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间故事研究70年：理论建构与意义阐释

西藏民间故事研究70年：理论建构与意义阐释[1]西藏民间故事发生、发展在具有特殊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青藏高原，凸显出采撷宏富、源远流长的非凡魅力，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和丰富研究。中国学者对西藏民间故事的研究呈现不尽相同的镜像：学者们或对有关西藏民间故事研究状况进行介绍；[2]或侧重对西藏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方面的考察，较少涉及具体问题研究；[3]或注重展现西藏民间文学整体性研究面貌，没有专门性地对民间故事研究进行分析。[4]可以说，目前国内缺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西藏民间故事研究整体性、思辨性的讨论，这与国内学者对西藏民间故事多方面的研究极为不符，也无法进一步凸显西藏民间故事对我国学术界的独特贡献。国内学界对西藏民间故事的研究在不同时期各具时代特色，其研究经历了诸多研究方法的实践。笔者选择以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学特性、生活属性以及最为突出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研究为主题，以期完整呈现西藏民间故事研究70年的整体面貌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    资料学的方法：西藏民间故事的采集与整理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随之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纷纷进入西藏，西藏民间文学，特别是西藏民间故事开始得到高度重视，相关搜集整理工作也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1951年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艺集刊》第3册以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主题，刊发“藏族民间文艺特辑”。值此社会历史背景，学者们对西藏民间故事的研究首先从搜集、整理开始。

在20世纪40年代，谢国安、李安宅、庄学本曾对藏族民间故事进行过翻译、介绍，并出版了故事集[5]，但这一时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只是个别学者为了辅助其研究或对藏族文化的兴趣使然，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迎来西藏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民间故事集，主要以萧崇素、王尧、田海燕、陈家琎等学者搜集整理的作品为主，其他还有“中央民族歌舞团创作研究室编的《泽玛姬》、赵燕翼编的《顿珠和卓玛》、开斗山编译的《阿古登巴的故事》”[6]、蒋亚雄整理的《丹珍和塔尔基：藏族民间故事》等。1978年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部、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再一次掀起民间文学普查、采录的高潮。[7]西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自1987年开始，全面展开针对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的大普查、大搜集，历经15年充满艰辛的采集整理工作，于2001年8月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共收集到3千多万字的原始故事讲述资料，“陆续编成了73卷地（市）、县民间故事资料本，采访了235位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发现了能讲50个故事的民间故事家80余人”[8]，全方位、全区域、全景式地展现了西藏民间故事的流传现状。

西藏民间故事经过两次集中搜集整理，逐渐被人知晓，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也为21世纪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学术史视角来看，西藏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对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方法的逐步规范，以及对民间故事的科学认识及对其社会功能的反思。从西藏民间故事搜集整理规范性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搜集整理高潮，基本按照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制订的16字工作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9]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期，大力倡导科学方法记录译述民间故事，规定搜集整理遵守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的“三性”原则。[10]两种不同的搜集整理标准背后是对民间故事本质认识的转变，第一阶段搜集整理，采集的目的性强，出现简单化、急进的做法，着力突出民间故事的教育功能，“随着搜集工作的发展，在部分搜集工作者中间渐渐出现把民间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对立起来的倾向，于是有的在整理作品时拔高传统故事的思想，有的不作忠实记录，仅根据片段情节就加以发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民间作品的记录、整理和改编、再创作的界限，损害了民间故事可贵的科学价值”[11]。在反思前期采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之后，西藏民间故事搜集和整理工作出现转型趋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藏族民间故事选》（1980）、《西藏民间故事（第一集）》（1981）和《西藏民间故事选1965—1985》（1984）都有包括故事来源、讲述人情况、采录人员和采录整理时间等信息的详细记述。1981年6月，西藏自治区文联专门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请有关专家学者就民间文学的搜集、翻译、整理、研究等问题进行授课。“课后讲习班的部分学员组成多个采风小组，分别下到西藏各个地区，进行田野作业，采录传说、故事和歌谣。”[12]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期，采集工作者已经意识到采录故事应该保证故事传统状态，“根据故事整理故事是不足取的，故事采录工作的实质，就是对民间故事价值的保护，只有将民间故事的价值还原到真实状态，民间叙事的意义才能得以实现”[13]。西藏民间故事采集整理方法经历了前期注重文学性、审美性、思想性，专注于对民间故事的修改、编辑向强调采集整理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保持民间故事传统性的转变。廖东凡等人搜集整理的《西藏民间故事》“一是地地道道的西藏民间故事；二是实实在在的忠实记录；三是原汁原味的藏族语言；四是附有历史、地理、宗教和民俗的背景介绍”[14]。这些评价意味着西藏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采集整理方法论作出了有益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尝试。

在以两次高潮为代表的西藏民间故事采集活动中，除了依靠官方力量组织各地文联工作人员、各级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和高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研究人员进行有组织、成规模地搜集整理外，西藏的民族文化爱好者、民间文学爱好者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西藏汉藏文大众期刊，如《西藏日报》《西藏文艺》（藏文版）、《雪域文化》（藏文版）、《邦锦梅朵》（后改名《西藏民俗》）、《山南文艺》（藏文版）、《西藏艺术研究》等发表大量西藏民间故事，并且收录进《藏族民间故事（第一集）》《藏族民间故事选》等故事集中，对此耿予方曾谈道，“就以藏族民间故事为例，就曾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过多次调查，有关文化部门和有关学校印出的藏族故事资料，估计至少有一千篇，由出版社集印成册和公开发表在刊物报纸者也有几百篇之多”[15]。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又因多民族语言隔阂，这都是西藏民间文学采集过程中可想而知的困难。西藏民间文学爱好者凭着对西藏文化的热情和喜爱，从拉萨河畔的农家屋舍，到藏北草原的牧人帐篷，再到喜马拉雅东段的原始森林，采撷到数不胜数的西藏民间故事，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西藏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自西藏和平解放开始，在国家相关部门帮助下，无数地方文化工作者和爱好者经过艰苦努力和无私贡献，搜集、整理、翻译了大量西藏民间故事，实现了对西藏民间故事资源的全面掌握，保留了西藏的地方文化传统、民众生活和社会历史记忆，为研究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生活意义和历史价值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    作为文学的话语：重视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学特性

作为语言艺术，民间故事是文学艺术现象。从具体形态来看，西藏民间故事拥有书面和口头两种承载形式，在许多藏文史籍和藏文格言书中都收录有民间故事，这是西藏民间故事独具一格的特点。搜集整理时学人们以采集口头民间故事文字资料作为支撑，使得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自1951年以后，形成以“将民间故事当作与作家文学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16]为主流的文学研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西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藏民间故事现实性、阶级性、思想性的讨论。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来苏联文学理论和方法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唯一理论体系”，导致很长一段时间西藏民间故事关注于阶级意识、思想倾向和反抗精神。在一系列藏族文学史著作中，西藏民间故事的阶级色彩及其背后具有的集体意识形态被强化。1958年《藏族文学史》谈到藏族民间故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反对奴隶主、封建领主残暴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故事”[17]，1960年出版的《藏族文学史简编（初稿）》提到“民间故事和传说是帮助人民认识社会生活现象，揭露与反击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有力斗争武器”[18]。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西藏民间故事的研究延续了之前民众思想性和道德性探讨。周炜、李小方的《试谈〈说不完的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81）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西藏民间故事集《尸语故事》进行分析，强调民间故事思想研究的重要性。泽绒降初谈到阿古顿巴故事时提到民间故事可以“启迪人民的阶级觉悟，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这正是作品思想性、战斗性所在”[19]。宁世群的《〈尸语故事〉杂论》[20]从思想性角度解读《尸语故事》反映的藏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阶级斗争精神。除了对民间故事政治、阶级思想性的讨论，学者们还将民间故事的思想性研究扩展到探索民间故事具有的教育意义。尕藏仁青加的《藏族儿童文学浅见》[21]介绍藏族儿童文学中神话故事、动物故事、传说的语言特色、结构特征及其具有的教育意义。这一类对西藏民间故事思想性、阶级性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一种形成于政治权力话语作用下的主流研究范式。

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学研究，除了对其思想性、道德性的探讨，另一方面便是分析其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研究聚焦于主题、题材、语言风格、创作方法、人物角色塑造、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笔者搜集的100篇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论文（1982—2018）中有17篇关于民间故事文艺学讨论的，得出的结论是：西藏民间故事都是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简洁明了，内容丰富新奇等。这类研究结论是民间文学普遍存在的文学特征，研究者并没有结合西藏民间故事具体生成的地域环境、文化生态，忽略了西藏民间故事本质属性，进而无法归纳西藏民间故事表现的文学个性特征。在此类文艺学研究中，于乃昌的《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审美效应与审美构成》较有新意，他从珞巴族民间故事的特性出发，运用文艺美学和审美心理学解析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内容、形式、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概括出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审美效应类型和审美特性，提出珞巴族民间故事存在连锁式结构、重迭式结构和递进式结构的形式结构[22]。

西藏民间故事中有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而编织的系列故事，比如阿古顿巴和聂局桑布的故事在西藏流传广泛，深受西藏民众的喜爱。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这两位西藏机智人物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开斗山的《阿古顿巴和聂局桑布》[23]从艺术风格、角色性格特征推断认为两个故事之间存在“变体关系”。宁世群认为这两类故事在题材归纳、人物形象塑造、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共同特征，不存在何为本源、何为变体的关系。[24][25]从民间故事的文学性特征出发，论述两部故事存在异同的原因，挖掘民间故事创作的共同规律。

以西藏民间故事为核心进行的不同文类比较，主要包括两类研究：其一是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讨论。学者们认同西藏作家文学大都从西藏民间文学中继承、发展而来。但在研究中将重心放在作家文学上，着重考察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单向影响。“作家文学在体裁、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语言艺术方面可以积极汲取藏族民间文学的养分”[26]，比如《傻子与阿古顿巴——浅论阿来小说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学的关系》[27]、《从“阿古顿巴”到“傻子”——论阿来对民间人物的重塑》[28]等都选择以阿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家文学中民间故事元素的体现和民间文学资源的文学再造过程。其二是藏戏与藏戏故事比较。王尧对两者题材、内容、艺术特征进行比照分析，“发现八大藏戏的题材大多取自于藏族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佛经故事和人情世事”。[29]刘守华将藏戏《诺桑王子》归为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天鹅处女型”故事[30]。边多的《论藏戏艺术与藏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历史渊源关系》[31]从藏族民间说唱“仲鲁”和“古尔鲁”及其文学形式来探索藏戏艺术的文化渊源。藏戏是以歌舞形式反映藏族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藏戏故事具有藏戏表演艺术和故事讲述艺术的双重属性，通过藏戏故事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藏民间故事的生活特质。

从文学视角解读、研究西藏故事，这既受时代语境影响，也是民间文学理论剥茧抽丝的发展规律所致，站在学术史立场上，我们必须肯定这种文学范式研究的重要价值。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民间故事的许多特质无法完全归入文学概念框架，采用书面文学研究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这样会“完全忽视了口头文学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及接受方式”[32]。只有将民间故事的生活性和文学性结合起来，将故事讲述现场、故事讲述人、听众及地域文化背景都吸纳进研究的领域，才可能真正探寻西藏民间故事的意义，领略西藏民间故事作为口头艺术的独特魅力。

三、    作为生活的叙事：关注西藏民间故事的生活本性

民间故事是广大民众依照每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依靠集体智慧创作，反映社会现实、民众情感意识的生活实践行为。透过民间故事，可以展示各个时代的面貌，认识民众社会生活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西藏民间故事采录，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民间故事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从事西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语言调查的学者，他们或多或少地记录了当时西藏流传的民间故事。”[33]民间故事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生活的产物，也是民众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珞巴族、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有“从藏汉文史籍、档案文献和实地调查的有关资料中，搜集了珞巴族的历史材料，其中有碑文、传说、系谱和口述”[34]的特点。作为生活史的一个侧面，西藏民间故事得到确定，并被记录在调查丛刊中。但是，从生活角度审视西藏民间故事，结合故事发生的文化境况和即时讲述语境探寻西藏民间故事具有的生活本性，则是伴随民俗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才慢慢得以实现的。

在民俗学生活研究范式转向之前，有关西藏民间故事与民众生活研究，是把民间故事作为民众文化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反映，阐述民间故事如何记录民众普遍生活文化和社会历史现实作为重点的。在此类研究中，廖东凡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莱丁星的传说和对传说的思考》[35]中提出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内容与当时社会情境之间的联系，并结合群众心理需求解释传说中相关情节的出现，进而重现当年西藏人民抗英意识的某些侧面。林继富认为藏族兔子故事中的特殊情节是“藏族原始文化和习俗的折光”[36]。除了对民间故事文化内涵的探析，何峰的《论尸语故事及吐蕃以“仲”司政》从民间故事视角探寻西藏民间故事的社会功能，“各种故事以其独有的文化传承功能和教育功能，发挥了帮助历代赞普规范君主行为、教化民众的作用，这就是以‘仲’司政”[37]。俞菀尝试突破荣格原型理论的局限性，结合西藏民间动物故事产生的文化情境，考察文学作品中动物原型依存的藏族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38]上述研究虽然关注到西藏民间故事特有的文化形态以及包含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价值，但这些理论成果仍然远离民众的现实生活世界，远离在场化的民间故事讲述实践。

宗教在藏族社会和民众生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西藏民间故事与藏族宗教文化关系紧密。长期以来，不仅许多西藏民间故事本身取材于佛教故事，其他作品也有“相当明显的宗教思想内容”。当然，同时“确实有一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冲破了宗教清规戒律的思想牢笼，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喊出了人民积在心头多年的声音”[39]。但是，西藏民间故事与民众生活信仰之间的联系仍然停留在民间故事文学形态认识层面，并没有从民众生活世界出发，探究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此类研究中，廖东凡在《藏族传说〈娘热·唐百群则和扎拉·白宗姑娘〉》中认为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存在互生关系。“唐百群则活着的时候，受尽了污蔑、陷害、鞭打和凌辱，最后竟被野蛮的宗教统治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死后却得到种种封号……他被封为娘热地方的保护神，央噶尊康就是他的神庙，他又是色拉寺麦扎仓护法托鸟的总管”[40]。虽然廖东凡并没深入讨论这一互生关系如何生成、如何在生活中实现互动，但是，却比较早地意识到西藏民间故事与民众现实生活信仰的关联性。林继富的《珞巴族灶神论析》将珞巴族以狗为灶神的传说与祭祀犬神的仪式联系起来，提出珞巴族民间叙事主题建构在“珞巴族原始宇宙观、哲学观基础之上”[41]。孙林《〈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42]尝试将民间故事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研究民间故事、信仰与仪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民间文学虽是以文学的形式而存在、流传的，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民俗事象，同时民间文学在民间的口头讲述传承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43]藏族口头故事浓厚的讲述传统，民间故事和故事文本除了文学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表达生活、记忆历史和传播思想的功能。

“民间叙事传统不是一种泛指，而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它既是一个文化的聚合概念，又是文化个体鲜活的展示。”[44]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传统深厚，民间故事的讲述人众多，在西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活跃。学者们从20世纪50年代在搜集整理西藏民间故事时就有意识地记录部分讲述人的简单信息。[45]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三套集成时期，学界对西藏故事讲述人有了更规范的采录标准和更为科学的研究视角。《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记述了14名西藏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个人生活史、135位西藏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基本情况和具体的故事传承概况，[46]由此可见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人数量庞大，民间故事讲述传统深厚。雪康·土登尼玛在《西藏民间故事（第一集）》前言中生动地描绘西藏民间故事讲述家饱满的个人形象和鲜活的讲述情境，“我亲眼看到藏族人民中间,有不少天才的故事家。他们的肚子里，装着一部部活的故事书。叫人想起雪山的流泉，草原的海子，总没有枯竭的时候，许多很吸引人的，很有生活哲理和教育作用的故事传说，就是通过他们的口保存和传播的，有时候就是他们编唱的。他们的艺术才能很了不起，记忆力也很了不起。我认识几位艺人,他们能够在一个月里天天讲而不说重复的故事，尽管他是地地道道一字不识的文盲”[47]。21世纪初，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有专门针对传承人的条款[48]，“传承人”的概念逐渐被普及，同样受到从事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学人的关注。

伴随民间文学研究从书面向口头，从静态向动态，从文本分析向文本和语境综合分析的转向，研究者在坚持故事本体研究的同时，将更多研究视角投射到民众日常生活世界，尝试从民众生活维度出发，结合西藏民间故事的生活本性和文学属性，探究西藏民间故事意义的真谛，展现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化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风格特征。然而，西藏民间故事悠久的讲述传统，活形态的讲述现状与目前学界对西藏民间故事讲述过程、讲述人主体实践的相关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显不成正比，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民俗学者以及相关学科的学人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从生活立场、讲述视角阐释西藏民间故事深邃、生动的实践和意义表达。

四、    比较视野：重视西藏民间故事的交流力量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最早流传的而且始终流传的几乎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49]藏族与汉族及周边民族从“生活习俗到文化创制，从物质交流到精神表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流现象”[50]；印度为中国西藏的邻邦，西藏的宗教、文化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西藏与阿拉伯之间有密切关系，“历史上吐蕃与大食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51]都有往来，文化必然相互借鉴、融合。因此，结合西藏民间故事生成的自然、人文生境，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西藏民间故事有跨地区的频繁交流活动，藏族民间故事参与到多地区、多民族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西藏民间故事构成的知识共同体蕴含了多民族、多地域人民丰富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智慧，也使西藏民间故事凸显其独特魅力。

汤普森曾概括全世界范围内民间故事的几种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有故事的含义、不同类型故事之间的关系，其中对民间故事起源、传播及生活史追寻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卓有成效的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当学者面对历史悠久、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西藏民间故事时，结合西藏与印度、阿拉伯以及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交往历史，西藏民间故事的源头及其形成、发展和传播路径等就会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

藏族与汉族是两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丰富的民族，早在4000多年前的西藏昌都卡诺文化时期就有交流。在之后的发展中，两个民族通过政治、经济、婚姻、宗教信仰等往来和知识采借建立了紧密联系。这样一种“风俗交汇，血统联姻，民族融合，产生了很多共同的民间故事和歌谣，成为两族共有的文学财富”[52]。田海燕在《金玉凤凰》附录中列举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些例证。他在分析两族民间故事情节、故事名称基础上，归纳出汉藏故事相互影响的三种类型：首先是除地点、人物、风貌略异之外，其余完全与汉族故事相同；其次是与汉族故事作品主要情节完全相同，但又有自己的发展；第三是虽然故事题目相同，但是内容完全不同。他还提出汉藏民间故事传播的渠道和促成交流的原因，“汉文化（文字的、口头传说的）不但影响和丰富着藏族文化，而且会与藏族的进步文化因素（主要是民间文学）结合起来，对统治御用的文学故事，以及对宗教中的寓言故事，起着吸收精华、扬弃糟粕的作用”[53]。之后，学人运用历史地理学派比较方法，从类型、情节、母题切入，更加深入探索汉藏民间故事传播路径，以期阐释汉藏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形成原因[54]。在此类研究中，林继富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他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汉藏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运用类型学方法，结合汉藏民间文化特性，分析故事形态变异的具体原因，展现汉藏民间故事交流互动过程。他的《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是“集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之大成，在一定程度上把藏族故事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当代学者关于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55]。林继富将27个汉藏民间故事类型视作民间叙事传统、民间生活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拓宽历史地理学派故事类型比较的单一研究视角，提出民间故事类型不仅是故事类型，而且是生活类型、传统类型。他主张用文化整体研究视角弥补类型学比较研究中忽略类型自身文化传统性质。同样，王铭铭也在相关研究中提出“比较研究中最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确立文化类型，而舍弃对于所比较的‘个案’内在的复合性与外在的互通性”[56]的思考。因此，不论是文学的、还是故事学比较研究方法只是一种研究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对其完善必须依赖于人们对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诉求的系统理解和精细把握。

西藏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中数目最多、范围最广的是西藏民间故事与印度故事的比较研究。学界讨论西藏民间故事与印度民间故事关系时得出不同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编写《藏族文学史》关注到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故事的相似性，认为“藏族的《尸语故事》最初来源于印度的《僵尸鬼故事》”[57]，星全成提出藏族民间故事是印度《五卷书》中的民间故事在藏地民间“藏族化”结果[58]。但是，这些研究只是粗略对藏族故事和印度故事内容、情节、结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具备充分说服力。然而，李连荣和诺日尖措将口承《尸语故事》与目前所见各种书面《尸语故事》，包括印度《僵尸鬼的故事》，从具体内容、结构系统、语言文字比照，“不认同《尸语故事》是印度《僵尸鬼故事》传到藏区以后，逐渐藏化而形成，认为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集，两者的故事各有其发展的规律和系统”[59]。刘守华强调对中印故事研究应该关注其传播方式，认为中印故事相似性应是两者双向文化交流、传播所致，“中国、印度都是文化传统极为深厚，民间文学遗产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两国的民间故事应该是互相交流的……《五卷书》里的许多印度故事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演变成为我国各族民间故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五卷书》里的有些故事，似乎又来自中国”[60]。谢后芳的《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故事的渊源》[61]通过印度《五卷书》与藏族书面故事集《萨迦格言》《益世格言》《格丹格言》在故事内容、情节、藏文与梵文语义的比较方法，对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佛经故事关系及藏族民间故事的演变方式作了探究。西藏民间故事发生学研究除了触及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民间故事外，部分学者还对其与阿拉伯民间故事进行了比较研究[62]。学者们对西藏民间故事溯源，试图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厘清印度、阿拉伯故事和藏族故事之间关系。但是，文化相似性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远不是找了一些相互影响的途径就能说明和解释的情况”[63]。学者们对西藏民间故事发生学虽然仍没有拟构出西藏民间故事发源、传播路径，但是通过对民间故事跨国界、跨地区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地缘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现实。

从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研究结论来看，目前学界对西藏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正在不断地提升和完善。当然，重视西藏民间故事形成、传播和影响研究，并不能忽视西藏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内在体系；也不能忽视跨文化比较视阈下民间故事的生活能动性。

五、    继往开来：把脉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西藏民间故事研究，既有对某种故事类型的微观分析，也有涉及某些故事题材，某些故事群跨民族、跨地区比较的宏观讨论。虽然西藏民间故事研究不能完全以时间发展为脉络，但受各个时代学术思想引导，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70年的研究，经历了搜集整理对故事资源的全面摸查，到对故事文本文学的特质评论向逐渐重视故事研究本体意识、解析故事内部结构、重现故事生活史面貌及其在文化交流、文化互动中特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同时，着力突破书面文本研究局限，发掘故事口头性特征，突出“人”的重要性，对民间故事的传承过程进行剖析，揭示由故事讲述和生活世界构成的故事生存空间。当然，限于各种客观、主观因素，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在走向成熟过程中，仍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现实意义方面留有缺憾，这也为学者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

目前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应该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在理论深度上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门巴族、珞巴族、僜人以及夏尔巴人拥有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冀文正、于乃昌、廖东凡、陈立明、张力风等学者都曾搜集整理过他们的民间文学资料，采集了丰富多样的民间故事，记录了其生活地区仍然保持的活态讲述传统。但就目前研究来看，藏族民间故事研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上述民族或人群的相关故事研究还相当薄弱。从笔者搜集的100篇关于西藏民间故事研究相关论文来看，仅有10篇文章涉及门巴、珞巴族民间故事研究，有关夏尔巴人、僜人的民间故事研究呈现空白状态。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西藏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以文学研究范式和比较研究方法为主，从生活世界出发，探究民间故事文化内涵和讲述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弱。因此，对西藏民间故事口承性和讲述系统内部艺术结构、外部社会结构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讨论。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推进，西藏已经建立起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通过普查发现，西藏目前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406项，其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96人，西藏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开发与利用。然而，民间故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嘉黎县的“嘉黎民间故事”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也仅有“藏北嘉黎民间故事”“杂玛童话故事”。若以广义民间故事概念来看，进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民间故事”只有9个项目。[64]简单计算，可以得出西藏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在西藏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中所占比例不足5%，同样西藏民间故事项目在西藏国家级/自治区级民间文学类项目中只占13%。与云南、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的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和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传承人数量对比，具体如下图：

由表可知西藏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藏区相比，在项目数量和传承人数量上均处于劣势，这与西藏浩繁的民间文学资源和悠远的民间文学传统极不相称。因此，对西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发掘、保护刻不容缓。西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也缺乏有针对性、有指向性、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西藏在长期的经济、文化发展交流中形成了各种“区域文化”和“走廊文化”，如“丝绸之路”“藏彝走廊”“青藏古道”，在这些区域和走廊文化中，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贯穿始终，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将西藏民间故事置于区域文化进行整体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藏文化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探究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现象。

现今西藏民间故事仍然以活态传承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研究西藏民间故事，不能忽略作为口承文学和生活之学的民间故事本质，要超越依托文本形态、主题、类型、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把握西藏民间故事“现在之学”“感受之学”“生活之学”的性质。结合藏戏、民俗深化西藏民间故事与西藏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互生性、互文性、互动性研究。

西藏民间故事研究从搜集整理开始，体现了国家政府和无数民间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的努力，如何将这种由对西藏民间故事的真切热爱而引导的相关研究，转变为自觉意识到西藏民间故事作为民族、国家重要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为主导的研究，是我们接下来面临的重要任务。

六、 结语

70年来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虽然在时代生活和学术思潮影响下，不同范式主导的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还有理论提升的空间，但必须肯定地说，无数学者对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努力。

以史为鉴，未来的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在理论建构、意义阐释等方面应该扩宽视野，立足于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加强西藏民间故事的“人民性”和现在性研究，为西藏民间故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转换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1]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162)、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间文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民族交往桥梁的运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JJD850011）的阶段性成果。

[2] 周炜：《国内外藏族民间文学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3] 廖东凡：《我们在世界屋脊上开采金子——〈西藏民间故事〉的编纂及其他》［J］，《中国西藏》2001年第5期。

[4] 刘波：《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西藏民间文学研究概述》［J］，《中国藏学》2018年第4期。

[5] 庄学本：《康藏民间故事》［M］，上海：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

[6]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39页。

[7]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1年，第8页。

[8] 闫振中：《激活原始的基力——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的出版》［J］，《西藏民俗》2002年第4期。

[9] 贾芝：《半壁江山——贾芝民族文学论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10] 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十五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75页。

[11] 许钰：《中国近现代口承故事概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12] 廖东凡：《我的西藏故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13] 林继富、陈秋：《推进多元化的中国民间叙事研究——“中国民间叙事与民间讲述人学术研讨会”综述》［J］，《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

[14] 廖东凡：《我的西藏故事》，第215页。

[15]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藏族文学小组编：《藏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页。

[16] 邓苗：《跳出庐山看庐山——评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J］，《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

[17]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著：《藏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8年，第614页。

[18] 青海民族学院中文专科编：《藏族文学史简编（初稿）》［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30页。

[19] 泽绒降初：《幽默的形象 深刻的含义——〈阿古登巴故事〉浅论》［J］，《西藏民间文艺》1982年第6期。

[20] 宁世群：《〈尸语故事〉杂论》［J］，《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

[21] 尕藏仁青加著，克珠群佩译：《藏族儿童文学浅见》［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22] 于乃昌：《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审美效应与审美构成》［J］，《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23] 开斗山：《阿古顿巴和聂局桑布》［J］，《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24] 宁世群：《两朵奇葩之比较——试析〈阿古顿巴的故事〉与〈聂局桑布的故事〉》［J］，《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甭琼的《藏族阿古顿巴故事与维吾尔族阿凡提故事的比较研究》

[25]甭琼：《藏族阿古顿巴故事与维吾尔族阿凡提故事的比较研究》［D］，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4年。

[26] 陈强：《丰沃的土壤，晶美的果实——当代藏族文学继承与发展关系初探》［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27] 李丽娟：《傻子与阿古顿巴——浅论阿来小说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学的关系》［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28] 满黎：《从“阿古顿巴”到“傻子”——论阿来对民间人物的重塑》［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29] 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65—274页。

[30]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23页。

[31] 边多：《论藏戏艺术与藏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历史渊源关系》［J］，《西藏艺术研究》1991年第4期。

[32] 刘宗迪：《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J］，《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3] 林继富：《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M］，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34] 刘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一至十辑述评）》［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35] 廖东凡：《莱丁星的传说和对传说的思考》［J］，《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

[36] 林继富：《藏族兔子故事论》［J］，《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

[37] 何峰：《论尸语故事及吐蕃以“仲”司政》［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8] 俞菀：《试论原型理论的文学解释力——以藏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崇拜原型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9] 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主编：《藏族文学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40] 廖东凡：《藏族传说〈娘热·唐白群则和扎拉·白宗姑娘〉》［J］，《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

[41] 林继富：《珞巴族灶神论析》［J］，《民间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

[42] 孙林：《〈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J］，《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43] 李晓丽、张冀震：《藏族民间文学中的民俗因素》［J］，《中国藏学》2007年第4页。

[44] 谢红萍：《文化交流视域下民间叙事的本土实践——读〈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6期。

[45] 参见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民间故事编译小组：《藏族民间故事（第一集）》［M］，1959年。

[46]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附录一记述了14名西藏部分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个人生活史。附录二用表格的形式简洁呈现了135名为西藏部分故事讲述家的基本情况和具体的故事传承概况。

[47] 廖东凡、次仁多吉、次仁卓嘎收集翻译整理：《西藏民间故事（第一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第1页。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中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49]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50] 林继富：《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M］，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51] 董莉英：《从〈一千零一夜〉与藏族民间故事说起》［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52]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藏族文学史》，第637页。

[53] 田海燕编著：《金玉凤凰》［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第229页。

[54] 参见林继富：《藏族兔子故事论》［J］，《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林继富：《AT155型故事的传承》［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林继富：《跨族际的故事比较——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林继富：《汉藏“猴子的心忘在家”故事比较》［J］，《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林继富、查斌：《“言出必中”赛“神仙”——汉藏“梦先生”故事比较研究》［J］，《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林继富、梁珊珊：《汉族、藏族“小鸡崽报仇”型故事比较研究》［J］，《青藏高原论坛》2015年第11期。

[55] 刘魁立：《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M］序言，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56] 王铭铭：《差异与关联——从汉、藏、彝三个文本中的“生死观”看比较人类学》［J］，《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57]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藏族文学史》，第81页。

[58] 星全成：《从〈五卷书〉看印藏民间故事的交流与影响》［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59] 李连荣、诺日尖措：《简论安多口承〈尸语故事〉》［J］，《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60] 刘守华：《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J］，《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

[61] 谢后芳：《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故事的渊源》［A］，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编：《藏学研究》（第9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62] 参考汤池国：《〈尸语故事〉和〈一千零一夜〉》［J］，《西藏文艺》1982年第1期；董莉英：《从〈一千零一夜〉与藏族民间故事说起》［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旦珍：《浅析藏族〈尸语故事〉与〈一千零一夜〉的关系》［D］，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63] 董莉英：《从〈一千零一夜〉与藏族民间故事说起》，《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64] 藏北嘉黎民间故事、杂玛童话故事、米林珞巴族始祖传说、米拉日巴传说、奇那阔松地方文成公主的传说、达江山传说、什布齐三姐妹传说、纳木错湖传说、格萨尔遗址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