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国外藏学与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

今年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大庆。我国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各行各业都在回顾过去70年里藏区各地的发展变化以及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中国藏学》编辑部之邀，我谈谈国外藏学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藏学的若干问题，以此向建国70周年敬献一份礼物。

一、什么是藏学——从考察国外藏学谈起

(一)西行考察国外藏学

1986年，我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毕业被分配到 工作。我发现党和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十分重视藏学研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成立 的通知》。文件明确提出藏学研究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与此同时，1985年12月2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权威学者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中说：“到了今天，在国际上东方学的研究范围内，藏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与敦煌吐鲁番学成为双峰并峙的局面。”“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给世界的学术研究增添了活力，给世界文化增加了新内容。藏学的研究，如果加以提倡，也将兴旺发达。在东方学的领域内，二十一世纪将是藏学的世纪。这绝非夸大之辞。”[1]但什么是藏学，当时国内外几乎无人在意。甚至用不用“藏学”这个名称也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导师李有义先生认为:藏族可以简称为藏，研究就是学，因此他认为藏学这一名称是可以使用的。[2]为了弄清楚什么是藏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满怀虔诚的心情，前往匈牙利、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瑞士、俄罗斯、挪威等十多个国家，求教什么是藏学(Tibetology)。遗憾的是西方藏学家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更没有人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也没有藏学概论之说。自然也没有人系统回答我的问题。但我通过长期的考察发现，当今世界上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藏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叫Tibetology或Tibetan Studies (藏学），而且每隔几年开一次国际藏学会(IATS)。我应邀参加了四届国际藏学会，同时还有西藏和喜马拉雅国际藏学会等。参加这些会议的学者包括来自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医学、文献学、心理学、考古学、人口学、环境学、建筑学等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用各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藏族某个方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藏学就是一个包括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很多学科的学科群，但以社会人文科学为主。因此，我认为西方所谓藏学（Tibetology）实际上是一门以藏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其特点类似于东方学、汉学、敦煌学、吐鲁番学、满学、彝学等。藏学就是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藏族人民用双手和头脑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科学。它可以形成许多不同的分支学科。如人类学藏学、历史学藏学、文献学藏学、艺术学藏学、经济学藏学、宗教学藏学、建筑学藏学等等。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讲，藏学就是研究藏族的学问。

(二)国外藏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国外藏学也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同样经过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我认为国外藏学的起源和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国外藏学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17世纪上半叶。先后有几批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越过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地区传教。他们关于西藏的游记成为西方藏学的最早研究材料。这个阶段的藏学研究可以说是国外藏学的萌芽阶段或起源阶段，也可以说是西方对中国西藏的神话和传说阶段，因为很难进入藏区腹地，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西藏对他们而言只是神秘的诱惑，虚构的梦想。第一阶段所谓的藏学家是一些探险家和传教士，这些探险家从中国藏区回去后讲了很多并不存在的虚构故事。据瑞士米歇尔·泰勒的《发现西藏》[3]和瑞士苏黎世大学马丁·布劳恩写的Dream World——Tibet这两本书中所介绍，这些探险家讲了很多早期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故事，这些故事我们今天看来确实有些可笑，但是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阶段，近乎与世隔绝的青藏高原上的藏区变成了西方梦幻的对象，成了他们神秘的梦想世界。他们在西藏的名下构建了一个远离当时西方工业化的虚幻世界，用它象征着西方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假定失去的一切，尤其是精神的整体性。于是把梦想中的西藏，变成传说中约翰国王的基督教乐园和金子遍地的西藏[4]，所以后来很多人是为了追求这个梦想中的世界而闯入藏区的。正如《发现西藏》中所说：“西方人是梦想家，但他们不会对其梦感到满意。”于是必须归化信徒、签订条约、收集标本、验证理论、著书立说，人员一批又一批地闯入藏区，因为“西藏激发了和产生了许多梦想”。物质的梦想是满地金子，精神的梦想是香格里拉，信仰的梦想是约翰的基督王国。马丁布让的Dream World——Tibet[5]中说: 19世纪以前的Tibet是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学者、殖民官员的想象或影像或梦想，西方对照中的神秘“禁地”（forbidden land ），它在西方支撑一个大众性的绵延的观点：西藏是一个“隐秘的王国”，是一个冒险和神秘的乐园。乃至直到1933年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出版，构建西藏的神话并没有完全结束，又一次掀起了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潮。

第二阶段至少从匈牙利的乔玛（Alexander Cosme de körös）进入藏区算起。1823年，他从欧洲取道中东，前来亚洲寻找匈牙利人的祖先。他走遍中亚，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匈牙利祖先，却意外走进藏族寺院。整整十年他就在拉达克一带的一座喇嘛寺院，拜藏族喇嘛桑吉平措为师，学藏文、当喇嘛，然后研究藏文大藏经。他出版了《藏英词典》《藏文文法》等一些书。他是第一个向欧洲传播藏文文献的人，也是西方第一个提出Tibetology这一概念的人。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从匈牙利人乔玛开始，西方的藏学研究才真正肇端。此后，藏学研究成为西方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殖民者东侵亚洲后，许多西方学者潜至藏区，从寺庙窃走大量文物、经书及藏文典籍。由于藏文原始资料的增加，西方藏学逐步走向深入。这个阶段有一批勇于探险和不怕牺牲的国外学者一个接着一个闯入世界屋脊。其中一部分人从我国各地带走了大量的珍贵的藏文古文献和文物。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和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1906—1908年间从我国新疆南部和敦煌千佛洞盗去了大批古藏文写本及木简。这些资料都被集中到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处，为少数的英法研究工作者所垄断。从此，国外掀起了一个用藏族古文献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的高潮，被国外藏学家称为里程碑式的发展。此后，其他一些国家如俄国、德国、日本、瑞典等国的学者也劫掠走了不少古藏文资料。这些资料的外传，促进了国外藏学第二阶段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文献被运到西方以后，西方就掀起了一个研究藏学的高潮，这个高潮主要就是依据藏文文献研究藏族历史、宗教、语言等，当然也有艺术。

后来又出现了像意大利的杜齐(G.Tucci)等，他们从藏地实地考察后带走一些实物资料，又有了绘画艺术的研究，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藏学的形成。

国外藏学研究第二阶段有几个特点: 1.这个时期国外研究藏文化的人，主要根据18—19世纪一些西方人盗走的大量文献和文物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熟读藏文、不会藏语的藏学家，开创了用拉丁文转写和阅读藏文的“哑巴”藏语传统。2.这个时期国外藏学以研究藏族历史、文献、宗教、艺术、语言为主，现实研究比较少。3.这个时期国外藏学研究大多归属于东方学或中亚学，没有形成完全的独立的学科。4.这个阶段国外藏学家大多也是探险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等，有的与各国政府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有比较密切的关系。5.文献研究具有突出的地位，为国外藏学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藏文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同时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西方开始有人利用文献较为系统地研究藏族，并提出了Tibetology这个名称。7.国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藏学学术组织，国与国交流比较少，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更少。

第三个阶段始于1959年西藏叛乱以后，一些高僧和上层知识分子逃到国外，携走了许多重要的图书、档案和文物，造成藏文文献和文物大量外流。国外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并出版刊物、丛书等等，影响较大。尤其是一些有文化的藏传佛教高僧和上层贵族，受英、法、日、意、美、德等国的聘请，到有关机构协助西方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使西方的藏学研究队伍空前扩大，若干国家相继出现了藏学研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形成全世界关注的一个政治焦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到染指西藏问题当中，很重视研究藏族，研究西藏现实问题。美国政府自然从政治角度和国家利益角度以及意识形态角度考虑所谓西藏问题。总之，进入20世纪，特别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和西藏平叛以后，西方对藏区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研究范围已从原来的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扩展到藏医、藏历、民间艺术以及现实问题上。国外藏学家队伍壮大，藏学论著不断涌现，藏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他们在继承早期藏学研究基础上开拓了许多新领域。如在美国洛克菲基金资助下收集藏族文献资料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一些大学图书馆，金·史密斯（E.Gene Smith）为此作了很多贡献，其庞大的藏传佛教文献资料中心数据库（TBRC）就是这个时候打下基础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现代的西方藏学家。我所认识的许多美国藏学家就是这个时候逐渐成长起来的。如罗瑞·爱波斯坦、南希·列文、范德康、梅尔文·戈登斯坦、白桂思、斯伯林、凯普斯坦等。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交流和互动，进一步促进了国外藏学的繁荣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英、日、奥、澳、德、瑞、意、挪威、丹麦等建立了藏学研究机构。据统计，目前国际上约有20多个国家的几千人在研究藏学。此外，近几十年来在国际上几乎每年都有与藏学有关的学术会议，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国际藏学会议”，已经召开了十五届。这个阶段一部分国外藏学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公开为“西藏独立摇旗呐喊”，形成国际藏学界政治上的博弈。

国外Tibetology(藏学)作为一门研究藏族的学科，具有所有社会科学的共性特点，要求研究藏学的专家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1.研究人员须必须具备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2.研究人员须经过书本和实践训练，掌握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3.就一般而言都经过硕士、博士的严格训练。4.研究人员经过长期（10年以上）积累和潜心研究，有丰富的科研成果。5.学习和掌握三门乃至更多的语言工具，其中藏语和藏文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工具。6.注重田野实地考察(人类学、社会学)，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7.重视个案、细节，以小见大。8.要求熟悉、熟读原始藏文资料包括古籍文献。9.提倡比较研究，重视探索规律。10.要养成交流、讨论、争论、批判的学术习惯，这也是智慧、灵感、启迪的重要来源。11.强调交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12.主张理性思考，事实为大，避免主观。13.严格学术规范，说明资料出处，严禁抄袭剽窃。14.禁止浮夸、浮躁。鼓励潜心、静心，深入研究。15.提高独立分析和总结的能力。长期积累资料，专一是基本。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中国的藏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藏学阶段。其突出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藏学进入现代藏学阶段，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从传统藏学到现代藏学

中国的藏学可以说渊源流长，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对藏区的考察和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记载与研究的成果车载斗量，所积累的藏文和汉文文献浩如烟海。藏族高僧大德和学者借鉴印度文化精华并加以弘扬，形成了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大、小“五明”即“十明之学”，并形成大量高水平的历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文献著作，均可以称为藏学成果。例如我阅读过的《松赞干布宝训》《五部遗教》《萨迦世系》《德格土司传》《安多政教史》《青史》《红史》《新红史》《白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智者喜宴》等藏文文献，奠定了传统藏学的坚实基础，为我们今天研究藏族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和重要的依据，应该充分肯定这些文献的重要学术价值。同样，我国汉文文献资料很丰富，素称“文献之邦”。这些材料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像《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宋史》《元史》《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等如此宝贵的历史文献自然是传统藏学的重要成果。正是这些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汉藏文献成果，才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不得不承认，传统藏文文献的作者大多数是信仰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们的研究不得不在佛教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而且他们研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佛教方面。在某些著作中，基本上用佛教史代替了藏族文化史。我曾研究古代藏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发现这些传统藏文古籍中关于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史料相对比较少，尤其是隋唐以前关于藏族的来源问题，在这些著作中充满了神话的迷雾，牵强附会之说也屡有所见；其他方面的史料由于受宗教思想影响，往往也是真伪相杂，为了扬佛，歪曲史实的情况也是有的。因此，从这类藏文文献中查找史料，有时犹如沙里淘金。有时从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只能爬梳出那么短短的一段甚至一句涉及民族关系的材料，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足。藏族传统神学或藏学是为了弘扬佛法、宣传佛法、维护佛教的核心利益而进行研究的。我曾经也写过，传统藏学家有的把藏族的来源都说成跟印度有关，因为印度毕竟是佛教的发源地，就像后来的有些贵族都愿意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吐蕃时代一样，所以这种现象必然对后人的研究带来重重迷雾，但这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他们没有现代科学理论基础，无法从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现代科学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传统藏学家中，更敦群培是个例外，他开始用现代藏学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他的《白史》开篇不是从对佛的祈祷或歌颂开始，而是直接提出问题，如藏族的自称Bod是怎么来的等。他的研究成果运用各种石碑、石刻和古文献进行综合比较和考证，这方面更敦群培是把传统藏学和现代藏学结合的藏族第一人，因此到现在他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说大多数藏族高僧大德对于藏族的大、小“五明”等佛教基础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有深厚的了解和根底，他们无疑是藏学家，但由于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现代科学的专业基础知识，所以至少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藏学家，最多只能算作传统藏学家。同样，许多著名的从事专门汉文历史文献研究的人也承认，我国古代汉族史学家中存在着“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或“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或“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6]等歪曲历史、编造伪史的问题。再加上古代史家中少有像司马迁那样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者。所以自古就有人怀疑文献材料的真实性，甚至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以致现代一些史学老前辈也感到“仅依赖文献史料来研究民族史……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少”，[7]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历史学与现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他们没有现代科学的训练和专业的基础，因此这些古代汉文史学家只能被归于传统的藏学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藏学家。

综上所述，无论历史上的藏族高僧大德还是汉文史家都属于传统的藏学家，他们的成果自然属于传统的藏学范畴。与现代科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所谓藏学（Tibetology）是有区别的。

中国历史进入到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随着西方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兴起并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藏学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新兴学科和知识及方法研究藏族历史和文化，使藏学从其他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现代藏学的阶段。近半个多半世纪中，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藏汉民族的藏学家，以更敦群培、喜饶嘉措、张怡荪、任乃强、法尊、于道泉、李安宅、刘家驹为代表；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学论著，如《白史》《喜饶嘉措文集》《西康图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等，使藏学的学科建立在现代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把藏学研究向更加科学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这个时候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一般都有拳拳爱国之心，他们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或为了藏区的社会改革而辛勤劳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服务，使中国的现代藏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和政治属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藏学与传统藏学和国外藏学最突出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可以说新中国藏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藏区为起点，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藏学的突出特点。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时，多杰才旦就明确提出:“作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社会科学院，首先要有一个明确而毫无隐晦的指导思想，这是毋庸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有些人口头上虽企图否认这一点，但实际上却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进行其学术活动，这是客观事实。”[8]这说明关于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要不要培养马克思主义藏学家，虽然没有公开讨论，但国内藏学界争论客观存在，尤其是自东欧剧变以后，反对、轻视、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人在学术界包括藏学界都存在，而且有段时间很流行，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藏学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9]迄今为止，世界社会科学界没有一个学说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那样，客观、准确、全面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历史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有人在，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更是如此，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依然是最具有魅力、最具威力、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和思想。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网上评选“千年思想家“的大型活动，结果得票高居榜首的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大家想一想，人类社会过去的1000年，曾出现过千千万万的思想家，为什么到现在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体系、科学真理。用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因此，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藏学家，首先要百分之百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相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能够正确解释藏区过去、现在、将来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我们要有这个自信。

我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藏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10]。我们说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有两层含义: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分析西藏及四省藏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二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作为社会主义的藏学研究者，首先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并用于指导藏学研究。同时应该学习和掌握现代学科的基础知识，包括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法律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考古学等科学理论和方法，从现代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 使藏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得到充实和发展，打下雄厚而扎实的藏学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研究技能，实现又红又专的要求，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藏学家。许多历史上著名的藏族高僧大德对于藏族的大、小“五明”等佛教基础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有深厚的了解和根底，他们是藏学家，但由于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现代科学的专业基础知识，所以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藏学家。同样，许多著名的西方藏学家，他们有雄厚的现代科学专业基础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手段，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与我们不同，不接受马克思学说和毛泽东思想，因此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藏学家。

马克思主义藏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藏学家之间的主要差别来自于认识西藏及四省藏区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也可以说是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比如，多年来学术界有关西藏传统社会的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的来说，分为两派：一派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藏学家，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认为西藏社会与人类其他社会一样，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社会是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存在阶级对立，存在剥削与压迫。另一派是以西方一些学者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藏学家，他们不承认社会发展阶段论，否认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甚至有人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描绘成没有阶级和剥削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从这个角度讲，承不承认西藏社会曾经历过封建农奴制社会，实际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藏家与非马克思主义藏学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尤其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及四省藏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及我们从事的中国藏学研究，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我们与达赖分裂集团的政治斗争异常尖锐的条件下进行的，具有极为敏感的政治属性。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加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不善于从政治的高度、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不但可能使我们的中国藏学研究有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的危险，而且在当前国际上围绕“西藏问题”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很有可能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因为“没有理论上的坚定，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坚定”“理论坚定是政治坚定的灵魂和基础”。理论上不清醒，政治上必然是糊涂。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又怎么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藏学家呢？因此，今后我们藏学界必须把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特别要在解决自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多下功夫，在实践中不断坚定自己马列主义理论的信念，力争做一个合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藏学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藏学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家就应该像马克思那样突出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英国的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他总结马克思学术研究的几个突出特点：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重视的是对未解放人民的研究。他的学术兼有政治、学术双重性质。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把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用莫里斯的话来说：“马克思准备为被压迫人民重写一部人类史书，以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所受压迫的本质，以及这一压迫是怎样产生的。”[11]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学术研究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用莫里斯的话说：“马克思还力图说明在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一个怎样的内在动力，这一动力怎样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繁荣及至最终灭亡。”[12]那么马克思主义藏学家的学术研究为了什么？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任乃强、李安宅、李有义等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中国藏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时，你的研究才有真正的价值，即社会价值。只有努力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内容、方向、范畴与西藏及其他藏区的长治久安、跨越式发展、现代化的未来光明前景结合起来，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衰结合起来，并为四省藏区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的藏学研究才有正确的方向。当代的西藏及四省藏区正处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转型期，处在从传统的手工业和农牧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形势要求我们中国藏学工作者，从国家的利益，西藏及四省藏区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当前西藏及四省藏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纵深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科学的调查论证，对西藏及四省藏区人民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事实求是的决策咨询和前瞻性研判，努力使我们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成为鼓舞人民、激励人民，向着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广大藏族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最近我学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3]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学科，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着力发现、培养、聚集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年富力强、功底扎实的藏学家，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稳定和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服务。

[1] 朱晓明：《立足新起点，抓住新机遇，开拓新局面——庆祝 成立20周年》，原载《人民日报》2006年5月20日第7版，《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2] 见李有义:《关于开展西藏学的几点意见》［J］，《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争论的焦点是用“藏学”还是用“藏族研究”。

[3] 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4] 据米歇尔·泰勒：《发现西藏》第3页：“1145年，由叙利亚加巴拉（Gabala）主教致教皇欧仁三世的一份报告，提到了一名叫做约翰（Jean）的国王，他生活在东方最为偏僻遥远的地方。”第14页讲到吐蕃的黄金：“他们的地区如此盛产黄金，以至于需要黄金的人只要让人掘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它。”

[5] Martin Brauen: Dream World Tibet——Western Illusions，Translated by Martin Willson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by Weatherhill，Inc，41Monroe Turnpike，Trumbill，CT 06611 USA.Copyright 2004 By Orchid Press.

[6] 江应梁:《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A］，载《人类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7] 同上。

[8] 多杰才旦：《西藏学研究刍议》［J］，《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第4页。

[9]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自2016年5月18日，新华网。

[10] 格勒：《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几点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1] ［英］莫里斯·布洛克著，冯利等译：《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12] 同上。

[1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自2016年5月18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