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博物馆事业发展历程与展望

西藏博物馆事业发展历程与展望[1]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西藏地区的博物馆事业起步较晚，在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以后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文物调查、征集和集中保管过程。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博法规进一步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初见成效，西藏地区珍贵的历史文物开始通过展览输出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为西藏博物馆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1999年，全区第一个大型综合类博物馆——西藏博物馆建成开放，为西藏博物馆事业发展抒写了历史进程中的崭新篇章。她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砥砺前行、迅速成长，拥有珍贵厚重的馆藏资源、完备精致的展陈体系、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世界屋脊的文明窗口。2019年，西藏博物馆正值20岁的芳华之龄，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的新馆即将全新呈现。在此重要的历史节点，回顾西藏博物馆事业的历史进程，总结其在成长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并对其未来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全新使命进行探讨，相信对西藏博物馆乃至西藏自治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西藏博物馆建成之前西藏文博事业的发展

1.民主改革前后的文物保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尽管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对博物馆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大力推动文物征集和博物馆筹建工作。经过1952—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按苏联模式建成了72座博物馆，除西藏、青海、新疆之外，各个省级博物馆已基本搭建起来。这个时期的西藏几乎没有开展文物考古和大规模的文物调查工作，全区文物资源状况不明，大量文物散落民间，保护状况堪忧，这是西藏不具备建设博物馆的客观原因。而且，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社会发展并不稳定。旧西藏占人口95%的农奴是文盲，他们在失去人身权利的同时，自然也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寺院几乎是唯一正规传播知识的场所。[2]面对反动集团裁剪史料、歪曲历史，利用宗教宣传藏独的局面，如何向广大民众普及文化知识，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博工作主要面临的挑战。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对民族而言，文化是他们的表现方式：它们是独特的“内在深度”的外在符号。博物馆是将重要的“文化物品”集中在一起的场所，很自然就被看作是“民族”认同的表现，而且与“拥有历史”的观念联系起来。[3]根据历史档案资料的纪录，西藏地区系统的文物保管是从民主改革之后才陆续开展起来。1959年6月，中共西藏工委发布《关于加强文物档案工作的决定》，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迹档案管理委员会”，下设文物管理小组，并配备了3名文物干部，开始在文物调查、征集、保护等方面开始初步工作。[4]不久，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正式成立，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5]从1965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机构一直担负着安排西藏全区文物考古的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的重要角色。通过早期艰苦的文物调查、征集、整理工作，文管会在60年代已经掌握了一批珍贵文物，包括历史上罕见的贝叶经和珍珠唐卡，元明清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印章、金册、匾额等，历代中央政府赐给西藏地方的佛像、唐卡、金银珠宝、瓷器、玉器等，以及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及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和大量的壁画、牌位等。这批文物不仅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也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重要文物见证。文管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举办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物展览，以物证史，在当地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2.改革开放之后的稳步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在和平环境中出现了博物馆数量激增、快速发展的景象，而我国博物馆事业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迎来了发展契机。这一时期的西藏，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深化实施，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地方各民族参与国家事务，发展地方经济、文化、语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也得到有效保护。[6]在全国兴建博物馆热潮的影响下，西藏文博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人才队伍培养初见成效，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有序推进，文物资源在本区、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集中展览，为博物馆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开始充分利用现有文物、场馆资源在当地区举办各类展览。1985年，唐卡艺术展在罗布林卡举办，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继而又被邀请到日喀则等地巡回展出，得到当地观众的高度赞扬和评价。[7]1987年11月1日，为了打击藏独势力、维护祖国统一，文管会在拉萨罗布林卡再次举办“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文物展”。主办方为观众准备了70多件文物和45幅图表、照片，以历史事实再次阐释了西藏与祖国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这一主题。[8]

此外，借助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展示平台，将西藏文物、西藏文化不断向外输出，也是本阶段西藏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大亮点。198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共同举办了“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展出了1976年后全国出土文物珍品。[9]西藏卡若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第一次公开集中展出，备受瞩目。其中，刻纹双联陶壶、刻纹陶壶两件精品入选《全国文物珍品选》，并被定名为“卡若文化”[10]，与仰韶文化人首瓶、马家窑文化彩陶网纹壶、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河姆渡文化刻纹陶钵等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见证。1987年4月30日至10月31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应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院邀请，在巴黎举行“西藏珍宝——唐卡文物博览”，西藏文物首次走出国门参展。在为期半年的展出中，观众总人数达到25万，创造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外国展览新纪录。[11]

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西藏的文博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藏在田野考古工作、历史文化遗存学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和政策法规制定、文物考古管理机构和学术队伍建设4个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12]其实，尽管自治区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博物馆实体，但是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以罗布林卡等文物保护单位为依托，一方面积极组织博物馆展览和宣传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则借助各种国内外的展示平台，将西藏文物向全国人民展示，甚至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可以说西藏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已经初现端倪。

二、    西藏博物馆建成开放开启了西藏文博事业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博物馆现代化的改革与发展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藏博物馆的建设，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直接指导项目建设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和全国文物系统大力支持下，万众瞩目的西藏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于1999年建成开放。西藏博物馆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代表着西藏地区博物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节点，更重要的是这个集中展示西藏历史文化、民俗风物的综合性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展示教育、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全面促进了西藏文博事业的发展。

1.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精品展览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接待公众参观，实现其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窗口。西藏博物馆主要以“西藏历史文化”为基本陈列，包括史前文化、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与艺术、民俗文化4个展厅，从西藏的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向观众直观地展示了藏族源远流长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13]与一般地方性综合博物馆的使命不同，除了展示地方历史文化之外，新建成的西藏博物馆还必须站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成为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宣传阵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历史故事为线索，从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为起点，展示历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文化、经济、政治的紧密关系。西藏博物馆以实物说话，通过元国师之印、明灌顶国师阐化之印、八世达赖喇嘛玉册等珍贵文物讲述历史故事，让观众在欣赏文物、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接受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西藏历史文化”陈列获得1999年“第四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博物馆定级评估实现规范化管理

2008年，国家文物局开始实施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确定了首批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西藏博物馆位列其中，开始进入专业化、规范化的科学发展阶段。与其他内地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相比，西藏博物馆——这座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博物馆建成开馆仅有9年时间，在人才队伍建设、学术研究水平、专业化管理、社会功能拓展方面距离一流大馆仍有不小差距。经过不懈努力，西藏博物馆在2014—2016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不仅取得合格成绩，还成功跻身于中国一流博物馆行列。短短几年内，西藏博物馆在馆藏文物保护方面积极进取，联合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组建了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建立起文物保护的科技创新机制；在学术研究方面锐意进取，在西藏史前文化、藏族史、民风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以及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翻译、编印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尤其重要的是，在展览教育方面，西藏博物馆以原创性主题展览逐步取代“文物精品展”的传统形式，取得一系列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展览成果，完成了从文物交流到原创文化输出的重大转变。

3.展览交流促进文化创新

西藏博物馆建馆之后，先后组织了大量以展览为媒介的文化输出活动，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展”“历史见证——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文物展”“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展”“藏传佛教十八罗汉造像艺术展”“藏族饮食器物艺术展”“雪域梵音——西藏佛教艺术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等主题展览先后在上海、杭州、深圳、大连、宁夏、成都、太原、北京等地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进行巡展，以全新的视角阐释西藏历史、文化、宗教、艺术。外展方面，西藏博物馆在将文物送到日本、比利时、加拿大展出之后，2003年首次将展览送到美国洛杉矶圣塔安那市的宝尔博物馆，被美国媒体评价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14]这些高质量原创性展览的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开发了西藏博物馆馆藏资源的文化价值，也让区域文化有了更加广阔的展示传播平台，并由此带动学术专题研究、教育活动和文创产品开发等博物馆核心业务工作的开展。

从1999年到2019年，是西藏博物馆事业的大发展时期。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以及援藏工作的大力推进，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文明进步，同时兼顾西藏地区的民族特性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成为西藏博物馆面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继承和弘扬西藏优秀文化传统，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推动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繁荣。”[15]一方面，西藏博物馆立足于本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在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展示方面稳步前进；另一方面，西藏博物馆放眼世界，不断向内地大馆学习先进理念，通过大量原创性展览进行文化输出，赋予馆藏文物鲜活的生命力。当今的西藏博物馆，早已突破了传统博物馆收藏、研究、教育的三大基本职能，而正在逐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中心、民间世俗文化的体验中心、各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心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孵化中心和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

三、    稳藏兴藏战略背景下的未来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十分关心西藏各族人民，不断丰富发展党的治藏方略，把西藏工作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党的西藏工作历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开辟了稳藏兴藏的新纪元。在党和国家深切关怀下，西藏博物馆改扩建工程于2017年10月28日正式启动，预计将在2020年完成主体工程建设。[16]西藏博物馆将在促进全区博物馆事业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区域联动，促进全区博物馆事业共同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7]根据国家对博物馆建设的规划，到2020年，全国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达到每25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18]2017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已经达到337.15万，而根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西藏目前博物馆仅有9家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西藏牦牛博物馆、日喀则博物馆、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山南博物馆、昌都博物馆、群觉古代兵器博物馆、藏香博物馆），离十三五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此外，西藏作为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2018年西藏全年接待游客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达336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5%，为2013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19]面对远远超出本区居民人数的庞大旅游群体，西藏自治区现有的博物馆无论是数量、类型还是建设质量上都难以满足国内外游客深度学习、体验西藏文化的需求。

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宏观层面来看，整合西藏文化资源应该“突破过去以散点式的‘文物点’进行思维的传统模式，而以‘文化线路’的新概念为引导来重新审视和重组这些文物资源，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式景观”。[20]要“串联”起这些星罗棋布的文化资源，各种类型的遗址博物馆、历史建筑博物馆、专题博物馆无疑是最好的纽带。以西藏博物馆新馆建设为标杆，带动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区域博物馆多元化发展，逐步实现专业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促进其共同繁荣发展，将对保护自治区文物资源、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促进文化旅游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2.国家战略，致力于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当国家稳定繁荣向前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背景下，西藏博物馆的主要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文化保护到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播到文化认同，这将是地方博物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托尼·贝内特认为：现代博物馆是改变公民意识行为的自我治理技术，即它通过与博物馆相关的各类知识实践，使国家政府构建的信息作用于个体参观者，并由此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改变。[2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进一步阐释了新的“认同”方式：“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应该建立于社会群体平等、自由的基础之上，它要求社会个体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愿的、自由的社会文化的参与者与构建者，而不仅仅是被社会规范的被动的客体。[22]由此可见，博物馆将观众视为“客体”的传统“认同”方式并不适用于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融入社会民众，使其从“参观”博物馆转变为“拥有”博物馆将是西藏博物馆在转型阶段面临的关键问题。

博物馆作为本区域各民族集体记忆的保存地，不仅应该反映当地居民的真实生活，还应成为普通民众发出个体声音、维护自身权益、行使公民权利的平台。在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前提下，未来的西藏博物馆应当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各民族居民的合作，使其有机会以组织者、策划者、服务者的身份参与到博物馆展览、教育、文物保护等各个层面的工作中，激发其超越普通游客的对民族历史、文化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情感，这无疑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树立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

3.国际视野，借力“一带一路”与世界对话

尽管西藏地区有“世界屋脊”“生命禁区”之称，但西藏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从来就不是与世隔绝、孤立发展的。大量考古证据表明，连通汉藏文化传播的“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汉晋时代，在唐代吐蕃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若干主要干线和路网，不仅可以覆盖高原全境，加强了高原各部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形成时空范围更为广阔的交通路网，将从来被人们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纳入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整体体系当中。[23]

当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力提升，中国将会成为21世纪世界各文明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推动者，最终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多元一体”。[24]未来的西藏博物馆不仅需要通过文化输出让世界了解西藏文化，还需要以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文化引进和文明对话的方式让西藏融入世界。只有这样，西藏博物馆才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包容、创新和谐为价值观，在推动中国与世界在各领域的深度联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1] 本成果受到“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

[2] 张云：《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第286页。

[3] ［英］沙伦·麦克唐纳著，尹庆红译：《博物馆：民族、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74页。

[4] 更堆：《西藏文博事业发展三十年》［J］，《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110页。

[5] 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6] 张云：《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第297页。

[7] 更堆：《西藏文博事业发展三十年》，《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115页。

[8] 王振川主编：《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1987年》［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885页。

[9] 方国锦：《绚丽的展览珍品的荟萃——记“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第49页。

[10] 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编：《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1976—1984》［M］，北京：文物出版社，图版20—21。

[11] 中国考古学会主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M］，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9页。

[12] 霍巍：《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之举与历史性转折——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8页。

[13] 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编：《西藏博物馆》［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4] 刘世忠：《中国西藏文物展首次在美国展出》［J］，《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第2期，第88页。

[15] 习近平：《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EB/OL］，http://www.gov.cn/ldhd/2011-07/19/content_1909539.htm，2011-07-19。

[16] 王玉华、钭海军、陈序：《世界屋脊最大博物馆——西藏博物馆新馆开工》［J］，《建筑》2018年第1期，第36页。

[17] 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页。

[18]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R］，2017年2月21日，第13页。

[19]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冬游西藏”助推西藏年接待游客首破3000万人次》，新华社，2019年1月13日。

[20] 霍巍：《全球化视域下西藏重点文物资源的保护对策与建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32页。

[21] Tony Benne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the USA and Canada:Routledge,pp.97—99.

[2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40页。

[23] 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J］，《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1期，第23页。

[24] 贾文山、江灏锋、赵立敏：《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