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藏传佛教格鲁派当代发展新态势

海外藏传佛教的发展现状研究是我国宗教学和藏学等相关学科较少关涉的领域。海外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当代发展牵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民族宗教政治背景，多种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绞合其中，全面论述为笔者力之不逮。本文[1]的书写逻辑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政教合一制及其所引发的历次重大危机——当代海外格鲁派由“后政教合一制度”与“西藏流亡政府”挑起的护法神事件危机——由此危机所导致的教派分化新格局。旨在说明，历史和当下的政教合一制，与当代海外格鲁派的教派分裂及新格局形成有极大的相关性。在此视角下，可以清晰看到，当代海外格鲁派“供派”对教法历史的梳理、寺院的兴建、僧人在迁移后的重新集结以及传承的清晰化等，使其呈现出与之前整体的格鲁派不一样的气质与面貌。脱离“流亡政府”的“供派”僧众虽然历经打压，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整体来看，则意味着最终脱离残留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合一框架和“藏独”阴影，走上一条相对自然传承发展的路径，其传承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同时，“供派”对多杰雄登护法神信仰的强化，加深了海外格鲁派对十世、十一世班禅大师的认同和尊崇[2]，从而祖国归属感得以强化。[3]这一过程对于宗教在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均有着重大意义。

一、护法神之殇

十四世达赖在北印度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达兰萨拉小镇落脚后，成立了以“西藏独立”为宗旨的“西藏流亡政府”，对海外藏人政教事务实施控制和管理。至20世纪80年代，原本属于藏传佛教历史文化范畴的多杰雄登护法神供奉事宜，在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蓄意炒作下，演化升级为同门相残、教派分离，引发海外藏人社会及西方佛教信仰团体冲突的国际性宗教政治事端，国内藏区亦受严重影响。

依据藏传佛教教义，护法神是佛教中誓愿保护佛法、护持信众、遣除修行违缘的神灵统称，概分为已证悟护法（超世间护法）和未证悟护法（世间护法）两大类。超世间护法是圆满成就者或佛菩萨的忿怒化身，其主要使命是护持佛法，帮助修行者在修持过程中去除内在和外在的障碍，创造有利条件以实践佛法，如吉祥天母（度母化现）、六臂玛哈嘎拉（观音化现）、犀甲护法（阿弥陀佛化现）等；世间护法指尚未证悟，但因自身善缘或被大德高僧调服而誓愿护持佛法的灵性存在，这一类护法在整个藏传佛教中数量众多，其中与多杰雄登一道作为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政务神灵的乃琼护法，即为莲花生大师所调服的世间大护法。而多杰雄登护法则是显现世间相的超世间护法[4]，也是藏传佛教史上新近生成的一位护法，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多杰雄登”护法神全称“杰钦多杰雄登”（汉语“大王金刚具力神”），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主要护法神之一[5]，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在西藏寺院和民间被普遍供奉，也被流亡海外的格鲁派所供奉。多杰雄登护法神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所承担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教事务宣喻神的角色。宣喻神有专门的代言神巫负责转述其旨意。正是这种双重身份致使多杰雄登处于政教敏感地位[6]。

1980年代初始，格鲁派当代两位宗师暨雄登护法神传承持有者赤江和林仁波切相继圆寂后，十四世达赖日渐被“流亡政府”及其他政治宗教势力裹胁，推动反护法神问题升级。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藏流亡政府”与十四世达赖，指责其原先一直供奉的多杰雄登护法神是邪灵，会损害其寿岁，危害西藏政教事业，但响应者甚微；到1996年，“流亡政府”进而指责依止该护法者为“恐怖主义邪教”，并发布禁令，要求所有组织和藏人一律不得供奉信仰多杰雄登，并签名发誓，拒签的僧人被开除僧籍赶出寺院，平民被赶出藏人社区，取消一切福利，拒发难民证、捣毁神像，甚至谋害有威望的高僧大德再进行栽赃，在海外藏人社区掀起了反多杰雄登护法神的宗教迫害活动。自2000年以来，印度和西方坚持供奉多杰雄登护法神的信众的抗议运动日渐扩大，众多西方信仰者的游行抗议，引发各界更多关注，使得流亡集团挑起的反护法神事端不断国际化。此过程中，格鲁派坚持供奉者被统称为“供派”[7]，放弃供奉者被称为“废供派”。

作为一起当代宗教政治事件，截至目前的相关研究，能够公开的多停留在实事和政论报道的层面，学术性梳理的尚不多见。国外相对有较多文论面世。[8]

综合各方观点和现有调查材料看，“流亡政府”及十四世达赖挑起反护法神事端的目的和实质可概括为：振兴低落的士气，缓和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利用“利美运动”（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不分教派运动）壮大实力；打击以英国格西格桑嘉措为领袖的西方新甘丹派[9]（新格鲁派）；祸藏乱教，分裂中国藏区。至于在这些表象之下还有着什么更深的谋略，则不得而知。

境外有“供派”僧人对达赖的这一举动总结道：1985年至1987年期间，达赖常说不到2000年我们就可以实现独立了，因为他有神通，所以西藏很多人相信他，但他所讲的很多事情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于是到1996年，达赖就说，多杰雄登对“流亡政府”的政治运作不利；多杰雄登对他的寿命有障碍；多杰雄登是中国汉人的“鬼灵”。就全部怪在多杰雄登身上。[10]

国内西藏及四省藏区部分僧人百姓，出于对达赖的盲从盲信，与坚持供奉者反目，孤立打击供奉者，导致部分地区的和谐稳定与民族团结受严重影响。

二、护法神事件所导致的海外格鲁派发展新态势

在格鲁派错综复杂的发展进程中，可看出海外格鲁派分裂、分化、蜕变与重构的发展路径。

先略谈海外“废供派”的倒行逆施及其后果。其实所谓“废供派”包含了不同情况的人群：以达赖为核心、“流亡政府”为支撑、以达兰萨拉居留区为基地的政要核心群体，以印度三大寺（哲蚌、甘丹、色拉）等寺院僧人为主的宗教核心群体，以及普通民众群体（包括普通流亡藏人和新兴西方格鲁派信众）。第一类为坚定不供[11]，并以强权打压供奉者；第二类有自愿追随达赖的，也有迫于强势而表面放弃供奉的僧人；第三类同样有被“流亡政府”洗脑的盲目跟从者，但更多的是被迫放弃供奉或表面放弃者。“废供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发事端到1996年强势禁令，到2008年后捉襟见肘地编织各种政治宗教混搭话语应付日渐升级的西方“供派”僧俗的抗议活动，到目前逐渐被外界以及西方舆论质疑和冷落，其颓势日趋明显。

这一颓势还反应在教务本身层面。首先，“流亡政府”在废除多杰雄登护法神后，重新扶持了一个代言女巫“拉姆茨仁切昂”作为“流亡政府”的政务神灵，其人来历和表演性降神活动被教内外知情者传为笑料；另外又将早在达赖集团流亡印度前即已宣喻不再承担护法神任务的乃琼护法抬出。这些行为显然无视和践踏了教法本身的神圣性。其次，“流亡政府”在寺院和学校里强制僧人和学生观看他们炮制的反面宣传资料，并要求学生和僧人将这些偏激而漏洞百出的政治宣称内容用于日常辩经，企图从学校教育角度和宗教义理层面强化或合理化其“藏独”思想。再者，达赖本人有关护法神的言论经常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西方信徒的游行抗议标语也是直指达赖，称其为“谎言者”。这些事实使得其追随者，包括西方的崇拜者们倍感纠结，信心渐失。“流亡政府”所挑起的同门内斗、不崇正法、宗教政治化的行为无疑将其带向自我消弭。[12]

两相对照，“供派”则从佛教义理、弘法方面加以梳理。

（一）重新梳理教法史相关文本——凸显教派宗风法理

一方面，在低调讲经传法、主动避免正面冲突的同时，教内资深喇嘛开始整理阐述历史上有关多杰雄登护法神的资料文本，如萨迦诸教主撰写的赞颂文、祈愿文和修持仪轨，包括十世班禅[13]在内的历代格鲁派大德的赞颂文、祈愿文等；另一方面，以格鲁派当代大德帕绷卡大师的完整传承及其文集为蓝本，开始着手对该护法进行系统性阐释，并逐步公开该护法的修持方法。例如第三世墀江仁波切撰写《护法之海喜悦音》[14]，对近代大成就者塔波·格桑克珠大师的著作《无量劫》进行了详细说明，并著《护法多杰雄登传》（原名《护甘丹教大天变化法王金刚威力三密稀有本生传》）[15]。该著作依据佛法教理展开，逻辑清晰，对于教外研究者从教理角度了解该护法乃至藏传佛教诸多护法神的生成机理，也有重大意义。另有第三世赤江仁波切弟子泽美仁波切所著《雄登产生过程师父口传甘露》等，旨在论证多杰雄登护法神的教法合理性及殊胜性。英国格西格桑嘉措的《心宝》一书也详细介绍了多杰雄登历史和修行法门[16]。《天降金刚霹雳雨（斩断假借格鲁派名义的邪说）》为上述诸论著的汇编。旅居马来西亚的詹杜固仁波切也以其寺院“克切拉禅修中心”为依托，以自传的形式阐明雄登护法的来历、冲突原因、护法法门等一系列问题[17]；2017年12月3日又以《藏传佛教萨迦传承与多杰雄登》为题撰文论释多杰雄登在萨迦传承中的具体情况。尼泊尔毗杰林寺扎恭仁波切所作的《文殊怙主耳传大护法多杰雄登传》[18]为一归纳性论著。这些著作文论的面世不仅起到理清护法神问题的作用，也在客观上重新阐释了多杰雄登护法神渊源及其法门的功德。

（二）“供派”新寺崛起——再铸弘法基础

随着“流亡政府”打压“供派”行径不断升级，印度格鲁派寺院“供派”僧人纷纷被迫集体出走，另行建寺。目前印度新建4个寺院，分别是位于南印度班加罗尔省麦苏尔地区的东甘丹寺、色邦寺以及印度北部大吉岭附近的两个寺院。

东甘丹寺为印度甘丹寺“供派”僧人将甘丹寺夏孜扎仓独立出来而成立的寺院。其他扎仓或寺院的供派僧人加入进来。目前僧人在640名左右[19]。

色邦寺与东甘丹寺情况类似。在原印度色拉寺内被孤立打击后，“供派”僧人集中于坚持供奉的邦布拉康村，并将此扩建为一个大寺院的规模，目前在寺僧人有560人左右。寺院除藏族僧人外，尼泊尔僧人、欧美国家僧人不断增加，僧人构成国际化趋势明显。寺院实行严格的闻思修程序，不问政治，僧人学养和成就为教内外所称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印度格鲁派非政治化发展的代表性寺院。

印度哲蚌寺僧人以“废供派”占大多数，没有公开分裂。

在尼泊尔则有毗杰林寺[20]、色玖巴寺，以及帕绷卡拉章等。僧人总数大概600人，其中200—300人为尼泊尔本地人，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位于加德满都佛教圣地斯瓦杨布塔山脚的毗杰林寺始建于1974年，为尼泊尔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因供奉有仅有米拉日巴等身像以及五世达赖喇嘛亲手制作的多杰雄登护法泥塑像而备受各教派关注。教派分裂后为数不多的“废供派”离开寺院，由“供派”坚守并扩建，由扎恭仁波切住持（已圆寂）。现有50多位僧人。其中11位藏族僧人，其余为尼泊尔当地人。

（三）格鲁派僧人再迁移——越洋、回归与留守

在藏传佛教海外发展诸教派中，格鲁派为主流教派之一。海外格鲁派以印度为大本营，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不仅在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寺院，以传统的方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僧人，其中的部分佼佼者不断前往欧美西方国家，建立诸多寺院或禅修中心，培养西方弟子，加之传统上蒙古、中亚等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国家和地区的复兴发展，至今的海外藏传佛教格鲁派已经发展为一颇具世界性规模的佛教教派。当代欧美国家在藏学、宗教学等学术领域，对包括格鲁派在内的教派问题及教派哲学思想进行了相对去政治化的新的反思和体验，特别是对中观哲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程度；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认知渐趋理性和客观化。

护法神事件过程中，印度“供派”僧俗被迫再次迁移。再迁移路径大致分为迁居尼泊尔、迁居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回流中国三个方向。

移居尼泊尔的人数相对较少，主要依托在毗杰林等寺院，致力于收留藏人和尼泊尔学僧，讲经传法。在尼泊尔相对宽松的宗教和政治环境中，藏传佛教尼泊尔本土化趋势已现端倪[21]。

移居欧美国家的大德高僧有不少已经建立精舍、禅修中心或寺院；而一般僧人多投靠某一既有寺院或禅修中心。著名的有英国格西格桑嘉措领导的新甘丹巴佛教联盟、德国绷朗仁波切住持的禅修中心、瑞士及奥地利的恭萨仁波切与格西若丹禅修中心、意大利的刚坚仁波切禅修中心、法国第101任甘丹巴龙仁南杰住持的禅修中心、第四世墀江仁波切在美国佛蒙特等地住持的佛学院与禅修院、北美扎恭仁波切住持的甘丹旦松林、护法神代言人古登拉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建的黑汝噶禅修中心、马来西亚詹杜固仁波切住持的克切拉禅修林。此外，俄罗斯、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萨迦、格鲁、噶举三派也有供奉雄登护法的若干寺院或禅修中心等。这些寺院或中心虽然各具特色和发展旨向，但在维护护法神及其传承方面却是一致的。其中较为激进的属英国“新甘丹派”的创建人和领导者格西格桑嘉措，他指责“流亡政府”操控下格鲁派的发展背离了宗喀巴的纯净教法，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因此为了回归源于宗喀巴大师的清净传承，他只供奉宗喀巴大师和多杰雄登护法神，只招收西方弟子（他认为大多流亡藏人已经被政治所污染）。

选择回国的格鲁派“供派”僧人，多为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他们看到了国内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的良好环境而选择回到原寺院，经过当地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正式加入寺院，领取僧人证。

此外尚有部分僧人选择留守他们在印度新建的寺院学习、服务或讲经传法，其中以南印度麦苏尔的色邦寺和东甘丹寺为代表。

综上，护法神事件的结果之一，是海外格鲁派一分为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走宗教政治路线的“废供派”渐失人心，渐呈颓势。“供派”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在教内外明确了雄登法门的来历、具体修持及其在宗喀巴核心教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阐扬宗风，另启清流，从宗教安全发展、和平发展的角度看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结果之二，海外格鲁派护法神废供之争，间接导致我国藏区信众内部产生对立矛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歪曲利用，民族传统文化正常传承受严重干扰。

三、余论

如何看待和把握海外格鲁派分裂及其发展态势，以及“供派”的非政治化和平发展路径，是藏传佛教重要的现实问题，同时还可能有着宗教去极端化的案例启示和理论建构意义。据此，提出以下初步思考。

就如何看待和阐释“供派”的非政治化和平发展态势问题，我们认为，当代海外格鲁派的分裂存在一种去浊扬清的趋势和效果。达赖及其分裂主义集团，作为一个有历史传承的宗教团体而言，废供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自废武功的做法，最终走向自我消弭。在这一过程中，强化对供派的认同度，有利于扶正祛邪，善用“供派”非政治化和平发展的取向与特质，来把握藏传佛教世界传播的主流群体和正向发展趋势[22]。相应地，对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和不同宗教性组织的正邪认定、扶正祛邪，应当是我们国家宗教管理的坚定取向。

有关宗教去极端化的案例启示和理论建构意义问题，我们认为，海外格鲁派的护法神之争及其“供派”的另启清流，去政治化和平发展案例，在彰显佛教护国利民与和平发展特质的同时，也正是宗教去极端化亦即去政治化的过程，不仅具有消解“藏独”势力的作用，对于我国乃至世界宗教的去政治化和平发展有着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藏传佛教‘杰钦多杰雄登’护法神信仰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16XDJ034）、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招标项目“藏传佛教格鲁派海外传承发展新格局研究”（2017sy10003）阶段性成果。

[2] 包括十世、十一世班禅在内的历世班禅均为多杰雄登法门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参见本页下条注释。

[3] 2018年1月4—6日，第一届杰钦雄登世界大会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来自世界多国的代表参会。会议确立了作为雄登协会会员的四个条件：永远断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全世界信仰杰钦修丹的信徒都以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为宗教领袖，信仰墀江活佛；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团结一致、信仰佛法，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每个国家的信徒要尊重各个国家的法律。成立“杰钦雄登联合总会”，颁发会员证书。确定每年8月24日为“世界雄登日”。资料来源：2018年4月27日访谈于尼泊尔雄登协会。

[4] 多杰雄登护法神的基本形象在格鲁派传承里为一头戴圆顶金帽，额生慧眼，身着袈裟，右手上执宝剑，左臂横傍金刚钩和吐宝鼠，左手托一红色心脏，足登虎皮靴，骑在忿怒雪狮上的怒相僧人。据格鲁派教义阐释，多杰雄登护法显现世间相的旨意之一在于其更大的包容亲和性以及回应的疾速性等，以应对物质科技高度发展而人们的痴、贪、瞋日益深重的现状。在萨迦派传承中常见的多杰雄登护法形象稍有区别，其坐骑是一匹黑马，因此被称为“骑黑马的多杰雄登”。萨迦派为首先供奉多杰雄登护法的教派。

[5] 在多杰雄登护法生成之前，格鲁派的主要护法神有大威德金刚、玛哈嘎拉、密修阎罗王、吉祥天母、多闻天王等。藏传佛教各教派都有各自的护法神体系。有些护法神是各教派共同供奉的，有的是某一教派所独有的。多杰雄登护法为格鲁派主供，萨迦派和部分宁玛派、噶举派也有供奉。

[6]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客观上给诸多以护法神的名义行政治利益操作的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造成政教腐败现象。

[7] “供派”为他称。坚持供奉者认为他们并未改变什么，只不过坚守了格鲁派历史以来的传承而已。笔者认同此观点，文章沿用“供派”一词，仅为便于叙述。

[8] R.P.Mitra， Politics of Religion:The Worship of Shugden Among the Tibetans，Source:Indian Anthropologist，Vol.32，No.1/2 (Jan-Dec.2002)，pp.47—58 Published by:Indi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http://www.jstor.org/stable/41919908 Accessed:02－12－2016 04:06 UTC.

[9] 国内有学者将英国格西格桑嘉措及其所创新的“新甘丹派”（新格鲁派）翻译成“新噶当派”，这是不对的，二者藏语读音不同、含义也不同。例如刘秧：《新噶当派源流及其历史特征》（《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133—138页）一文，由于没有分辨二者藏语读音的区别，将格西格桑嘉措所倡导的“新甘丹派”误以为是“新噶当派”，并将其作为一个有别于格鲁派的全新教派加以推演阐释。实际情况是，英国格西格桑嘉措所倡导的是“新甘丹派”，即纯格鲁派的意思。而当代也确有一名从云南香格里拉去到中国台湾的藏人被称为“台湾赤追”的，创建了“新噶当派”，宣称要重新阐扬阿底峡大师的教法。

[10] 2018年上半年访谈于印度有关寺院。

[11] 继1996年4月22日正式发布禁供令后，“流亡政府”的“西藏议会”修改“宪法”，其中第63条规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和全体陪审人员必须是西藏人，而且不得信奉多杰雄登神”。此外还编写了一系列论述多杰雄登并非护法神而是怨鬼的若干宣传册子，如《凶天善恶类》等。

[12] 笔者与在印度、尼泊尔、旅居欧美的多位藏传佛教高僧访谈时，有人坦言，“以前大家都很相信达赖喇嘛，他说什么都听，他说要‘独立’，所以很多人都期待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后来，慢慢的也有很多藏人去西藏探亲，探亲时发现今天的西藏和 ‘流亡政府’之前所说的好像不太一样，他们亲眼看到西藏在教育、文化、道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后，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就比较不相信‘流亡政府’说的了。另外就是宗教层面护法神这个事情，有人心里面也是清楚的，但是他不敢说、也不敢反抗。也有一些去国外读书的学生，他们看到中国的实力，在西藏各方面的发展等，也觉得是不得了的事情。但也有一些‘流亡政府’的人出去后受到欧美等国的赞助支持，就将‘藏独’当作一门生意来做”；“教派里真正有信仰的人，绝不会放弃供奉，也不会去掺和这件事。他们不会拿灵魂的前途来换现世的利益”。

[13] 十世班禅曾为多杰雄登撰写赞颂文，详见《十世班禅文集》［C］第二卷，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38—264页。从四世班禅到十世班禅都有关于多杰雄登的文论传世。

[14] 第三世墀江仁波切：《护法之海喜悦音》［M］，台北市宗喀巴佛学会，1998年。

[15] 《善说德赞》［M］（藏文），印度东甘丹寺出版社，2016年。

[16] 参见维基百科www.westernshugdensociety.orgkkk，2014-2-21。

[17] 参见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dugu，2015-5-11。

[18] 印度东甘丹寺出版社，2017年。

[19]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人数会有出入。后同。

[20] 西藏的毗杰林寺建于1562年，在日喀则的边界樟木口岸附近，原来是噶举派，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改宗为格鲁派，成为扎什伦布寺的属寺之一。

[21] 有关藏传佛教在尼泊尔的复兴问题，笔者将另行著文说明。

[22] 如前所释，现当代藏传佛教四大派别中，不仅格鲁派，萨迦和噶举也是多杰雄登传承的持有者或部分修持者。护法神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在某种层面上是关乎藏传佛教整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