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今天，我们举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和 成立15周年学术报告会，与藏学界的同行和各方面的朋友们共聚一堂，探讨西藏的发展和藏学的有关问题。

下面，就我国藏学50年的发展和对未来的展望，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当代中国藏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繁荣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毛主席决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一批藏学家加入了进军西藏的行列，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调查、研究西藏问题，撰写了一批调查报告和学术专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中国科学院及一些高等院校的科学工作者，组成“西藏工作队”，首次在西藏进行了历时两年，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众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对西藏和各藏区的社会现状、历史沿革、语言文字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西藏民主改革、开创社会主义新时代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同时，这也标志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具有严格科学体系的当代中国藏学开始确立和形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这标志着藏学研究春天的到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藏学研究也更加生机勃勃、繁荣兴旺。回顾中国藏学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振奋和鼓舞。总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机构相继创建，专业队伍形成规模

改革开放以前，藏学依托于历史、语言、民族等相关的科研单位，开展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藏学事业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研究机构，到目前为止，已达50多所。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相继建立。此后，北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区，又先后建立起一批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虽然分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高等院校、国家各级文化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等不同的系统，但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学术战线、理论战线和对外宣传方面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属于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其专业队伍具有一定规模，研究范围较宽、涉及学科较多，机构设置较为完善，并且拥有专业出版机构；在各个藏族聚居地区所建立的一批藏学研究机构的特点是：专业队伍比较精干，研究活动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应用性，主要依托当地的地利条件和学术资源丰厚的优势，重点研究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历史、宗教等问题，在区域研究中具有突出的优势，为当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献计献策，是为当地党政部门服务的智囊和参谋；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学科重点突出，研究方向专一，在一定的研究领域里特色鲜明，他们的研究工作是我国藏学事业的重要基础，是我国藏学研究的坚实根基。

必须看到，在我国的藏学机构中，还有一批专业的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如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和各级民族出版社等；学术刊物有《中国藏学》《中国西藏》《西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艺术研究》《藏语文工作》《西藏教育》《西藏科技》《西藏地质》等等。他们为我国的藏学工作者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发表和出版成果的园地，为我国藏学研究培养了人才、壮大了队伍。

此外，在我国的一些省区还先后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会，西藏自治区藏学学会、四川省藏学书院、甘肃省藏学研究会、云南省民族学会藏学研究会，以及有关省区的藏语文研究会、《格萨尔》研究会、藏医研究会、民族语文翻译协会等。

以上这些，构成了我国藏学研究的主体。

经过五十年的积累和建设，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具有较高的专业修养、梯队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目前，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约在千人以上，其中，藏族学者约占半数；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约占三分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等一些民族院校开设了藏学专业，大量招收培养本科生，80年代中、后期，陆续招收藏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8年，西藏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西藏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空白。从1987年至2000年的22年中，全国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数十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等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二、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根据《中国藏学书目》和《中国藏学书目续编》的统计，从1949年至1995年的46年间，全国共出版藏学图书2200余种，其中1992年至1995年4年间出版的图书就达到700余种；另据统计，1996年至1999年的4年中，藏学图书的出版已超过1000种。

从1950年至1998年，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约24000余篇，其中1950年至1979年的30年间为3700篇，每年平均120余篇；1980年至1990年的11年间为10300余篇，每年平均940余篇；1991年至1998年达到10100余篇，每年平均1260余篇。这些统计数字所反映出来的是我国藏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我国藏学家撰写和公开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藏学在各个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水平。《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国藏族部落》《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族简史》《藏族历史年鉴》《西藏历史地位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经济简史》《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丛书等等，它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都有所创新或具有独到的见解，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文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等重要成果约200余种，其中不乏孤本、珍本或首次刊布。由 组织编辑的多卷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省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也已陆续出版，为藏学研究提供大量准确而翔实的档案文献信息，使那些沉寂多年的学术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掘和利用。

藏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已收集到藏文古籍珍本200余部，一批珍稀藏文古籍陆续整理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社整理出版了一批藏文古典名著和历史档案丛书。公开发行的藏文古籍已有200多种、100多万册。数百年来只有手抄本、木刻本，被禁锢、埋没的藏文典籍，第一次有了各种装帧精美的印刷版本。《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青史》《红史》《贤者喜宴》《萨迦世系谱》《多仁班智达传》《颇罗鼐传》《噶伦传》《喜饶嘉措文集》《萨班全集》《根敦群培著作》《布顿佛教史》等藏文古籍出版，在国内外藏学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工程浩大的《中华大藏经》（藏文版）的对勘、整理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经出版发行了55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藏学界加强了与国际同行的联系，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翻译出版了《现代西藏的诞生》《喇嘛王国的覆灭》《西藏的贵族和政府》《西藏中世纪史》《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国外藏学著作，使中国学者拓宽了思路，学习和了解国外藏学家的科研成果、研究方法和动态，互相取长补短，推动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对藏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也进行大规模、系统地普查、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中国戏曲·西藏卷》《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等藏族民间艺术和宗教艺术的总共十大部的文艺集成志书将陆续出版。《格萨尔王传》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被国家列为重点社科研究项目，设立专门机构，抢救、收集流传在民间的文字和说唱资料，已经整理出4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发表学术论文1000多篇，出版研究专著30多部。通过藏学工作者的努力，使这一长期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巨著。

西藏的考古和文物研究的进步，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入。考察发现的60余处石器时代遗址、20处古代崖画、240余处古墓葬，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和学术意义。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古格故城，以及大批吐蕃墓葬等的发现，为藏学研究增添了大量实物史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古格故城》《昌都卡若》《拉萨曲贡》《西藏布达拉宫》等一大批以文物考古和古建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为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藏医、药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我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极具魅力的领域。一批藏医学院和藏医研究所相继建立，整理出版了一批古藏医文献资料，名老藏医专家的宝贵经验得到了及时整理、研究，一批中青年专家开始崭露头角，在短短的时间里藏医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藏医名著《四部医典》和《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医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饮食学》《新编藏医学》等数十种专著出版问世，推动了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藏学界关注的热门学科之一。

三、学术交流更趋活跃，推动科研不断深入

近年来，各藏学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交流活动，加强协作，举办了涉及西藏历史、语言、宗教、民族、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天文历算、藏医藏药等单学科或多学科的学术讨论论会60余次；组织完成了300多个重要的合作研究课题。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学术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下，国际学术交流与日俱增、不断加强。我国主办了若干次国际性藏学研讨会，如：《格萨尔》国际研讨会、北京藏学讨论会、拉萨藏医藏药国际研讨会等等；我国藏学家出席了第六、七、八届国际藏学讨论会。生动活泼的藏学研究局面逐步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异军突起，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可避免地也将进入到藏学研究领域。国外起步较早，与藏学相关的网站已具规模；我国藏学专业或非专业网站也在陆续开通或筹建。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学术成果表现形式的一种新的载体和形态，开始引起我国藏学界的重视，这个新的技术手段，加快了信息沟通和成果交流，拓宽了藏学研究的表现方式和交流手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四、科研领域不断拓展，学科框架基本形成

古代藏学是以神学占主导地位，以大、小五明为学科体系，有相对完备的理论和方法。近、现代以来，现代科学知识引入、新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特别是在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下，藏学研究逐步脱离宗教神学范畴，开始走向社会，贴近现实，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产生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藏学。这是我国近代藏学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

建国50年来，我国藏学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学术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继承了老一辈藏学家的优良传统，吸收和运用当代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手段，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前进，藏学的学科领域逐步扩展，发展成为研究西藏及藏族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科学。

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一些原有的基础性学科的研究继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学术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研究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一些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语言学、法学研究等学科应运而生，快速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藏学领域里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此外，近年来还相继出现了一些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他们在西藏的建设和稳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我国藏学研究体系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概括来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来，我国藏学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藏学工作者坚持学术研究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站在理论和学术的前沿，把握历史前进的脉搏，作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为21世纪中国藏学的发展繁荣，开拓了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藏学任重而道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着眼于国际格局新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提出了新世纪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战略发展目标。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藏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外藏学研究的新发展、新进步，也使我们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就是21世纪的中国藏学所面对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机遇与挑战并存，耕耘和收获同在。我们必须奋发图强，以丰硕的成果，交出一份让国家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一）藏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藏学领域每一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不同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原则，西藏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切充分说明，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这些都有利地促进了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也为藏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我国藏学将一如既往地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己任，是我国藏学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是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统一与分裂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目，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制造西藏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严酷的现实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藏学研究中来。藏学研究领域始终是与反分裂斗争相联系的，藏学研究工作者必须肩负起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历史责任。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新世纪藏学研究的神圣使命。

围绕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隶属关系，我国藏学家做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学术论著，赢得了世界公众舆论的赞同。针对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散布的“西藏人权被践踏”的谬论，藏学家运用长期的、深入的社会调查资料，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正本清源，用事实充分说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各级政府为保障和促进西藏地区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西藏的人权事业在不断进步。

在新世纪，我们的藏学家将继续牢牢抓住“两权”这个主题，不断取得优秀的成果，推出高质量的新著。

（三）中国藏学研究要始终坚持为西藏及其他藏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的科研方向

党中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全国发展的大战略，大思路，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有着重大的意义。

藏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科学，科学只有深深植根于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潮流，才会永葆青春。中央的决策，为藏学研究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我国的藏学应该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高度总结历史、探索未来，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四）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加强对西藏宗教问题研究，是我国藏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藏族宗教方面的研究，古已有之，成果显著。然而，对藏传佛教的许多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在这个方面，达赖集团利用宗教，编造谎言，欺骗世界舆论。因此，加强对宗教的现实课题和深层次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于“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充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揭露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使世人了解真实的西藏，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继承和弘扬藏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在整理、发掘、保护和研究藏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不仅展现了藏学研究的成果，也为西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研究，开辟了途径。在新世纪，我们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乃至全人类现代文明方面的研究，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方面的研究，都必须大大加强，以便更好地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服务。

（六）努力提高藏学科研人员的总体素质，开创藏学研究工作新局面，这是全国藏学研究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还要拓宽途径，加大培养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高学历、高层次、高素质的藏学研究专门人才的力度。从根本上说，科研工作就是不断创新，因此，观念更新、方法更新，手段更新，是不断提高藏学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是促进藏学繁荣的重要阶梯。

必须努力探索和逐步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理论和研究体系，重视基础，加强应用，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使藏学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建立在现代化的科研手段上。２１世纪是信息时代，电脑化、网络化已经引起科研手段的革命。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挑战。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学术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使我国的藏学研究永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把我国的藏学研究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藏学工作者的共识。

（作者：拉巴平措     摘自：《中国藏学》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