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史研究发展的回顾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我区各族人民都在回顾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人亦拟就工作范围所涉及的藏史研究的变化及发展，进行一些回顾与探讨，以向自治区和平解放40周年敬献一份礼物。

一、认识历史的方法

一般而言，人类历史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这是人们知识当中不同于其他知识的一门严肃认真的学科，而且是所有的人都应当或详或略地掌握的一种知识。对于此种知识，藏族的先辈们亦十分重视。例如，古代史书《朗氏家族史》中就有“降生之人不知父系，犹如密林中的猴；不知母系，犹如虚假的青龙；不知祖辈精博典籍，犹如被弃的门隅孤儿”的提法，从而十分认真地提出了是否懂得历史，乃是人与畜生的分界线的观点。同样，近代学者谢嘎林巴也说过，人们若是不了解与本身有关的历史，就如同“猴子落入湖中，野鸭误人密林”，有口难言，举步维艰。由此可见，历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

但是，就我们藏族而言，在“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而这恰恰是最根本、最首要的问题。例如，在旧社会，每当言及赞普们的历史，就会说祖孙三代法王是三怙主的化身；拉萨大昭寺的底层是松赞干布变化出五千尊化身修建的；唐朝军队攻打吐蕃时，拉萨大昭寺内的愤怒金刚像用双手分开自己的肚皮，放出一千万兵丁，驱逐了唐军；桑耶寺是白天由人修建，夜间鬼神修建的，而且大部分是鬼神修建的；朗达玛王是妖魔或铁让鬼的转世，等。这些说法充斥于西藏的绝大多数王系史及宗教史中，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都被当成“真正的历史”，谬种流传数百年。这些离奇的说法，在不识字的群众当中，也以父子相传的形式广为流布，造成深远的影响。关于这种情况，近世学者更敦群培在他研究西藏古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结尾部分说：“因而，若口出‘藉国王’之神变，木头皆化为兵丁，石头皆变为马匹，于滔滔黄河之上架一根茅草为桥，渡过大队人马……需一年才能办成之事，一天即办理完毕；需一千人才能做的事，一根手指就做到了等等离奇、夸大之词，则傻瓜们听后会惊叹不已，有的交头接耳地议论，有的高兴得大笑出声，有的感动得泪流满面。(倘若)说‘马年，赞普驻于文江多。葛逻禄使臣拜谒，献驼、牛无数。剿上下地方贼匪’。当了解到人的历史是发生在地上之时，傻瓜听众们会纷纷离去，越走越少。故，著史诸人不得不转而选择前一种说法，写入书内。而且一个比一个卖力地把情节制造得更加荒诞无稽，因而使其他可靠史料中的王朝世系年表也变得毫无价值了。”这是对于旧西藏人们所持历史观的生动总结。附带说一下，十多年前，拉萨市委统战部召开了一个专题讨论会，就本人写的一篇关于大昭寺创建史的文章征求意见，以使该文更加完善。窃以为该文内容比较符合史实。但是，该文却招致几位老学者的激烈批评，他们说“否定《柱间史》就是否定西藏的历史”，等等，不一而足。由此也可见旧的史学观点影响深度的一斑。

但是，西藏和平解放后，整个社会都得到了发展进步，在这种实际情况的促进下，关心历史的人们不同程度地学习了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社会科学论著，国内外学者研究西藏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参考资料越来越多，研究西藏古代史的资料更加丰富。在这种条件促使下，目前从事藏史研究的成百上千的老、中、青人员及治史人员，绝大多数在“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历史”这一观念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混杂在西藏历史中的不符合实际的假冒成分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且一致认清，所谓的真正历史是在各个时期，处于社会中的人们的见闻和感受。包括本人在内的不少人，从思想上的盲从变为具有科学的自觉性，这是藏史研究事业方面的根本变化，也是我们的史学迈向现代世界史学的一步。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绩，它正在广大群众中产生越来越大的良好影响。

二、历史的作用和目的的变化

在旧社会，讲西藏的全部历史，是以佛教的产生和传入西藏的过程为纲，著作阐述本教派“殊胜”之处的宗教史，或是国王本纪、官员世家，大谈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有利于佛教的事情，借此来竭尽全力夸耀自己的族系。而对当时的社会历史，则仅零星略述而已。这种“历史”的作用，无非是宣扬宗教，争取人心，以达到延续和扩展本教派本族系的势力的目的。言史的最终目标，是要把过去了的时代的政教制度或做法，世世代代地毫无改变地传承下去。例如，宗教方面有一种说法是“先行上师的传记，乃后来徒众的修持”。政治方面有一种说法是“至若往昔良法，未衰者弘扬，已衰者恢复”。这种风靡天下的不良传统所要求的是，学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以往的规矩，并在今后依照原样将其传续下去。本人年轻时阅读过某些史书，就曾产生过这种认识，上述“未衰者弘扬”的提法中，难道能有创新的意思吗?没有!它是指加强以往那些没有衰败的规矩。后一句中的“已衰者恢复”，从字面上很易理解。在旧社会，创新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在旧社会的公文里，到处充斥着“不得花样翻新”的用语。而实践当中也是这样，例如，在旧社会，拉萨的罗布林卡里人们不准穿皮鞋。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准戴礼帽，以致有些官员在夏天也不得不戴皮帽子。现在活着的老人们，对于这些情况也是熟知的。由于这些旧规矩在群众中形成的深刻影响，所以也随之产生了一些谚语，例如：

没有样板的佛塔

没有经教的刷白

就是说只要没有过去的样板或根据，任何事物都是违反规矩的。关于这个问题，正如大学者更敦群培所言：

一切旧的都被称作神的法规，

一切新的都被认为魔的幻化，

一切奇的都被当成不祥之兆。

这就是佛法地吐伯特的规矩，

就是我们延续至今天的规矩。

就是由于这种历史的作用和抱有的目的，西藏才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停滞不前，甚至变得更加衰微与落后。

如今，西藏的社会和人们的思想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治史人员等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在了解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及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新观点。简而言之，历史学就是要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只有依据科学的观点进行研究，才能科学地解释各个历史时期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才能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找出一系列促进社会发展的方法。例如，和平解放后，西藏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了，建立了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使农牧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成倍的增长。此外，历史学还对了解国家的统一、民族感情、民族关系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扩大各民族的知识范围，提高智慧的水准。通过总结历史，可以发挥本民族的优点，自觉地克服不足之处。以前，由于西藏没有这样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不但没有起到历史学应起的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一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察觉。

史学界的众多研究人员都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认为这是整个藏史研究事业的一个根本变化与飞跃，门类齐全的西藏史学必将得到健康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三、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及历史年代

研究历史，需要可靠的、丰富的资料，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环。在旧西藏，史书包括王系史、宗教史、僧人传记、俗人传记等，卷帙浩繁，这些书籍对于了解西藏的历史，当然有一定价值，而且就其种类及数量而言，也是相当少见的。但是，在那样的社会里，治史者仅是中、高阶层当中的少数知识分子，而他们也仅仅是为了治史而读史，只是见了什么说什么，依葫芦画瓢，几乎没有人去分辨是非，溯本求源。另一方面，这些史书只讲了佛法后弘期以来各教派史或特殊人物的家族史。休说整个西藏的原始时代的历史，即使是松赞干布以来的历史，秉笔直书者亦属罕见。例如，关于西藏人类的起源，就有的说是天神下界，也有的说是印度的“迦森五子与扎恩的十二路大军对阵时，茹巴第国王与一千名士兵着妇人装，逃入雪山丛中，演化而来。”关于聂尺赞普，也是有人说来自天界，有人说是印度一国王的太子茹巴第只身一人来到藏地。如上所述，赞普时期的历史都是一些故事，数量虽然庞多，但消除不了人们的疑点。有如哑巴做梦，自己难以说明。而且有的是想说也不敢说，因为以上那些说法大都出自某某大人物之口，而那时西藏最重要的法律是《十不善法》，而这项法律中最严重的一条便是所谓的“邪见”，迫于法律的压力和由法律而造成的可怕的社会舆论，所以才无人敢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较为著名的王系史和宗教史被雕成木版，印刷成书。而这些书不但广大劳动人民不读，就是那些识字的僧俗人员，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读。其他一些有一定价值的史料，因包含教派偏见，故不能成书，仅有极少量手写本，这些写本，也被压在沉重的典籍堆下，一任土蔽尘封。更加令人惊异的是著有大量王系史、宗教史的作者们，他们对于赞普时期的为数不少的勒石文字竟不屑一顾!没有人把这些无价之宝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资料，任凭风吹日晒。甚至有的石碑被土埋至半腰，也无人对它问津。从这种情况，不难看出，旧西藏研究历史时参考资料之贫乏，接触面之狭窄到了何种程度。

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来，除去“文化革命”的灾难时期外，党中央一直非常重视对西藏历史文化资料的全面抢救、保管、搜集、研究等项事业。毫不犹豫地为其安排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经费，对赞普时期的石碑和摩崖文字拍照、抄写、整理、注释后正式出版。赞普时期的文书，在我们西藏早已散失无存。现在，通过外交途径把散失在国外的从敦煌石窟和新疆旧城遗址中出土的赞普时期藏文文书影印征集回来，将其中重要部分注释、出版二册，成为珍贵的参考资料。为了消除西藏过去史书如：《蔡巴红史》《郭译师青史》《西藏王臣记》《雅隆觉沃教史》《白史》当中的纪年错误，了解唐蕃关系，研究者们得到了一两页或一两段内地王朝史都十分珍视，作为依据加以引用。因这些史料不够完整，所以无法进行有系统的比较。如今，已从《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选取与吐蕃有关的章节，译为藏文，铅印出版发行，书名《吐蕃传》，这为我们今后研究赞普时期的历史和纪年提供了可靠的和较为丰富的资料。

与此同时，各个藏文出版社都坚持不懈地努力出版西藏历史书籍，比较著名的王系史及宗教史差不多已出版完毕。此外，还出版了不少与历史关系密切的僧人传记、俗人传记，甚至苯教史书。特别是几年前成立了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该社搜集、抢救了一批藏文历史古书，加以出版发行，这些书都是老学者们仅仅听说过书名，而很少有人见过的，也从未雕成木版印刷过，已濒临失传。这些书对于西藏的古代历史内容起到了接续与补充的作用。尤其为研究和了解西藏分裂时期，元、明、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等方面，创造了良好的资料条件。并且，不像过去那样，这些资料仅限于少数高阶层知识分子使用，而是普及到了广大群众当中，使大家都可阅读到。现在的史料从种类和数量上都比旧社会有了成百倍的增长，十分丰富齐全。

然而，这些成文史料的内容，主要是松赞干布以来的情况，最远也不过是自聂尺赞普至悉补野之间的一些零星世系记述，所言十分简略。而从前的宗教预言中则十分肯定地写着，释迦牟尼佛祖在印度诞生时，西藏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绝无人迹。当我们把这种说法与内地古代史及印度古代史对照时，就会感到这样一块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大地形成于何时的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坠云里雾中。

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地质勘探和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万年前的生物化石。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从林芝地区的尼洋河畔、聂拉木、定日、申扎、墨脱、昌都卡若、拉萨市北郊娘珍达等地发掘出多种石器、彩陶及花纹陶，还有古人类骨骼、村落遗址、墓葬、骨针、骨制石制饰物等，数达万件。据专家们对部分出土石器分析研究，认为属于新石器，距今四五千年。遗址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从事农牧业生产了。今年，《西藏日报》上有一则消息讲：“藏学专家李秉铨说，在藏北高原荣玛丘地方发现的距今五千多年的岩画说明藏北高原也是西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李秉铨教授介绍，岩画中的耕猎图反映的是五千多年前，西藏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辽阔的西藏高原的地上地下分布着数量可观的古代人类遗址。这些都是研究西藏远古史的珍贵资料，仅就初步研究成果看，已把西藏古人类史的年代上限前推至近万年前。由此可见，研究西藏原始社会的历史，前景极其广阔。

四、藏史研究的初步成果

以往，研究西藏的真实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情况如上所述。更有甚者，20世纪中叶，大学者更敦群培为了寻求治史的正确途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个人拼搏，今天我们仍可从他众多的著作中看到当时的情况。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者西藏统治集团，却给他妄加罪名，将他逮捕入狱，百般折磨，竟把他弄得精神失常。直至西藏快要和平解放时，才把他释放出狱，不久即离开了人世。如今在世的老人们，也都曾耳闻目睹过他的遭遇。这就是在黑暗的旧社会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西藏历史的活生生的例证!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义愤。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像对其他事业一样，对于发展藏史研究事业也十分关心。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内的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耍弄阳奉阴违的伎俩，西藏长期以来的政教合一制度造成的旧的思想影响十分深远。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而没有对复杂的事物实施急躁冒进的做法，进行了耐心的等待。此后不久，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致使藏史研究始终未能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得以在这次会议正确精神的指引下，重新开始了藏史研究的筹备工作。与全国比较，我们起步很晚。但是，近十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积极地组建了很多搜集、整理史料的部门与机构。特别是在北京成立的“ ”，使广大熟悉、爱好藏史的各族老、中、青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根据自己的学识与条件，研究西藏的历史，以便为现实服务。1982年，《西藏研究》创刊。此后，《中国藏学》创刊，这两者都是专门的藏学研究刊物，均以汉、藏两种文字出版。此外，介绍各种学科的藏文刊物亦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为广大史学界同仁提供了大展才智、切磋知识、探讨新观点的宽广的舞台。1983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在拉萨召开了藏学讨论会。1986年，召开了首届全国性的“拉萨藏学讨论会”。这两次讨论会都出版了论文选集。

此外，还出版了专家、学者们的新作，例如：《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史明镜》等。自1987年始，我区组织三个有关单位的专家，编写《西藏历史知识》广播稿120多讲，由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分别向全区播出。1990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编写了《历史造就的统一体》的小册子，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以藏、汉两种文字出版。同时，对上述广播稿亦加以修改、补充，贯穿为一体，加工成《西藏简明通史》，分为上、中、下三册，计100多万字。其内容上达原始社会，下迄和平解放前夕，精炼概括，其编辑、出版工作已近尾声。以上各种论著皆以史实为依据；研究历史人物时，亦将其置于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予以评价；把历史问题与现今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提供参考意见；从有利于全局及未来出发，探讨新观点。总之，是实事求是地把西藏的史学从宗教神话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其从根本上走上了科学的光明大道。这些成果使广大群众不同程度地了解了历史，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还应述及的是以汉族为主的兄弟民族的专家、学者们通过汉文研究藏史、藏学，涉及的范围更加深广，著书立说，汗牛充栋。并将著名的藏文史书《蔡巴红史》《青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智者喜宴》《白史》等译为汉文出版，这对于增进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为藏学研究提供资料、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使西藏的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今后的藏史研究事业更健康、更全面、更深入、更正确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毋庸讳言，与国内各单位的同行们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此前，我们仅对西藏的一般历史及政治史进行了研究，而西藏的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发展史，以及建筑工艺史等很多重要学科尚未涉及，或未系统地涉及。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巨大缺陷，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须知，西藏没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西藏史学也同样如此，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形成的是一片冰雪的荒原。所以，我认为能够取得以上的成绩，已使冰雪开始融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今后，我们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史学为工具，为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贡献。团结协作，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作者：恰白·次旦平措著 何宗英译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