300多年来的历代藏族学者用本民族文字写出了大量的论著，将藏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的雪域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独特的精神文化成果。这些藏文著述详尽地记录了藏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在祖国内地，对藏区风物的文字记载则始于更为久远的时代，据说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而自隋唐以降，历代官书野史、私家著述中，关于藏区和藏族的记载可谓浩如烟海。无论是藏文文献还是记录历代藏事的汉文典籍，都是我们今天从事藏学研究的珍贵而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藏民族文化底蕴，有如此丰富的藏汉文史料，藏学研究才会备受世人瞩目，才会结出累累硕果。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藏学是一个十分年轻的新兴学科。尽管藏族文明源远流长，藏汉典籍浩如烟海，但过去的藏汉文著述并非现代意义的藏学著作，其中藏文著作是藏族文化的经典，它们是藏族文化本身的组成部分。而有关藏族的汉文典籍，只是历代的藏事记载而已，也不是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成果。这里所谓藏学，是指“现代藏学”，即中外学者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藏族及其文化的科学。古代记录藏族文化和历代藏事的藏汉文字史料正是从事这种研究的基础和源泉，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藏学，而宜列为“传统藏学”范畴。藏学研究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活跃局面，也可以说藏学研究的萌芽时期，则是近代的事。而广泛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与手段对藏族传统文化和藏族社会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则是20世纪以后才逐渐展开的。为此，我们说藏学研究的确根基雄厚、潜力巨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它尚属于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它的历史很短，它的学科体系尚待确立和完善。

3．藏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广泛世界影响的学科

青藏高原，离天最近的地方，那是藏族人民的故乡。那里地域独特、山河壮丽、物产丰富、令人神往!那里高天厚土，养育着粗犷、坚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那里的人民创造了独特的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那里保存了迄今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佛教文化体系，堪称东方文化一绝。那里，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历史悠久，经典丰富，修法独特，早为国内外人士瞩目。那里宗教信仰普遍流行，对藏族文化的形成和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此种种，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即独特地域的独特民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藏学就是研究这种独特民族文化的一门学问。因此，我们说，藏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有人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话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用在这里也不无道理。大概正是因为青藏高原独特的地域和藏族人民创造的独特的、具有浓郁民族特性的藏族文化，才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自从19世纪上半叶匈牙利人杜·乔玛(1790—1842)开创了西方藏学这门学问以来，引起国外众多学者的浓厚兴趣，全世纪的藏学研究蔚然成风，如今藏学研究机构和藏学家遍布全球各地。在21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藏学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大学问，正如季羡林、苏晋仁先生所说的，藏学已成为世界上的一门显学。[16]

4．藏学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并重的一门学科

中国藏学是一门学术性极强的学科，对研究者的科学素养要求较高。首先，藏学研究的是独特地域的独特民族所创造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录这一独特文化的还是一门独特的民族文字——藏文。要治好藏学，最好或者说必须要掌握藏文，要能够运用丰富的藏文典籍。要学好藏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是必过的一关，因为要了解和深入研究某种民族文化，其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学好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如果不懂得藏文，我们的藏学研究就只能流于表面，不能深入其里。其次，由于汉藏长期的历史关系，汉文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藏族的史料。因此，藏学研究必须熟悉汉文典籍，至少要懂得汉语。如果我们不熟悉汉籍，我们的研究就不能触类旁通。再次，当今国际藏学发展迅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要站在国际学术前沿，才不至于落伍。因此，藏学工作者还应该懂得一两门外语。如果我们不懂得外语，我们就无法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不能站在学术制高点，不能把握全局，可能重复他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由于藏民族信奉藏传佛教，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与宗教相关，因此，研究者还应该对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尤其是藏传佛教)有所了解。如果我们对藏民族的宗教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就只能人云亦云，难得藏文化之真谛。[17]

我们知道，早在公元17世纪初，就有不少西方人为了探索东方神秘文化而兴起了一次“藏学热”，为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在19世纪中叶又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特殊政治背景兴起了又一次“藏学热”，促进了中外学者对藏区的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现象的广泛关注和重视。[18] 中国的老一代藏学家们正是抱着报效祖国的热情投身于边疆研究之中，藏学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因此，中国藏学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救国图存的历史使命，就与民族存亡、国家统一等意识形态内容紧密相连。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达赖集团的出逃以及国外部分不怀好意的所谓“藏学家”们的利用蛊惑，蓄意破坏中国的统一，鼓吹西藏独立等；对此，中国的藏学家们责无旁贷地要用严谨求实的研究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事实去驳斥某些西方人士的谬论。

故而，我们说中国藏学从产生到现在，以至将来，都将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并重的一门学科。

二、中国藏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藏学的历史尚短，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藏学领域各分支学科内部的结构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确定，藏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术语等也尚未明确。然而，随着一个学科的不断发展，学科体系必须得到逐步完善，否则难以规范并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藏学学科内部结构的合理调整、各分支学科内部的良性组合及其相互关系、传统学科的继承和新兴学科的开创、不同学科的交叉、藏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等，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藏学的草创时期，随着西方各门新兴学科的引入，藏学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体系的范畴，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对于上述问题无暇顾及，也没有条件考虑。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藏学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随着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在藏学研究中的运用，学者们不仅扩展了藏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也促进了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诞生，大大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不少学者自觉地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辩证法来研究藏学，写出的藏学研究论著令人耳目一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对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国的藏学研究也以超凡的规模和速度蓬勃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成果。

只有在今天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样一个开明盛世；只有在众多学者共同辛勤地建构的雄厚的学术基础上，藏学界才具备了对藏学的基础理论和藏学的发展历史做一些初步探讨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在这一时期，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发表了不少讨论藏学学科体系、回顾和总结藏学的发展历史、探讨藏学史的分期问题等方面的文章，但是，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机构，在高等院校中有了中国自己的藏学系和藏学专业，我们已经培养了上百名自己的藏学硕士、博士，但是，我们至今没有一部《藏学概论》、没有一部《藏学史》问世。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学术界同行在这方面(尤其是藏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评介和总结，以为本书进一步进行讨论的基础和津梁。

在学者们的论著中提及藏学理论及藏学史问题的地方不少，但专门讨论这类问题的文章不多，据笔者的材料所及，大概迄今为止不会超过50篇。这些文章就藏学理论、藏学的学科体系和发展历史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富有创建性的探讨，为我们在此对藏学史进行进一步的、较为系统的总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文章的主要篇目如下：

1.西府(1986)：《中国的藏学研究》，载《瞭望》周刊(海外版)1986年第2l期；

2．格桑居冕、王尧(1988)：《中国藏学之历史与现状》，载《留法通讯》1988年第1期；

3．多杰才旦(1988)：《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4．《中国藏学》发刊词，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5．吴丰培(1989)：《藏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载《中国西藏》1989年第2期；

6．集体(1991)：《新年笔谈藏学》，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7．闻国根(1990)：《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载《藏学研究论丛》(2)，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8．文国根(1993)：《藏学故乡在中国》，载《藏学研究论丛》(5)，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

9．文国根(1994)：《谈谈传统藏学的学科体系》，载《藏学研究论丛》(6)，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10．陈家琎、廖祖桂(1991)：《中国藏学研究的春天》，《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5月21日；

11.桂华(1995)：《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

12.多杰才旦(1996)：《迎接中国藏学研究的新发展》，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13.馨庵(1996)：《 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14.罗润苍(1996)：《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15.任新建(1996)：《康藏研究社介绍》，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16．杜永彬(1997)：《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

17．王尧(1999)：《我与西藏学》，载《学术春秋》第2编。[19]

除文章外，还有少量简要性的介绍，中国内地有周源的《藏学在中国》[20]和《藏学研究机构》，中国台湾有廖淑馨《十年来“国内”西藏研究初探》[21]，但都是比较简单的介绍性文字，或者是一定时期内的藏学书目介绍，较之上述文章而言，没有充分展开讨论某个问题，也没有对某个问题的同行研究成果进行创建性的评述，因而，我们在此主要介绍上述论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篇幅有限，不能面面俱到，必须有所取舍，故而只能着重介绍和讨论其中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与藏学史相关的几篇。

(一)学科体系问题的研究

任何一个学科的诞生与发展，都不会是先确定一个学科体系，然后按照既定体系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发展。相反，它可能是在发展中逐步形成、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藏学亦然。在我们的前辈学人创建藏学这个学科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研究时代迫切需要解答的种种问题，考虑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研究去救国图存、报效祖国，而不是为自己的研究找一个“完整的家”。故而在1949年以前，藏学界无暇顾及，也没有条件考虑藏学这门学科的体系问题；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中国藏学的蓬勃发展，才会出现上述专门讨论藏学学科问题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或多或少都对藏学学科体系有所提及，但全面的阐述较少。唯一专门研究和介绍学科体系的文章是文国根(1994)的《也谈传统藏学的学科体系》，但是，他讨论的“传统藏学”，就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即“五明之学”(rig-pavi-gnas-lnga或rig-gnas-lnga)。作者分四部分进行了讨论：

1．传统藏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概况

在这一部分，作者对五明之学的渊源、传播和发展以及五明之学的内部体系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2．传统藏学学科的结构体系

在这一部分，作者就五明之学对知识体系的分类原则做了分析[22]，并参照尊巴·楚成仁钦著的《五明概论》(bod-kyi-rig-lngavi-rnam-gzhag)，对“传统藏学”按内容题材分类的学科体系做了一张非常有用的简表。

3．传统藏学学科体系划分的特点与局限

这里作者在与现代的科学分类法相比较的前提下，指出了“传统藏学”的主要特点和局限：(1)传统藏学从佛教的教义出发，把“二谛”原则作为科学分类的依据；(2)传统藏学以四圣谛教化众生为目的构建科学体系；(3)学科分类体系与今不同，有的分支学科的外延与内涵的宽窄深浅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藏学以佛教的二谛理论为依据，对知识进行分类构建的学科体系同现代的以恩格斯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理论为原则进行的科学分类而建立的科学体系是根本不同的；(4)由于是从佛教哲学出发，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传统藏学的学科分类体系尚需探讨。

4．传统藏学学科体系与藏文文献图书目录的编制

作者首先介绍了传统藏文文献图书目录编制的历史渊源和主要成就，[24] 然后就传统藏学的学科体系与传统藏文文献图书目录的编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五明之学传入之前和之后传统藏文文献图书目录编制的不同情况做了描述。

如果说文国根(1994)的《也谈传统藏学的学科体系》讨论的学科体系与现代藏学关系不大，而主要讨论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五明之学”学科体系的话，那么，他1990年发表的《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署名闻国根)一文[25]倒是对藏学的学科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该文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1)藏学的名称问题；(2)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3)藏学的特点。此文是较早的专门讨论藏学学科问题的专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们在本章第一节的讨论中，此文是主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已经谈到的不再重复，这里只就一点进行补充，即此文对藏学的研究范围和发展历史的看法是与本书不同的：我们所说的藏学是指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研究藏族及其社会文化的学科；而《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一文有关藏学的观点不是这样，它对于藏学史的渊源追溯得更远，将我国历代的藏事记载也归入了藏学的成果范畴：

我国学者研究藏族社会的历史很早，根据现有资料，比较专门的研究起码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在历代的史志、文件和学者文集中，有关对藏族社会的研究资料是常常可见的。

而对于古代藏族学者的各类著述当然也就划入了藏学研究的范畴之中，从而把藏学史的发展历程铺展得十分遥远。

藏学研究范围有个发展过程，就藏族传统研究内容的分科而言，主要是大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和医方明)和小五明(修辞、辞藻、韵律、戏剧和历算)，以及地理、历史、传记等方面的研究。就国外从19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藏学而言，它主要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体例和手段，局限在文化、语言、历史、宗教等方面，侧重于对宗教和社会文化的考查与研究。

这一点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藏学故乡在中国》中表达得更加明确，对此我们将在下面的小节“藏学史的研究”中讨论。

(二)藏学史的研究

藏学史的研究，迄今没有专著出现，虽然有不少文章都提到过中国藏学的历史发展问题，但大多语焉不详或自相矛盾。请看下面这段描述：

中国藏学是一门新型的学科。它的研究孕育于60年代初期……

西藏的历史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勤劳、勇敢、朴实、智慧的藏族人民在被视为人类最难逾越的两大屏障之一的世界屋脊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为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的一页。现在，藏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精深庞大、在世纪学术领域中占有显著性和综合性的体系。它包容了西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哲学艺术、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绘画工艺、医学历算、风土民俗等浩瀚深邃的内容。从研究时代段限上，有远古藏学、古代藏学、近代藏学和现代藏学。近代藏学从清王朝灭亡到西藏和平解放的40年间……

显然，对于藏学发展历史的问题，上述引文的表述是不够清楚的，一方面说“中国藏学是一门新型的学科。它的研究孕育于60年代初期”；一方面又说从研究时代段限上有“远古藏学、古代藏学、近代藏学和现代藏学”。按照作者的第一种表述，那么中国藏学的历史非常短暂，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情。如果按照他的第二种说法，(中国)近代藏学是近代藏学从清王朝灭亡到西藏和平解放的40年，现代藏学当然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了(这一段正好是他所说的中国藏学时期)，那么，在清王朝之前的远古藏学和古代藏学是如何分段的呢?它们算不算中国藏学呢?如果算中国藏学，那么第一种说法不能成立；如果不算，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关于藏学史问题，像这样模糊不清的说法还比较多。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学术界就没有认真地探讨清楚，何况上述引文并不是专门讨论藏学史的文章。不管怎样，按我们根据上述引文的推测，这里阴法唐先生对藏学史的划分是：远古藏学、古代藏学、近代藏学和现代藏学(即他所说的中国藏学)。他显然也把历代藏族先贤的藏文著述以及中国历代汉文典籍中的藏事记载也算成了藏学的范畴。这一点在上述文国根(1990)的文章中表述得更加明确：

综上所述，我国对藏学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隋唐，甚至还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我国学者研究藏学的文字专著成果，至迟在公元7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26]

其实，即便是在专门讨论藏学发展史的文章中，也未必说得明白。吴丰培先生曾经在1989年写过一篇题为《藏学研究的历史进程》[27]的文章，除了第一段对藏学进行了简要的解释[28]之外，通篇都是谈自隋唐以来汉文典籍中的藏事记载以及后人的整理工作，部分内容也涉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在各个方面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某些国外藏学家的研究著作的译述等。后人对藏事史料的整理工作当属藏学研究范围，但如果将史料本身算为现代藏学研究著述显然是不妥的。不过，在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问题上，恐怕部分学者迄今依然与吴先生的看法一致，将中国藏学史上溯得过于久远。

在藏学史的研究方面，目前较为全面的是桂华(1995)的《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一文。[29] 在文章之首，《中国藏学》编辑部配发了一则简短的“编者按”：

近十余年来，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空前兴旺，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涌现了一批运用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并以新资料为主要依据的新著。与此同时，藏学基础理论却显得相对薄弱。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繁荣，藏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应是当前藏学界迫切的课题之一。诸如藏学的研究对象、范畴、性质、任务的界定，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藏学的历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比重协调，藏学与各相关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关系，都有必要深入研究，开展讨论，各抒己见，求大同存小异，提高认识，用于指导实践。……

此文的发表，可以说预示着中国藏学发展到了呼唤藏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阶段，即在藏学空前发展的今天，藏学基础理论研究已成为藏学界的迫切需要。此文作者在总结同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考察大量著述的基础上，分六大部分较为系统地描述了藏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

在第一部分“前言——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中，作者对藏学学科体系的基本问题，即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藏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西藏为主，并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整个藏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认为藏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既有藏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军事、法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也有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等自然科学”。这一观点与闻国根(1990)等差不多，我们也是基本同意的。我们与之看法不同的只有两点：其一是认为藏学中所包括的自然科学内容只能是传统藏学的医药学、天文、历算以及工艺等，而不能将现代自然科学内容纳入藏学研究范畴；其二是赞成藏学是一个学科群体的说法，但不同意藏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的说法，因为学科群体和分支这两者是矛盾的，不能并存。

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才是此文讨论的核心问题：藏学史的历史分期。作者将中国藏学的历史分成三大阶段：古代藏学(—1887)；近代藏学(1888—1948)和现代藏学(1949—  )。作者以1888年英帝国主义首次武装侵略我国西藏以及西藏军民抗英斗争为标志，将1887年以前算为古代藏学时期，将1888至1948年(即新中国诞生前夕)算为近代藏学时期，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算为现代藏学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主要著述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这是较为明确地给藏学史划分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之一。从此文对藏学史的分期及其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同样将中国历代藏事的汉文记载算为藏学著作了。他在第二部分开篇即称：“从广义上说，我国各民族的学者，对藏族和西藏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据现有文献记载，我国学者研究藏族的记录，可以上溯至隋唐甚至还要远些。历代古籍、方志、专著以及私家文集中记录了许多有关西藏和藏族的文章，还有上千种藏事专著。”[30]

不过，从其“从广义上说”几个字我们可以窥探出作者心里对于这样的说法是存有疑虑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此文中始终没有看到一般文章中应该有的与“广义”相辅相成的“狭义”之说。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应该说大部分内容涉及了或划分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藏学研究范畴，不过，划分的时期过于粗略。比如，将1888—1948算成近代藏学就不十分贴切，因为在1949以前的藏学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通通算成近代藏学值得商榷。第四部分是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这种划分方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有时学术史的划分完全以时代变迁为依据也不是十分合理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学者们在藏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手段方面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延续。

桂华文章的第五部分是“关于国外的藏学研究”，对国外藏学研究的历史与成就做了简述。第六部分是“余论”，叙述了中国藏学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展望了中国藏学光辉灿烂的前景。

此外，《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册中，辟有专章即第24章，专门讨论“藏学问题”，其中具体讨论藏学史的发展历程的内容只涉及当代中国，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在第一节《藏学研究的几个阶段》中将新中国的藏学研究分为四个附段：(1)解放初期的社会历史调查，时间是1950—1959；(2)大力发展民族文化遗产，时间是从1959年平叛到1966年“文革”前夕；(3)藏学研究受到挫折，时间是1966—1978年，主要是“文革”时期；(4)新时期的藏学研究，时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

杜永彬也曾撰万字长文[31]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他将藏学史分为三个阶段：(1)藏学的渊源(远古至18世纪)，这一阶段可称为古代藏学或藏学的萌芽阶段；(2)藏学的形成与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即近代藏学阶段；(3)藏学的兴盛(20世纪50年代至今)，即现代藏学阶段。

概而言之，目前国内在藏学的基础理论方面的基本情况如下：

在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上，各家意见基本一致，即认为藏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藏族与藏民族文化，研究范围覆盖了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哲学、军事、法律、风俗习惯等人文社会学科以及部分自然科学学科。这里之所以说“基本一致”，是因为在研究范围方面，好些文章认为自然科学部分包括，甚至主要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内容，而我们认为藏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只能是传统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等。

关于藏学史的分期问题，研究者莫衷一是，大多认为中国历代藏事记载也属于藏学论著的范畴，有的甚至认为藏族历代学者的著述都是藏学研究论著，而有些论著则认为中国藏学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事情。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国藏学史的历史分期》里继续讨论。

三、中国藏学史的历史分期

藏学作为研究中国藏族与藏民族文化的一门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学科，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与外国相比，尽管国内藏学产生的时间较晚，但它的发展速度迅猛，这是因为：(1)中国藏学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唤醒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鼓舞人们对敌斗争保我边疆的斗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从事包括藏学在内的边疆研究。可见中国藏学是伴随着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的斗争而诞生的，从诞生之日起，这门学科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得到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支持。(2)中国藏学具有良好的基础。虽然中国藏学学科本身历史不长，但学科的渊源久远，根基深厚。由于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主要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开拓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藏族的发祥地在中国，藏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上，他们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独特的精神文化。自从公元7世纪创制藏文以来，藏族历史上已经拥有了长达1300多年的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1000多年来，历代藏族人士撰写了大量的藏文论著，详细地记录了藏民族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此外，汉文典籍中记载藏事的历史更早，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编纂的《尚书·禹贡》中，就记有藏族地区的山川风物。公元636年魏征等人编写的《隋书》便将西藏古代部落列为专节记入。自隋唐以降，记录藏事的汉文典籍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为以藏民族和藏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藏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藏学已经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成就已经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相看。如今，我们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拥有了几十家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我们已经培养了自己的硕士、博士，我们已经敞开胸怀与世界同行对话，同时我们也与国外那些图谋不轨的“伪藏学家”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捍卫了学术的纯洁，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都是令世人惊叹、令吾辈骄傲的事实。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毕竟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它自身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尚待建立，各个分支学科的内部结构系统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尚待确定。此外，学科的术语、概念等理论以及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等尚待完善。因此，为了促进中国藏学的良性发展，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藏学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检讨和研究。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对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现状做了简要的回顾，本节拟在参考和借鉴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对藏学史的分期，以便后文据此分章对藏学发展的各个时期进行描述。

关于藏学史的分期问题，藏学界目前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阴法唐分为四个时期：

1．远古藏学时期(时间不详)；

2．古代藏学时期(时间不详)；

3．近代藏学时期(1911—1959)；

4．现代藏学时期(1959年以后)。

(二)桂华分为三个期间：

1．古代藏学时期(  —1887)；

2．近代藏学时间(1888—1948)；

3．现代藏学时间(1949—  )。[32]

(三)杜永彬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藏学或藏学的萌芽阶段(远古至18世纪)；

2．近代藏学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

3．现代藏学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

(四)丹增、张向明虽然提到了中国藏学源远流长，但具体划分时只对新中国的藏学研究进行了分期：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历史调查(1950—1959)；

2．大力发展民族文化遗产(1959—1966)；

3．藏学研究受到挫折(1966—1978)；

4．新时期的藏学研究(时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33]

第一种分期与第二种分期属于一个大类，其特点是将古代藏族历史上历代人士所著的藏文论著和中国古代汉文典籍中的藏事记载通通算为藏学研究成果，名之曰“远古藏学”或“古代藏学”等。第三种分期属于一类，其特点是将中国(现代)藏学的萌芽和开创时期名之曰“近代藏学”，此前为“古代藏学”，此后为“现代藏学”。第四种分期属于一类，即只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藏学研究进行了分期，但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藏学未做说明。

当然，上述分期方法都是各自有其道理，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这点自不待言。不过，我们这里主要讲述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藏学发展史。因此，为了描述方便和体系的一贯，在处理上与上述划分均有不同。我们认为，在中国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藏族及藏文化，即科学的藏学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萌芽，20世纪上半叶有了相当的发展，因此，第四种分期方法把1949年以前的藏学研究撇开不管，处理上并不十分圆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持此观点的作者是在《当代中国的西藏》一书的框架下来划分藏学史的，从这一点来说算是完成任务了)。我们认为，藏学研究的对象是藏族及其社会历史文化等，历代藏族先贤的藏文论著正是对藏族文化各个方面的记载，是传统藏学的宝库，是现代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营养。历代汉文典籍中有关藏族及藏区的描述、藏事记载，并不是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论著，属于传统藏学的内容，并非现代藏学研究的成果。因此，我们认为第一、二、三种分期方法中的“远古藏学”、“古代藏学”(历代藏族人士的藏文著述及历代汉籍中的藏事记载)的主要内容宜列入“传统藏学”的范畴，以区别于今天所说的“(现代)藏学”。

可以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藏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此前的中国藏学经历了萌芽、创立和艰难发展的历史时期；此后的新社会给中国藏学带来了新的生命源泉，推动了中国藏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藏学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并在短短的20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描述中国藏学历史的发展时，我们既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成就浓墨重彩，又不可忘记中国藏学萌芽、创立和艰难发展的历史阶段。为此，我们将1949年作为一个分界点，将中国藏学分为前后两大发展时期是可行的。不过，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只能讨论前一部分，即1949年以前的中国藏学发展历程，是为《中国藏学史》上册；至于1949年以后中国藏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将在《中国藏学史》下册中进行。我们对中国藏学史分期如下：

1．中国藏学研究的萌芽时期(1840—1911)，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的藏学研究；

2．中国藏学研究的创立时期(1912—1937)，从民国元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的藏学研究；

3．中国藏学研究的艰难发展时期(1938—1949)，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藏学研究；

4．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时期(1950—1965)，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藏学研究；

5．中国藏学研究的沉寂时期(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藏学研究；

6．中国藏学研究的复苏时期(1977—1985)，从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期间的藏学研究；

7．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86—1995)，从 成立与拉萨藏学讨论会的召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十年时间里的藏学研究；

8．中国藏学研究的成熟时期(1995年以后)，研究机构与人才培养粗具规模，学科分布日趋合理，研究方法和手段逐渐与国际接轨，研究成果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由于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汉文典籍中浩如烟海的藏事记载，正是我们进行科学的藏学研究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在描述中国(现代)藏学的发展历史时，必须提到它们，以利于《中国藏学史》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因此除本章《中国藏学概述》而外，我们在下文单列一章讨论历代藏族先贤的藏文典籍和汉籍中的藏事记述，题为《传统藏学：历代藏文典籍和汉文藏事记载》。上述第四到第八个时期的藏学发展历史，将在《中国藏学史》下册中描述。此外，考虑到《中国藏学史》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在下册末尾我们单辟一章进行全面总结，即《20世纪中国藏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为《中国藏学史》的引言，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①] 文国根(1993)：《藏学故乡在中国》，载《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9—359页。作者文国根，发表文章有时署闻国根。下文中我们引用其文时以其发表所署为准，因此不同篇目有不同署名，特此说明。以下简称“文国根(1993)”，全书注同此例。

[②] 我们认为，藏族地区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研究不应包括在藏学之列，而应分属于各个同学科，比如西藏地质勘探应属于中国地质学的组成部分等等。藏学所含的自然科学内容是指人们今天对历史上藏族人民在诸如传统藏医藏药、天文历算等方面的再认识和再研究。

[③] 严格地说，应该译成“藏族研究”。另，我国《西藏研究》的英译名也是Tibetan Studies，实际上该刊是一个藏学研究刊物，发表的文章并不局限于西藏地区，因此，汉文刊名如果改为《藏学研究》更为贴切；当然，如果汉语刊名没错的话，那么英文刊名就应该叫Tibet Studies。这里我们只是进行学术讨论而已，没有要求该刊更名之意。

[④] 尽管现在我们难以在英文词典中查找到Tibetology一词，但它在西方学术界已经“通行无阻”。在我国，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re)及其学术刊物《中国藏学》(China Tibetology)的正式英译名中都使用了Tibetology一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在各种辞书中拥有一席之地。

[⑤] 有学者认为，“体伯特罗吉”(Tibetology)，既可译作“藏学”，也可译为“西藏学”。实际上，将此词译成“西藏学”是不确切的。

[⑥] 闻国根(1990)：《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载《藏学研究论丛》（2），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645页。

[⑦] 桂华：《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第9页。

[⑧] 闻国根(1990)：《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第644页。

[⑨] 也有人认为汉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切学问，其中包括藏学、蒙古学、突厥学和敦煌学等。西方许多著名汉学家的论著中就有许多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比如西藏、新疆等地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内容的。

[⑩] 文国根(1993)：《藏学故乡在中国》，载《藏学研究论丛》（5），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

[11] 文国根(1993)：同上书第354页。

[12] 桂华：《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第9—19页。

[13] 多杰才旦：《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8页。

[14] 事实上，所谓现代藏学与传统藏学，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时间上差强人意的划分，比如西方人认为杜·乔玛的辞典与文法著述是西方现代藏学的发端，而我们认为藏族古代先贤吞米·桑布扎的著述之完备性与开创性绝不逊色于前者，也是藏学史上的传世经典，只不过我们这里主要描述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藏学的发展史而不得不有一个所谓的“体系”罢了。

[15] 闻国根(1990)：《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第647页。

[16]《新年笔谈藏学·一点希望》，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16页(季羡林笔谈部分)；同文15页：《成绩显著、任重道远》(苏晋仁笔谈部分)。

[17] 柳陞祺先生(1991)就特别强调过从事藏学研究一般应过的两道关，即(西藏)宗教关和(藏族)文字关。参见《应该争取有一个更大的藏学研究队伍》(柳陞祺笔谈部分)。

[18]《新年笔谈藏学·中国藏学举世关注》，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4页(刘茂才笔谈部分)。

[19] 张世林编，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

[20] 周源：《藏学在中国》，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5年，第43页，附有彩照。此书介绍了中国藏学的研究机构、研究队伍、文物考古工作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藏学文献古籍的出版、藏学研究的成果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反映了1949年以来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概况。可惜此书的介绍过于简略，也不全面。

[21] 廖淑馨：《十年来“国内”西藏研究初探》，载《蒙藏学术研究论丛》，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蒙藏学术研究中心，1988。

[22] 本书在上文中谈到，传统的“五明之学”不是藏学本身的内容，而是藏学要研究的内容。“五明之学”理应属于藏族文化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于用传统藏学来称呼它，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学科体系的完整和规范，为了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藏学学科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可以把它作为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叫“五明之学”也未尝不可。如果一定要冠以“藏学”二字的话，为了与现代藏学有所区别，我们认为，可以把历代藏族学者的论著和历代汉文典籍中的藏事记载称为“前藏学时期”。当然，今人对古代汉藏典籍的介绍和诠释之类的著述，已经应用了现代科学的某些方法，应该算为藏学研究的成果。比如上述文国根(1994)先生的文章《谈谈传统藏学的学科体系》就是讨论“五明之学”学科体系的一篇极好的现代藏学论文。

[23] 其分类的原则有三种：(1)以编辑的方式分为汇编秘语的论著(相当于汇集)和分编的论著(相当于专集)、依次序编辑的论著(相似于整理本)三种；（2）以内容题材分为讲一切知识的世俗论著和讲真实规律的胜义论著以及讲解脱全知之道的论著三种；（3）以所论的方式分为总论和分论两类。

[24] 藏文文献图书目录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8世纪末叶编订的三大目录，即《旁塘目录》、《丹噶目录》和《青浦目录》。后来的藏族学者主要据此三大目录的分类原则为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编制目录。当然，还有林林总总的寺院图书目录以及高僧大德编订的个人藏书目录等。

[25] 载《藏学研究论丛》(2)，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643—649页。

[26] 文国根(1990)：《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第355页。

[27] 载《中国西藏》1989年第2期。

[28] 吴丰培先生是这样说的：“藏学研究是一门综合的学术领域，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仅就社会科学而言，要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外交学等各种专门学科。虽然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藏区来说，刚刚起步，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推动下，必然与其他发达省份齐头并进，争入先进行列。”可见，他所说的自然科学是指现代自然科学，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藏族传统的自然科学学科。

[29] 桂华(1995)：《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第9—19页。

[30] 丹增、张向明(1991)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册，《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410—432页。

[31] 杜永彬(1997)：《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7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1期转载了此文主要内容，第68—71页。

[32] 桂华(1995)：《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第9—19页。

[33] 丹增、张向明(1991)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册，《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410—432页。

（作者：王尧、王启龙、邓小咏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