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西藏考古的回顾与展望（1951—2019）

近70年西藏考古的回顾与展望（1951—2019）[1]藏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都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和几乎与之同时兴起的“敦煌学”“蒙古学”“西夏学”一样，成果丰硕并且影响深远。在传统的藏学研究领域中，西方学者较早地引入了考古学[2]。但现代科学考古学（指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进入到藏学研究领域的时间不长，西藏高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田野考古工作，学术界一般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作为其标志[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藏文物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学术界走向国际学术界，近70年来西藏考古经历了辉煌的历程。

对于西藏考古具体取得的各项新发现，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总结和回顾[4]，本文不再重复介绍。除必要的举例之外，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西藏考古[5]作为世界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哪些特殊价值和特殊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开展的西藏考古工作，对于构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什么贡献？从学科发展史上加以考察，西藏考古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范式，可以推动中国边疆考古的发展并提升其整体水平？

一、如何认识西藏考古的意义和价值

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但为何西藏考古与我国其他区域内的考古相比较更为引人瞩目？甚至成为全球考古学家和诸多学科专家学者们共同关注的区域，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笔者认为，这可以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具有西藏高原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

这个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年轻的高原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力，仍然每天都以人们肉眼难以察觉到的速度缓慢地向上增高。喜马拉雅山脉就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横亘在我国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交界一带，这个巨大的天然屏障一方面阻挡着冬季西北高寒气流向南移动，另一方面也使夏季从印度洋吹来的温暖湿润的季风不能长驱北上，从而使得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气候干旱，植被稀疏。据统计，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10座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从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印度恒河平原只有短短的100多公里之遥，但是相对高差竟然达到8000多米。由于其举世无双的高度，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世界屋脊”，也正是因为其高海拔造成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因素，使得西藏高原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生存的“禁区”。

不过，一旦真正进入到西藏高原，人们才会发现，喜马拉雅山脉实际上是一条呈东西走向的弧形山脉，东西长达2500多公里，南北宽200—350公里，从西向东可细分为4个不同的地带，即：西喜马拉雅带（也称为特提斯喜马拉雅带），海拔4000米以上；大喜马拉雅（也称为高喜马拉雅带），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小喜马拉雅带（也称为低喜马拉雅带），平均海拔3000—4000米；亚喜马拉雅带（也称为外喜马拉雅带），平均海拔1500—1000米。[6]在这4个自然地带上，既有林立的雪峰、纵横的冰川，也有高亢的高原和草地，还有茂密的森林和温湿的河谷，不同地带的海拔高度和自然景观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形成典型的植物垂直分布带和多样化的生态环境。

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预设了若干可供“科学推想”的空间。例如，在被称为考古学“三大命题”中的“人类起源”问题上，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曾经推测，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我国西南地区，是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他认为，在上新世之后，由于喜马拉雅山大幅度的升起，阻碍了印度洋季风的北上，对北坡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气候变得干冷，森林大幅减退，广袤的草原出现，大量草食动物活动于其间。“由于这种生态及动植物资源的改变，本地区内原住森林的腊玛猿才被迫走向空旷的地面，不断适应新的食物来源，采取新的觅食方式，逐步引起了机体的改变，从而迈出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7]在同为考古学三大命题之一的“农业起源”问题上，苏联考古学家列·谢·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中，也曾设想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其因素可能需要到黄河流域西面的“山前地带和山区高原”去寻找，甚至推测：“在考古学家们迄今几乎尚未考察过的辽阔的喜马拉雅山和西藏山区，或许能找到这种革命的遗迹。”[8]直到今天，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人类对高海拔地区的拓殖与适应、游牧文化的兴起、原始宗教与艺术的起源、高原史前史的重建等若干重大问题上[9]，西藏高原依然是备受关注的区域，它不仅提供了高原特殊环境（如高寒缺氧、植物资源贫乏、动物分布稀散等）之下人类生存极限挑战的最佳场域，同时还提供了高原多样性生态环境之下人类重构人地关系的巨大的“天然实验室”。西藏高原也因此成为全球考古学家们心目中的“处女地”，蕴藏着巨大的有待开垦的宝藏。

从人文方面而论，由于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从人类踏上这片土地开始，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即是极端恶劣条件下的适应与生存。无论是西藏本土产生的原始宗教——苯教，还是后来与苯教和汉传佛教、印度佛教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藏传佛教，对于高原天地万物的自然神灵崇拜无处不在，人与自然的调适共生成为人类精神世界永恒的主题，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如同水乳般交融一体。所以，在这片土地上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当中，宗教文化色彩极为浓厚。另外，如同童恩正先生早年指出的那样，“由于西藏与外界相对的隔绝以及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当其他地区的文化已经发生变迁以后，这里仍然保存着原来的因素”[10]，这种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使得这个区域保留下来更多的在其他地区早已丧失不存的古老元素。但是，这种相对的封闭性却并不意味着西藏成为一座与外界长期隔绝的“文化孤岛”。近年来西藏出土的大量考古材料已经证明，从史前西藏一直到吐蕃时代，西藏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尤其受到唐代祖国内地先进文化的影响，并经过“高原丝绸之路”广泛接受和吸纳了东亚、南亚和中亚各个文明的元素。通过考古发现的吐蕃王陵、棺板画、金银器、马具、丝绸、佛教造像、大石遗迹、城堡居室等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彩的文化面貌，显现出这片高原曾经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所”[11]。

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西藏考古具有了不同一般的特质。西藏高原既铸就了人类挑战自身生存极限，拓殖和适应高原极端环境的唯一历史样本，也是保存高原古老文化基因，同时又融聚人类多元文明元素的最佳活态案例。这或许是我们认识西藏考古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两个重要基点。

二、西藏考古的主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文物和考古管理机构、研究机构的设置，专业队伍的建立、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展开等多项内容，对此，学者多有论及[12]。本文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西藏考古所作出的主要学术贡献加以评述。

（一）重建西藏史前史

张光直先生曾经对于史前考古的重要意义作过这样的表述：“史前时代考古学，提供并研究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历史的资料；换言之，史前人类历史的全部资料，都是由考古学产生的。……所以，史前考古便等于史前历史学，史前考古学者便等于史前历史学者。”[13]著名考古学家A.H.丹尼和V.M.马松曾对考古学与全球史前史的关系作过如下阐述：“考古学再度拓展了人们对于世界史前史的知识，令迄今未为人知的许多古代文化和古文明中心得以公布于众。由此所导致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理论：将世界史视为普遍与特殊情况结合的一种复杂模式。一方面，广泛的类似性反映了全球的趋势，或者正在以巨大的地区性差异为背景对这种类似性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于特定地区和特定民族的研究正增添到世界文化的公共宝库中来。”[14]这些理论，也符合西藏史前史的研究实践。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者通过不懈努力，已经不仅在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创造性的工作，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对此的关注[15]，同时还承担起史前历史学者的任务，书写了西藏史前史的全新篇章。

笔者认为，考古学总体介入藏学研究领域，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性贡献，首先在于从根本上颠覆了旧史学中有关西藏早期历史的认识，全面重塑了西藏史前史。开启这一历史进程的转折点，首推由童恩正先生主持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此之后，几乎国内外所有关于西藏历史的开篇之作，都得从距今5000多年前的卡若文化谈起。这一具有标志性的考古成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它首次将西藏史前人类的发展进程与其相邻地区紧密联系，科学地阐明了西藏高原并非“化外之地”，而是与同时期的黄河上游等地区相互依存、交流密切，在同一路径和轨道上运行。继卡若遗址之后，考古学界在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和重要突破，均为书写西藏史前史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21世纪以来，全面总结西藏史前考古学成果并加以充分利用的代表性著作，可举新近出版的《西藏通史·早期卷》[16]，这部著作的大量章节几乎完全依据考古材料撰就，内容涉及人类定居高原的历史、西藏旧石器时代、西藏新石器时代、西藏早期文明的起源、原始宗教与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虽然在编写体例方面还有不足之处，但已经具备了通史性著作的基本要素，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西藏史前史，揭开了利用科学的考古材料重新书写西藏史前史的序幕。

另一部与之相关的著作，是由笔者与王煜、吕红亮共同撰著的《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之第一卷《史前时代》[17]。在这部著作中，笔者提出了“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这个概念，认为过去主要基于汉文历史文献书写的西藏上古史和藏文文献中记载的西藏早期历史，都充斥着神话、传说和人为想象，难为信史。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从一开始便与旧式的历史叙事和文本书写模式分道扬镳，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全部依据考古发现的科学材料来书写西藏史前史，相继论述了西藏史前史的若干重要方面，如青藏高原最初的狩猎采集人群的出现、史前聚落与居址的形成、原始农业的起源、史前经济与文化、史前墓葬与精神信仰、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史前交通与贸易、史前艺术的起源等。这样的尝试虽然还很粗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考古学对于重建西藏史前史所作出的贡献。

（二）提供新的历史资料

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西藏考古所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不断提供新的历史资料，为西藏古史研究拓展出新的空间。藏族文字书写系统起源较晚，大致相当于中原唐代方才形成，而古藏文历史文献除敦煌藏文文献，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出土的古藏文简牍、摩崖石刻、铜钟铭文等少数年代可以上溯到唐代吐蕃时期的史料以外[18]，大部分藏文著述都是在公元14世纪之后形成的，而且多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法史”之类。要获取新的历史资料，我们很难企望在现有的文献体系中有新的发现（例如，某一典籍已经失传而又复出；或许在国内不存而在国外被重新发现等情形），而最有可能得到新材料的路径，非考古学莫属。

当考古学进入到藏学领域之后，不断用新的考古发现提供新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有的本身就是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古藏文史料或汉文史料。例如，古藏文简牍近年来在青海、新疆等地又有新的发现[19]。西藏东部地区和川西北高原陆续调查发现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伴随这些造像都往往带有藏文题记以及少量的汉文题记，对于我们考察汉藏交界地区佛教艺术的创造过程、吐蕃时期的宗教艺术以及唐蕃关系、造像工匠的身份以及与吐蕃供养人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在最近的调查中，对青海大日如来佛堂吐蕃时代的摩崖造像不仅发现了带有明确年号的造像题记，还发现用梵、藏、汉三种文字刻写的《般若心经》[21]。青海玉树勒巴沟内发现的多处吐蕃时期摩崖造像，除了大量题材丰富、造型精美的图像之外，还有篇幅不等的藏文题记，内容包括《无量寿经》《般若心经》以及造像供养人题记等不同题材[22]。吉隆境内发现的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铭》[23]则是西藏自治区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通唐代汉文碑铭，内容涉及唐代使节王玄策奉官方之命出使印度时，从唐初新开辟出的吐蕃—尼婆罗道抵达吉隆河谷的珍贵史料，是唐代中印交通史、唐蕃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丝路交通和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史料。近年来，巴桑旺堆、夏格旺堆、夏吾卡先等一批藏族学者对于散落于西藏民间的吐蕃碑铭、文书等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调查收集工作，成果已经陆续开始公布[24]。上述这些工作，都为西藏古史研究不仅提供了新资料，而且还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

另一类考古资料虽然本身不是文献，但却同样是重要的实物史料，可以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完善文献史料的不足。例如，关于丝绸在吐蕃的传播，以往文献资料有所涉及，但却语焉不详。吐蕃人使用丝绸的情况，也主要依据文献材料和传世图像资料来加以推定。如传为唐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绘出唐贞观十五年（641）吐蕃使节禄东赞前往京都长安迎请文成公主入藏时的情景，图中的禄东赞身着圆领长袍，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长袍的朱地上饰有联珠立鸟纹。沈从文先生将这件长袍称为“小袖花锦袍”，认为其应即《唐六典》中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由唐代成都织锦工人每年织造200件上贡，专供唐廷赠予远来长安的使臣或作为特殊礼品[25]。近年来西藏西部发现的汉晋时代带有汉字“王侯”的丝绸[26]，不仅将丝绸传入西藏高原的年代提早到公元3—5世纪，也证明中原王朝将丝绸作为一种特殊的礼品赏赐给远方“豪酋”的方式早已有之。近年来青海都兰吐蕃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绸残片[27]，使我们可从中观察到不同丝绸的质地、纹饰、织法、来源，以及使用方式的若干细节，这都是过去文献史料中所缺乏的重要实物证据。

第二个例子可举近年来考古发现和调查所获的吐蕃金银器。文献史料记载，吐蕃金银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精美，曾达到很高的水平。美国学者谢弗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曾如此评价：“在对唐朝文化作出了贡献的各国的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的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28]但是，多年来人们真正能够见到的吐蕃金银器实物却并不多，无法确证文献所言是否属实。近年来，随着一大批考古出土和流传海外的金银器的发现，方才极大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吐蕃金银器从造型上既有杯、盘、碗、壶等各类生活用具，也有耳坠、戒指等首饰以及作为服饰上装饰品的各类牌饰，还有马具、马饰等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银饰件。此外，用作器物表面装饰的各类金银饰片也很流行。从装饰风格看，吐蕃金银器流行狮、羊、鹿、立鸟、立凤、独角兽等各种动物纹饰，同时也流行忍冬、卷草、缠枝花草等各种植物纹饰，还创造出一批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纹饰母题，如交颈立鸟、带翼异兽、人面鸟身与鸟足的异人、两相扶持的醉人、胡旋舞人等等。在制作工艺上，吐蕃金银器采用了捶揲、鎏金与镀金、掐丝、焊缀与镶嵌、雕刻与錾刻、错金、包金与贴金等多种技法，从而形成吐蕃金银器造型生动、纹饰丰富多彩、富于民族气息的独特文化面貌[29]，足证文献所载之不诬。

第三个例子还可以从藏族文化史、艺术史的角度，举出青海发现的一批吐蕃棺板画的重要史料价值。近年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热水、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绘木棺板画（包括彩绘的木制随葬器物）[30]，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着各色服装的人物形象、使用器物以及帐篷、商队、宴饮、射猎、交合等各种场景，堪称有史以来吐蕃美术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考古发现。我们第一次从中观察到唐代史料中所记载的“赭面”习俗在棺板画的人物形象中是如何体现的；也第一次从画中人们鲜艳的服饰中认识到，《旧唐书·吐蕃传》所记载的吐蕃人“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的描述，可能与历史的真实景象有一定的差别。同时，我们也还从中观察到吐蕃传统习俗之中的丧葬仪式可能存在的仪轨和程式[31]，以及和丝绸之路商道上的粟特人、鲜卑人可能相同的某些文化习性[32]，这都是过去在汉藏文献史料中从未有过的新材料，也为学者们开辟出一片科学研究的新天地。

（三）寻找西藏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包括遗迹和遗物两大类别，当中既有上层统治阶级有意为了标榜当代、传之后世而给自己建造的宏大陵墓、殿堂与寺观，也有下层一般民众在无意识状态下遗存下来的生产、生活用具，这就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观察一个社会历史的“横截面”，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加以观察和分析。因此，西藏考古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发现和梳理西藏高原不同时代、不同人群所遗存下来的考古资料，从而提供给人们观察和寻找西藏古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机理、内在逻辑与基本走向的客观、科学的实物依据。

笔者曾经通过长期的考古学观察与研究，对于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形成提出过以下观点：第一，史前西藏一方面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又与其周边地区和族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后来形成西藏古代文明内核的文化因素，都含有中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地古代文化的丰富养分，是在与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当中孕育成形的。第二，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自西藏史前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金属器时代时断时续的发展轨迹上，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和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高原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反之，也同样能感受到西藏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烈的向心力，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其东面的祖国中原地区旋转，而不是朝向其他方向。第三，作为西藏古代文明核心成分的吐蕃文明，一方面继承了自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以来已经开始孕育的自身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吸收外来文明的先进成果加以融合改造。吐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尽管曾经一度向南面的印度和北面的突厥、回纥等地区和民族寻求过制度、文化上的支持，但是在其社会文化的基本构架和主体因素方面，却始终保持着吐蕃文明的传统和“底色”；而在吐蕃社会的传统与底色当中，如同水乳交融一般深深带有中原文明影响的痕迹。

透过上述观察可以看见，西藏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这一体系的历史过程不仅源远流长、连绵不绝，而且自有其发展脉络[33]。如果笔者的这些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就能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探索西藏社会更深层面的历史问题，寻找其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三、西藏考古的范式形成及其意义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考古，前期主要是不断发掘和积累考古资料，各类遗迹、遗物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在过去对西藏考古成就的总结与回顾中已经多有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创新与范式建立开始被重视，中国考古学者在大量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新的考古资料，开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西藏考古研究范式。

“范式”一词，是1964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所撰写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1996年再版时，他将这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归纳与阐释：“选择这个术语，是指某些普遍接受的科学实践范例——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仪器设备等在内——它们为特定统一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基础模型。”[34]这个既念虽然一开始只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但对于属于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尤其是更具针对性的西藏考古而言，这种“普遍接受的科学实践范例”事实上也是存在的。

回观1950年以前的西藏考古工作，基本上是由西方学者掌握话语权。如同童恩正先生客观评价的那样，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只限于少数地面文物的调查，绝大多数调查者并非专业的考古学家，他们以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等或公开或隐秘的身份潜入西藏，所公布的考古信息大多“支离破碎”地见诸于记载[35]，因此科学价值不高，也更无任何“范式”可言。

20世纪西方学者中一位值得尊敬的东方学家G·杜齐（Tucci）对于西藏考古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开始在某些领域试图建立起科学的范式。例如，在其所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一书中，他对西藏宗教艺术中独具特色的“唐卡”画卷的研究，便引入了藏文文献典籍的大量参互比较，将唐卡画卷与藏传佛教教派史、高僧传记等紧密结合，考察不同流派唐卡画卷产生的历史和宗教背景[36],这一范式对于西方藏学和西藏艺术史研究影响甚为深远，也对中国学者开展西藏唐卡艺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但是，相对而言，在对地面和地下保存的其他各类考古遗迹、遗物所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杜齐所处的时代背景则极大地制约了他建立范式的尝试，无论是在开展工作的范围还是在其所发现的考古资料本身，基本上都是“散点式”的，既无空间上的拓展性，也无时间上的连续性。今天如果我们再重读杜齐早年所著的《西藏考古》这部著作，可以看到，虽然他在文中也划出了“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历史时期”“西藏艺术的起源”三个大的时空范围和问题指向，但总体而言仍然是一种“散点式”的线性描述，缺乏对遗存物之间的相互比较、相互联系以及可能形成的时空关系的讨论。实际上，作为一名受过良好考古学学科训练的学者，他也试图如同像他得心应手的唐卡画卷的研究一样，建立起某种范式。例如，他曾考察过西藏许多佛教寺院，也注意到这些寺院在平面布局、门道与殿堂关系、转经廊道、殿内木柱、内殿的各类神灵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并尝试对其作过种类的划分[37]，然而，他却最终无法建立起一种科学的范式，能够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将西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佛教寺院纳入到总体性的发展框架内加以阐述。

比较而言，同样是对西藏佛教寺院所开展的考古调查，我国已故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便已经超越前人，建立起一套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范式，其代表性著作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38]。在这部著作中，宿白先生首先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根据西藏佛寺的平面布局、转经廊道的变化、佛殿与集会殿的大小关系演变等因素，结合殿内最具时代特征的柱头托木的变化规律，将大量看起来纷繁而复杂的考古材料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联系加以排比，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排定其相对的年代早晚关系；然后再广泛结合历史文献，对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佛寺的始建、改建、扩建、重建年代等进行深入考订，并将考古资料与之相互印证，从而最终建立起从公元7世纪到19世纪西藏佛寺共五个时期（第五期又为分前、后两段）的年代分期标尺。这个分期标尺不仅适合于西藏本地，而且也适合于对甘、青、内蒙古等地藏传佛教寺院的考古学分期。宿白先生的这一成果，如同罗炤先生评价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严肃地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的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堪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39]。同样，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家创立西藏历史时期考古范式的一个成功之举。

今天，如何学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人的优良学术传统，逐步在西藏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两个大的阶段建立符合西藏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段我们应当追求的更高的学术目标。经过近70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科学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考古资料。但是，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归纳、分析、比较，最后对遗迹、遗物之间存在的内在规律、发展脉络、相互联系等问题有所认识，并且最终使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西藏古史研究有所贡献，这就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范式的建立。在这方面，西方学术界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加以应对，开展国际对话。

以史前考古为例，目前关于西藏高原早期人类起源及其活动，已经成为西藏史前史研究的基点之一，国外考古学家曾力图建立某种范式来加以阐释。例如，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教授布瑞廷汉姆（P.J.Brantingham）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对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便提出了一种范式，认为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时间是在末次冰期以前，即距今22000—18000年左右，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三级跳”模式：第一跳距今29000—25000年或者更早，现代智人进入中国西北的甘肃、内蒙古；第二跳距今25000年前后，一部分人进入到海拔达3000—4000米的青海湖地区；第三跳距今23000—22000年，人类进入到青藏高原的中部和北部地区[40]。我国青年学者吕红亮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范式”有着强烈的地域偏向，“是基于青藏高原东北角一隅的有限考古材料提出的，忽视了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41]。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认为在探讨青藏高原人类拓殖历史的时候，不能将眼光局限于青藏高原一隅，环绕青藏高原周边的山地，都有可能成为早期人类拓植青藏高原的出发地，早期人类进入青藏高原很可能是多路线的。而高原内部生态与环境的区域差异，也可能造成早期人类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态势，不同区域之间经历的迁徙历史不一定同步[42]。这一研究范式的提出，虽然还需要通过大量研究实例来加以验证，但却充分反映出新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已经完全具备了在这一领域展开国际对话的能力。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创建西藏史前考古范式并引导科学实践，既是西藏考古自身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中国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

具有中国特色的西藏考古范式的确立，对于中国边疆考古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历史上“中国”的形成和“边疆”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西藏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一客观事实，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加以论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献史料的严重匮乏，有关这一进程的历史框架、主体线索和重大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揭示，而其中许多关键性的证据，则需要考古学来提供。近70年来的实践业已证明，考古学进入到藏学研究领域，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提供更多的科学证据，拓展新的研究视野。无可否认，西藏考古在中国边疆考古中具有典型意义和特殊价值，它的理论创新与范式形成，也必将为中国边疆考古提供借鉴，从总体上推进其学术发展，提升其研究水平。

[1] 本文为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区域历史与文化专项的阶段性成果。

[2] 早期的西藏考古以西方学者首开其端，其代表性人物可举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学者G·杜齐，著有《西藏考古》一书，中译本有向红笳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作》［J］，《文物》1985年第9期。

[4] 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J］，《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杨曦：《西藏考古60年（1951—2011）》［A］，《西藏文物考古研究》［C］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清凡：《21世纪以来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及研究回顾》［J］，《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

[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历史上西藏考古所涉地域的实际情况，本文所论的西藏考古也包括青藏高原东麓及青海部分地区。

[6] 郑锡兰编著：《世界屋脊的崛起》［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7] 童恩正：《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8] ［苏联］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32—133页。

[9] 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J］，《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

[10]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J］，《文物》1985年第9期。

[11]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 杨清凡：《21世纪以来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及研究回顾》，《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

[13]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14] A.H.丹尼、V.M.马松：《中亚文明史》［M］第一卷“导言”，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页。

[15] 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

[16] 张云、石硕主编：《西藏通史·早期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

[17] 霍巍、王煜、吕红亮：《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M］，科学出版社，2015年。

[18]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之“吐蕃文献学概述”，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M］，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科学出版社，2005年。

[20] ［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A］，《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C］第1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J］，《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J］，《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岩造像的发现与研究》［J］，《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

[21] 霍巍：《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的考古调查与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22]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报告》［J］，《藏学学刊》第16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J］，《藏学学刊》第16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

[23] 霍巍、李永宪：《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J］，《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日］《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3月；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J］，《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24] 巴桑旺堆:《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书残卷解读》［J］，《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J］，《中国藏学》2015年增刊；西绕桑布：《新近发现的吐蕃时期军事法律文献评介》，《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5年第4期。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J］，《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夏格旺堆：《吐蕃碑刻铭文研究简史》［J］，《西藏档案》2016年第1期。

[25]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26] 霍巍：《西藏西部新出土古代丝织物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A］，樊锦诗等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7—251页。

[27]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J］，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与赵丰合作），后收入许新国论文集《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28]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52页。

[29]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30] 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J］，《文物》2006年第7期；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研究》［J］，《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31]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J］，《文物》2006年第7期。

[32] 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J］，《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

[33] 霍巍：《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J］，《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J］，《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J］，《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34] 此段译文系陈胜前从库恩原著中译出，参见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5]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79年第5期。

[36] 此书共为三卷，前两卷为文字部分，后一卷为图片。目前在国内只有节译本，参见［意］G·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编印，1980年。

[37] ［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38页，图“寺庙的种类”。

[38]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文物出版社，1996年。

[39] 罗炤：《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J］，《文物》1998年第7期。

[40] P.J.Brantingham Speculation on the Timing and Nature of Late Pleistocene Huntergather Colonization of Tibetan Plateau.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Vol.48:14,pp.1510—1516,2003。

[41] 吕红亮：《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者》［J］，《藏学学刊》第1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42] 同上，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