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西藏艺术研究的进展

本文涉及1949年10月至2019年10月70年间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有关西藏艺术研究的综合分析，主要关注点为西藏艺术领域的研究进展，考虑到西藏艺术研究与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发掘与发现紧密相关，因而本文将结合相关历史时期西藏考古内容讨论西藏艺术。[1]数十年考古材料的积累、经济的繁荣与大量传世文物的涌现，整个社会对西藏艺术品的关注，此外，藏汉研究人才的成长，学术研究的深入，最重要的是方法论的演进与理论体系的建立，使西藏艺术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大的飞跃。因此，对于1950年至今的70年西藏艺术研究，我们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加以综述，并就这两个时期的重要学术进展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藏艺术研究

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的十余年，西藏各族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逐渐觉醒，内地知识界也开始注意到西藏艺术的巨大价值。1957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画家、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刘艺斯先生编集的《西藏佛教艺术》，此书编者慧眼独具，画册收录作品具有地域与风格的代表性，艺术水准甚高。1959年，西藏正式成立了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西藏开始了政府主导的文物保护的新征程，管委会的主要工作是对西藏各地寺院收藏的文物进行调查，有了基础材料，西藏艺术研究也在文物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年，中央文化部组织西藏文物调查小组，赴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调查，调查组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利用汉藏文史料，对以上地区不同类型的藏传佛教寺院从寺院建造背景、建筑形制、造像配置意蕴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研究，进而归纳出8-17世纪不同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的建筑样式及其与周边地区的风格渊源，为西藏艺术研究，特别是从寺院形制考察佛教建筑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方法，同时为西藏艺术研究树立了研究范式。[2]调查组当时拍摄的数千张寺院照片也成为罕见的西藏早期艺术影像档案，[3]如夏鲁寺二楼的塑像。调查组领队王毅先生是文化部文物办公室的主任，他撰写的《西藏文物闻见录》是对这次西藏文物考察工作的总结，以更加艺术的笔调记录了卫藏地区的寺院状况，其中对后藏夏鲁寺、康马县雪囊寺建筑与造像的记载更是珍贵的资料。[4]

1950年至1960年之间，我国考古学界和美术界的著名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西藏艺术，为我国西藏艺术研究从佛教考古学方法和艺术风格学角度入手，以文物考古材料构建西藏艺术研究体例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停滞后，西藏艺术研究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的十几年间，最为突出的工作表现在出版领域，这也可以看做是对以往以考古与艺术手段积累的原始材料的分类、归纳整理的展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出版机构出版了众多的西藏艺术的图集画册，一些著名寺院如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日喀则地区萨迦寺、白居寺、扎什伦布寺，山南地区贡嘎曲德寺等以及阿里札达托林寺、古格遗址寺院都出版了专门的画集或考古发掘维修报告。[5]西藏人民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分地区的西藏文物志，阿里地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石窟壁画也逐渐以高质量出版物的形式公布于世，如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里壁画》。

专门的藏传佛教艺术画集也相继编纂出版，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唐卡》[6]、《西藏文物精粹》[7]、《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8]、西藏文联编四卷本《西藏艺术》[9]、韩书力编《西藏艺术集粹》[10]、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文物》、《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金铜造像》[11]，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皇权与佛法一一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12]，敦煌研究院编辑、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莫高窟第464窟、第465窟，榆林窟25窟专门图录，张宝玺先生编辑的甘肃石窟壁画与石窟图册等为我们了解藏传绘画与敦煌绘画和西夏藏传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坐标意义的作品例证。[13]金维诺教授主编的《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卷》收录了西藏壁画中最具有价值的卫藏地区11-15世纪建造的中小寺院的壁画，如扎塘寺、夏鲁寺和白居寺等的壁画。[14]金维诺教授主编的《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共6卷，几乎囊括了1996年之前发现的彩塑、金铜佛、石雕、木雕等雕塑作品。[15]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将文物部门收藏的藏传金铜佛集中加以展示。甲央、王明星主编的《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5卷同样包含了很多新的材料，例如大昭寺吐蕃时期的壁画和出自托林寺的唐卡，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首次以全图刊出。[16]另外，中国藏学出版社推出的佛教图像学丛书，如《诸佛菩萨图像赞》《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五百佛像集》等也是西藏艺术研究关注宗教义理与造像学体例，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象征。[17]

前期研究在史前及历史时期考古方面多有进展，涉及岩画、金银器、织物、棺板画等。[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和四川大学霍巍、李永宪等对藏西石窟和古格遗址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张建林《古格故城》基于1985年至1991年的考古调查，清晰地划分了古格王国遗址王宫、佛殿、民居、堡垒及其年代，是西藏西部考古的范本。[19]

20世纪50年至9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余年是西藏艺术研究积累基础材料而逐步成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具有档案价值的艺术画册和一些具有非凡学术价值的艺术考古著作，为90年代以后的西藏艺术研究创建了叙述框架和学理逻辑。但就总体而言，学术意义上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在我国只是刚刚开始。以往的研究，除了藏族学者按照传统手法撰写的论著以及文物考古的发掘报告，古格遗址、青海吐蕃时期墓葬文物的研究和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外，大部分的论著流于一般性的介绍和描述，除了文博机构的人员外，西藏艺术研究还缺乏人才，尤其是缺少具有现代学术训练、通晓藏语等民族语言、熟悉国际藏学与西藏艺术研究现状的专门人才，这是制约西藏艺术研究向前发展的瓶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藏艺术研究

人才培养方面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建系之初，就规划以多民族中国美术史的方向开展民族美术研究。1991年，金维诺先生和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后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开始合作招收通晓藏语文的学生攻读藏传佛教美术专业博士研究生，拉开了我国培养高层次汉藏佛教美术人才的序幕。自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先后培养了罗世平、熊文彬、谢继胜、廖旸、李翎等汉藏佛教美术专业博士生。本世纪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建立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浙江大学设置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以上机构都同时招收汉藏佛教美术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此外，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也招收西藏佛教考古专业的博士生，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丹巴绕旦、阿旺晋美、洛桑扎西、边巴旺堆等也开始招收藏族传统美术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其他相关专业，也培养了多名西藏艺术研究的人才。经过数十年的人才培养，目前我国西藏艺术教学与研究领域己经基本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人才梯队，研究人员具备良好的民族语言与外语能力，骨干人才合理分布在全国各高等学校和文博机构，不少毕业生己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艺术品展陈方面  经济的发展，西藏文物保护与博物馆事业的进步，整个社会对西藏文化的关注，原本在寺院及库房收藏的珍贵艺术品的大量展陈，推动了西藏艺术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公众对西藏文化与艺术的认知。如西藏博物馆、北京首都博物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金铜造像，特别是15-16世纪前后丹萨替风格的造像。此外，数十年来经济发展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兴起，很多以前隐匿于民间个人手中的艺术品面世，一些散失海外的珍贵文物回流国内，特别是一些11-14世纪前后的金铜佛造像，这些作品补充了西藏艺术研究中缺失的作品环节。在新媒体的推动下，藏传佛教艺术在国内更加普及，公众接受度提高，进而引导了移动文物如金铜造像与唐卡个案研究的深入，如永乐宣德风格的金铜造像、丝织品与唐卡绘画。此外，自2012年至2019年有数十个高水平的西藏艺术展，例如2012年广东省博物馆“雪域瑰宝一一西藏文物展”；2013年1月西藏博物馆“海外回流西藏文物展”，11月首都博物馆“佛韵一一造像艺术集粹展”；2015年10月浙江省博物馆“东去西来：11至14世纪藏传金铜佛像精品展”、上海中华文化宫“雪域撷珍一一西藏文物珍品展”及颐和园“雪域藏珍一一西藏罗布林卡文物精品展”；2017年4月与10月分别在深圳市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与“最接近天空的宝藏——西藏文物精品展”；2018年2月由全国各地精品文物汇聚的首都博物馆“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10月“佛陀之光一一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2019年8月敦煌研究院与普瑞茨克基金会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将唐蕃与同时期的文明文化交流以文物呈现，推进了西藏艺术作品研究的深入。从以上展览可以看出，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繁荣开放，中国的西藏艺术研究者似乎看到了西藏艺术史研究中大部分的经典作品，研究者对作品的熟悉提高了各自的艺术欣赏水平与判断西藏艺术品水准的能力。

学术研究方面  需要提及的是近年来岩画的发现与研究，从阿里日土、藏北纳木错至长江源头，青藏高原各地都发现了岩画遗存，反映了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西藏文明的文化属性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联，在学科上拉近了考古学与艺术研究的距离，很多汉藏学者加入了岩画研究的行列，如汤惠生[20]、李永宪[21]、张建林[22]、张亚莎[23]、甲央尼玛[24]、尼玛江才[25]等。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研究论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对汉藏佛教图像，如孔雀佛母、汉藏星曜神、聚米塔等图像渊源与流变的考察；[26]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吴明娣对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及元明以来汉藏丝绸、瓷器、法器及工艺装饰图案的研究；[27]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李翎对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图像的研究。[28]作为热爱西藏文化的资深"票友"谢斌的《西藏夏鲁寺建筑及壁画艺术》展示了作者观察寺院建筑与壁画的不寻常视角;[29]天津美术学院于小冬〈藏传佛教绘画史〉则以具有西藏生活与工作经历的艺术家的眼光，对不同时期的西藏绘画艺术风格进行了精当贴切的品评。[30]此外，一些重点作品的翻译，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梵天佛地》、四川民族出版社策划编辑的集成式藏族艺术分类图集，也促进了西藏艺术研究的进展。[31]

重要的学术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藏艺术研究，继承前期西藏艺术研究的传统，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若加以总结，我们认为在如下领域有重大进展: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对西藏东部与川青交界地区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造像的发现与研究，几乎国内所有的西藏艺术研究者都参与了川青藏交界地区吐蕃摩崖石刻的调查与研究，结合藏汉文史料和汉藏及多民族交往背景，考古学者对摩崖造像与题记进行了科学的记录与整理，艺术研究者对图像的类别、风格渊源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联进行了分析，并就敦煌艺术家、唐代胎藏界图像沿河西走廊、汉藏走廊传播以及唐吐蕃时期汉藏民族与艺术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32]除了早期青海玉树贝沟、勒巴沟等地发现的摩崖石刻外，近年在西藏昌都察雅县、芒康县、四川甘孜石渠县等地发现的同类型的一批摩崖造像，使得这一地区以大日如来三尊与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图像为主的佛教造像体系更趋于完备。值得提出的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对勒巴沟重新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学勘查，整理出珍贵的吐蕃佛传故事石刻与古藏文榜题。[33]

西藏文物普查在这段时间发现了一些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寺窟壁画与雕塑及其收藏的珍贵文物，在这些考古材料的促进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石窟寺院的考察与研究仍然是西藏艺术的热点，集中表现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李永宪、张长虹等对寺窟、佛塔完整的考古学记录，[34]他们结合藏文造像学文献对壁画与塑像配置宗教义理的解说，对壁画风格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渊源关系的探索，如11世纪前后寺窟佛塔壁画与于阗国及丝路敦煌艺术，乃至西夏元艺术的关联。阿里15-16世纪寺窟壁画与卫藏艺术风格随着宗教派别，如萨迦、噶举，甚至格鲁派势力的西移而发生的转变，与阿里地方传承结合形成我们所说的古格样式，熊文彬、张长虹、王瑞雷等近年的相关研究便是一种明证。[35]

除了藏东地区及藏西寺窟外，西藏地区近年也发现了很多早期寺窟与摩崖石刻，如11世纪前后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和定结县恰姆石窟，[36]拉萨市12-13世纪蔡公堂协山谷石刻，山南桑耶寺青浦石刻等，从中可以看出以金刚界曼荼罗和恶趣清净曼荼罗为主的藏西密教石窟沿喜马拉雅山系向东南逐渐蔓延的路径，也可以看到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图像影响。此外，林周县谐拉康护法殿出土带有藏文榜题的波罗风格弥勒立像，是西藏较为少见的石造像碑例证。[37]

除了文物的发现，学术界对不同时期西藏寺院建筑构成与图像配置也有了新的认识，确定热巴巾赞普时期的温江多寺塔是目前藏区仅见的多层密檐式佛塔，[38]11世纪前后的桑耶寺与扎塘寺等卫藏寺院，其形制、造像与此时的宋辽西夏佛寺的构成有相同的义理，扎塘寺壁画的文殊弥勒对坐图源自法华图像，与11世纪文殊菩萨信仰的兴起有关，其造像引导了萨迦派上师造像与宗喀巴图像的形成。[39]

对中国各地藏传佛教文物艺术遗存的考察与研究，事关汉藏及多民族美术关系交流，事关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建立，因此一直是我国西藏艺术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十余年，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河西走廊到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谢继胜、熊文彬、罗文华、廖旸等，对内地藏传佛教文物遗存及藏区相关汉藏多民族艺术影响的相关文物，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整理与研究。个案研究成果如2002年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40]、2003年熊文彬的《元代藏汉艺术交流》[41]、2007年吴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42]、2008年张亚莎的《11世纪西藏的佛教艺术一一从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43]、2013年罗文华的《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44]等。

宿白、金维诺、王尧诸位先生非常重视藏传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及内地的传播。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收录了对莫高窟、榆林窟在内的河西地区藏传佛教遗迹。近十余年来，在敦煌与河西走廊多民族佛教美术研究方面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对敦煌不同时期涉及东印度波罗或藏传佛教风格的研究洞窟绘塑，对西夏时期敦煌及河西走廊西夏石窟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例如沙武田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洞窟的研究，谢继胜、黄维忠对榆林窟25窟题记的考释，谢继胜对榆林窟15窟汉藏多闻天王图像源流的辨析，赵晓星对吐蕃统治时期典型洞窟及其图像的解读。[45]多位学者对莫高窟465窟年代与密教曼荼罗图像的讨论，对西夏元时期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在河西走廊的流布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敦煌西夏时期艺术蕴含不同宗教与艺术的元素，具有明显的宗教圆融特征，将藏传与华严密教、净土信仰结合，以圆融合一的理念将不同来源的图像建构为一个全新的图像体系，[46]贾维维、常红红、刘永增等对榆林窟第3窟和东千佛洞第2窟图像配置意蕴及所依据文本的分析，王艳云对西夏时期经变画的归纳和总结，[47]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嘴沟石窟》《西夏宏佛塔》则是以前后在西夏腹地发现的文物，说明了西夏中后期汉藏佛教艺术相互交融的情景。[48]

藏传佛教艺术的东渐与汉藏及各民族艺术的相互交流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形象画卷，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与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史血肉相连。为此，在众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201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多位学者鼎力合作的两卷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这是我国西藏艺术史研究领域多位学者对藏传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传播史的系统总结，从不同个案的研究中演绎抽象其中内在的规律，以之构成艺术的发展传播线索，形成西藏艺术史的叙述学理逻辑和研究模式。依此路径，201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一书，对飞来峰汉藏风格造像进行了深入的图像解说，首次指出飞来峰造像与西夏艺术风格之间的联系，梳理了兰札体梵字经咒与图像的图文对应规律。201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数位作者以数十年考察拍摄的珍贵图片和整理的档案文献材料，以充分有力的史实阐明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历程。台北故宫博物院利用馆藏珍贵文物，先后推出元朝时期系列文物大展，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49]元明清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时间和相对固定的空间舞台上展开的，至此，“汉藏佛教艺术”——一种可以辨识的风格、一种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美术思潮和流派诞生了，这一现象表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艺术样式和风格来源的多种艺术形式，在我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进程中同样发生了内容与形式等各个方面的交融，从而融汇形成了新的艺术样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经济文化浪潮使得包括艺术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重新认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这一趋势将西藏艺术研究从单纯的地域美术研究引导至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同时将中国西藏艺术研究者倡导的汉藏与多民族研究的体系与同时代更深广背景的文明交流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更加客观的学理逻辑。例如，西藏艺术史研究者对河西走廊藏传佛教艺术的关注导引了河西走廊多民族观察的视角，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文化交流的兴衰跌宕与11-13世纪中华文明史波澜起伏相对应，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丝绸之路的复兴引导了此期宗教与艺术思潮的变革，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艺术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与佛教思想的变化是河西走廊多民族艺术史变革的前提。河西走廊作为地理文化通道，将11-13世纪活跃在此的各民族的艺术思潮熔铸一炉，炼就一种蕴含多民族文化元素的艺术样式。各民族在河西走廊融合共同创造了新的华夏文明。

在此基础上，西藏艺术研究者逐步将视野拓展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将西藏艺术置于9-13世纪前后中亚、东亚文明变革的大背景中，置于汉藏多民族文明发展的宏大网络中，从建构中华文明史的视角研究西藏艺术。2019年11月，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与敦煌研究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芝加哥大学东亚美术研究中心在浙江大学召开的“高原与丝路：9至13世纪西藏、于阗与敦煌佛教艺术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这种研究趋向的拓展，新的研究成果《9至13世纪汉藏多民族文明关系史》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年内出版。

藏族学者对西藏艺术的研究

藏族学者及其学术成果在西藏艺术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扎西维色先生出版的《藏族金属工艺》[50]对藏族金属工艺的源流与工艺技术进行了梳理；1990年，恰白先生主编的《藏族工艺典籍选编》出版，内容涉及金银器、铜器、瓷器以及各种金属造像，[51]此后有学者根据以上史料，对藏语中“琍玛”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了分析。[52] 博物馆扎呷则以独特的视角对西藏传统手工业中五金工匠的历史行会组织及其社会地位进行了分析。[53]1996年，勉唐画派画家丹巴绕旦著《西藏绘画》出版，其中对绘画色彩、绘画唐卡与壁画的技法与步骤进行了解说，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54]该书可以看做是中央民族大学罗秉芬教授汉译的勉拉顿珠嘉措和杜马格西等人所著绘画唐卡雕塑手册《西藏佛教彩绘彩塑艺术》的补充与发展。[55]西南民族大学根秋登子教授的专著《藏族传统美术概论》[56]是藏族学者利用藏文文献、用现代学术标准撰写的西藏美术概论。他整理出版的涉及西藏艺术，特别是西藏手工艺领域的藏文文献集成，对西藏艺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57]藏族中青年学者熊文彬[58]、夏格旺堆、夏吾卡先[59]、吉如•巴桑洛布、白玛扎西等对版画、塑像、唐卡、绘画度量经等的个案考察与研究，显示了藏族学者研究力量的成长。

在藏族学者中，出生于阿里噶尔县，熟悉现代学术传统的古格•次仁加布对藏西艺术的研究贡献良多，他首次对阿里地区一些著名的石窟及壁画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如札达喀泽扎宗石窟、夏石窟等。[60]2009年，次仁加布与国外学者合作出版了《藏西卡孜河谷的佛教遗址》，首次对卡孜河谷的石窟寺院及其壁画和雕塑等进行了著录和分析。[61]2011年，出版了《阿里札达额钦石窟壁画艺术》。[62]

与藏族学者研究紧密相关的是对西藏传统画派，特别是15世纪以后西藏画派与画家的新认识，2001年，大卫•杰克逊所著《西藏绘画史：15世纪以来的西藏艺术家》的翻译出版促进了国内西藏艺术研究者对西藏传统画派和画家的关注，[63]西藏文博专家在萨迦寺发现了勉唐画派画家勉拉顿珠嘉措署名的唐卡，纠正了我们以往对该画派的传统认知。[64]此外，作为对与藏族人群、村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活态艺术的观察，人类学与艺术史研究的方法结合，对西藏唐卡画家的技艺传承与生活状态进行调查，如中央民族大学刘冬梅的《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65]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西藏唐卡文化档案”项目的启动，对西藏唐卡的珍藏、唐卡画师及其师徒传承、绘画风格与绘画技艺进行了细致的人类学与艺术学视角的记录。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创立

从西藏艺术研究的历史来看，很大一部分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史的西方学者，从根本上将西藏艺术作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或者是东印度波罗艺术的一种变体，有意无意地忽略西藏艺术与中原内地艺术两者之间内在的联系，例如，吐蕃前弘期艺术本身就受到来自中原汉地的强烈影响，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西藏绘画就是敦煌吐蕃幡画或绢画，其中融合汉藏艺术的独特风格引人注目，这种敦煌汉地风格在11至13世纪的卫藏绘画中都有所表现，如艾旺寺、扎塘寺壁画，但很多西文著作并不将敦煌吐蕃绘画看作是西藏绘画的一部分。西藏唐卡这一艺术样式的发展同样如此，汉地以宋代宣和装为代表的卷轴画对唐卡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在论及唐卡起源时，西文论著对这种明显的事实多视而不见。

我国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与其他学科领域一样，我们的主导话语权不强，与我们对西藏艺术研究的真实情形与做出的贡献并不相符。在此情境下，21世纪初，由我国学者发起并主办了“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际性藏学与艺术史学学术例会，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Archaeology & Arts，缩写为ICTAA，从2002年至今己举办7届。其中第一届至第二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该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院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等名义)分别与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主办；第三届至第五届由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分别与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西藏文化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等单位联合主办；第六届由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分别与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主办；第七届由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联合主办，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协办。前五届会议都在北京举行，后两届会议分别在杭州和成都举行。历届会议论文集皆己结集出版或正在出版中。历届会议主题可以概括如下：(1)由考古工地一线文博专家报告西藏及四省藏区，特别是西藏境内最新的考古发现，包括史前与历史时期考古，藉以探讨青藏高原文明的由来与发展；(2)对西藏及四省藏区重点寺院建筑、壁画与雕塑及收藏传世文物的个案分析，从个案的研究归纳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范式；(3)以汉藏及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视角对西藏及四省藏区以外藏传佛教文物与艺术遗存的考察与研究，进而建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的叙述体系与理论框架。

结语

回首近70年西藏艺术的研究，我们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包括对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源流探索;不同区域岩画的考察;吐蕃时期汉藏边界佛教图像的研究;重点寺院的个案考察;西藏西部的11-15世纪佛教石窟与寺院的考古学调查，佛教图像的辨识与义理的解读，绘画风格的分析;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传播的研究，特别是丝绸之路与河西走廊辽宋西夏与吐蕃艺术关系的考察，敦煌、杭州、北京与不同时期藏汉多民族艺术的个案研究等。从研究主体来看，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考古学基础和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兼具外语和民族语言背景，有较为扎实的文史训练，研究方法既聚焦文物或艺术品本身，又注重艺术品与相关文献史料的契合。他们用相当出色的田野调查成果建构了新的理论体系，即将西藏艺术放在我国汉藏及多民族文明的广阔背景之下，从而厘清了西藏艺术在不同的时期，无论是作品的题材与风格，还是作品的表现技法，都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鲜明特色，与我国各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息息相关，恰如青藏高原上的涓涓细流，形成了中华多元文化的大江大河。这是近70年来西藏艺术研究最大的成就。

对于我国年轻的西藏艺术研究者来说，我们仍然站在一片新开拓的土地上，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与新的任务:我们目前涉及的研究内容并不是西藏艺术的全部，至今还没有出版一本完整详实的、以西藏腹地艺术本体为内在叙述线索的西藏艺术史，更谈不上分门别类的专门史;研究者对西藏西部及其外围地区如穆斯唐、拉达克、克什米尔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留存缺乏全面的把握;相当多的西藏石窟与寺院除了基本的考古描述外还没有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对寺院的教派、教义与上师传承、建筑布局与图像配置的内在逻辑等缺乏深入研究;我们目前甚至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包括了图像与文献在内的西藏艺术数据库，提供给研究者共享。我们对西藏传统绘画风格和绘画流派及其艺术家细微的风格差别了解不深，涉及西藏艺术的不少藏文史料没有系统整理、翻译成汉文出版;艺术史研究者对西藏活态艺术及其伴生的社会群体的研究关注不够，如各地的唐卡、雕塑、金属工艺的创作与民间艺术家的成长。此外，我们还应该积极编写适宜高等学校，乃至普通中小学教学使用，旨在建立中华多民族文明共同体意识的西藏艺术与西藏艺术史教材，将西藏艺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现在是我国藏学和艺术研究者开始系统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时候了。

[1] 本文“西藏艺术”中“西藏”概念的使用采用 拉巴平措、陈庆英主编《西藏通史》中“西藏”概念的使用范围，参看该书总序部分的说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版《西藏通史》，“早期卷”第9页）。事实上，元代以前，作为民族史，西藏与藏族其他地区不好区别，但“藏族”是一个晚期形成的概念，为了与目前研究语境吻合，本文则以西藏自治区为主，兼及周边藏区，“西藏”指地域，也有族别的寓意。有关建国七十年西藏考古的介绍，参看霍巍：《近70年西藏考古的回顾与展望(1951—2019)》[J]，《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

[2] 所有考察报告收入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3] 据侯石柱先生所记，这些照片现收藏在北京中国文物研究所（现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4] 王毅：《西藏文物闻见录（一）》[J]，《文物》1960年第6期，第43-48页。

[5] 重要图集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布达拉宫》，文物出版社，1988年；姜怀英、西藏布达拉宫维修工程施工办公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著 ：《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编：《大昭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萨迦寺》，文物出版社，1985年；彭措朗杰编：《扎什伦布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拉卜楞寺文管会编：《拉卜楞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罗文华、格桑曲培主编：《贡嘎曲德寺壁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

[6]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唐卡》，文物出版社，1985年。

[7] 西藏文管会编：《西藏文物精粹》，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8]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西藏文联编：《西藏艺术绘画卷》等4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10] 韩书力编：《西藏艺术集粹》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5年。

[11] 故宫博物院编：《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12] 台北故宫图录1999年出版，2005年出版《龙藏经图像之部》，2016年出版《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传佛教文物》。

[13] 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壁画编》等，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14] 金维诺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共3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1992

[15] 金维诺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共六卷，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16] 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

[17] 《五百佛像集》[Ｍ]，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诸佛菩萨圣像赞》[Ｍ]，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Ｍ]，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

[18] 如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J]，《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J]，《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J]，《中国藏学》1994年04期；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J]，《中国藏学》1996年01期

[19] 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编：《古格王国建筑遗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 汤惠生：《青藏高原古代文明》，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21] 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2] 张建林：《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J]，《文物》1987年第2期；《西藏日土洛布措环湖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新发现大量岩画、墓葬与石构遗迹》[J]，《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18日1版。

[23] 张亚莎：《西藏的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4] 拉日•甲央尼玛：《玉树岩画考察》，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

[25] 尼玛江才：《玉树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26] 廖旸：《从黑水城星曜曼荼罗看汉藏夏之间的文化勾连》[J]，《敦煌研究》2018年第4期；《明智化寺本<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图像研究》，成都：四川大学中国藏学所编辑《藏学学刊》第10集，2014年；《从夏鲁寺东无量宫回廊壁画看布顿对藏式佛塔的贡献》[J]，《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27] 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J]，《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吴明娣、杨鸿蛟：《元明时期西藏佛经在内地的流传及其对装帧艺术的影响》[J]，《美术观察》2006年第11期；吴明娣：《明清藏传佛教法器铃杵与汉藏艺术交流》[J]，《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6期；吴明娣、高燕宏：《明代佛教织绣与汉藏艺术交流》[J]，《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吴明娣、陈南：《冲突与调和——藏传佛教人骨法器在内地的流传及其影响》[J]，《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

[28] 《阿弥陀佛研究》上，《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阿弥陀佛研究》下，《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藏传佛教六字观音像研究》上，《普门学报》（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第35期，2006年9月《藏传佛教六字观音像研究》下，《普门学报》（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第36期，2006年11月。

[29] 谢斌：《西藏夏鲁寺建筑及壁画艺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30] 于小冬：《藏传佛教绘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

[31] 魏正中、萨尔吉主编：《梵天佛地》共8卷，原名《印度-西藏》（Indo-Tibetica），意大利藏学家图齐著（Giuseppe Tucci），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此外四川民族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藏族美术集成》共100卷，目前已出版6卷。

[32] 恰白•次旦平措、郑堆、丹增：《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J]，《中国藏学》1988年01期；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J]，《中国藏学》1998年01期；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J]，《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于春：《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J]，《四川文物》2006年03期；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J]，《中国藏学》2009年01期；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J]，《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夏格旺堆、张建林、席琳等：《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西藏文保所、陕西省考古院：《查果西沟摩崖造像2009年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霍巍：《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J]，《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巴桑旺堆：《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J]，《中国藏学》2017年第2期，张建林、席琳、夏格旺堆、田有前 胡春勃：《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3] 夏吾卡先：《石渠吐蕃摩崖刻文的整理与研究》，《藏学学刊》2015年第1期；任晓燕等：《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2017年第1期。

[34] 霍巍、李永宪、哈比布：《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J]，《文物》2003年第9期；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K1)壁画题记释读与相关问题》[J]，《文物》2016年第7期；霍巍，张长虹，吕红亮：《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与研究》[J]，《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霍巍、张长虹：《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J]，《文物》2007年第6期；霍巍、张长虹、李永宪、张蕊侠：《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J]，《文物》2007年第6期；霍巍：《于阗与藏西:新出考古材料所见两地间的古代文化交流》[J]，《藏学学刊》第3辑，2007年。

[35] 王瑞雷：《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探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王瑞雷：《西藏西部东嘎1号窟法界语自在曼荼罗：图像与文本》[J]，《敦煌研究》第5期；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的两幅曼荼罗图像及相关问题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王瑞雷：《嬉金刚文殊具密图像的构成及在西藏的传存》[J]，《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4期；王瑞雷：《西藏常啼菩萨精进求法本生故事壁画思想意涵考述——以塔波寺杜康殿和托林寺白殿为中心》[J]，《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王瑞雷：《托林寺红殿经堂壁画所据文本与图像传承关系》[J]，《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王瑞雷，贾维维：《西藏阿里托林寺白殿壁画配置与殿堂功能》[J]，《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1期；熊文彬：《西藏阿里札达县译师殿壁画年代及相关问题——兼论古格故城坛城殿和托林寺杜康殿壁画题记与年代》[J]，《文物》2019年第2期。

[36] 霍巍：《关于卫藏地区几处佛教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J]，《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王瑞雷：《从乃甲切木石窟看庆喜藏系金刚界坛城在后藏的传播》[J]，《敦煌研究》2014年第5期；夏格旺堆、熊文彬、何伟等：《西藏定结县恰姆石窟》[J]，《考古》2012年第7期。

[37] 夏吾卡先：《西藏林周县坚利寺的调查与研究》[J]，《文物》2015年第2期。

[38] 谢继胜、贾维维：《温姜多无例吉祥兴善寺修建史实考述——兼论藏文史书记载的温姜多寺、昌珠寺与于阗工匠入藏的关系》[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6期。

[39] 谢继胜：《扎塘寺主殿造像配置及其意蕴——兼论11—13世纪西藏佛教与佛教艺术的构成》[J]，《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

[40]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1] 熊文彬：《元代藏汉艺术交流》[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2] 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43] 张亚莎：《11世纪西藏的佛教艺术一一从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

[44] 罗文华：《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M]，故宫出版社，2013年。

[45] 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榆林窟25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谢继胜、黄维忠：《安西榆林窟第25窟藏文题记释读》[J]，《文物》2007年第4期；谢继胜：《榆林窟15窟天王像与吐蕃天王图像演变分析》[J]，《装饰》2008年第6期，完整版参看谢继胜：《吐蕃天王图像式样考》，刊沈卫荣、谢继胜主编：《贤者新宴——王尧先生八秩华诞藏学论文集》[C]，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赵晓星：《梵室殊严：敦煌莫高窟第361窟研究》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46] 谢继胜：《关于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上）（下）》[J]，《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第4期；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J]，《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J]，《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霍巍：《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J]，《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公维章：《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主室壁画绘于西夏补考》[J]，《西夏学》2011年第1期；勘措吉：《莫高窟第465窟藏文题记再释读》[J]，《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阮丽《莫高窟第465窟曼荼罗再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

[47] 贾维维：《榆林窟第三窟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五护佛母图像研究》[J]，《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贾维维：《宋夏河西地区“八塔变”图像的来源与流布》[J]，《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常红红：《论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施宝度母图像源流及相关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刘永增：《敦煌石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解说(上)（下）》[J]，《敦煌研究》2009年第4，第5期；刘永增：《敦煌石窟尊胜佛母曼荼罗图像解说》[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王艳云：《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48]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嘴沟西夏石窟》上下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夏宏佛塔》上下卷，文物出版社，2017

[49] 石守谦、葛婉章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2001年；陈韵如编：《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鉴藏文化特展》，2016，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50] 参见བཀྲ་ཤིས་འོད་སེར：མཁར་གྱི་བསྟན་བཅོ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

[51] 恰白•次旦平措主编：《西藏工艺典籍选编》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

[52] 谢继胜：《藏地金铜造像琍玛Li-ma专名形成路径考》[J]《美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57-67页，《清宫紫金琍玛名义考辨》《民族研究》[J]2019年第196-108页。

[53] 扎呷：《西藏传统手工业五金工匠的历史行会组织及其社会地位》[J]，《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第89-99页。

[54] 丹巴绕旦著，阿旺晋美译：《西藏绘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55] 罗秉芬译注：《西藏佛教彩塑彩绘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

[56] 根秋登子：《藏族传统美术概论》[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

[57] 根秋登子编：《藏族工艺学经典汇编》(བཟོ་རིག་ཕྱོགས་བསྒྲིགས་རིན་ཆེན་སགྲོམ་བུ་ཞེས་བྱ་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

[58] 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J]，《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熊文彬、一西平措《<白琉璃>造像量度画本》[J]，《中国藏学》 2010年S1期，熊文彬、夏格旺堆：《云南丽江大宝积宫明代壁画藏文题记及其相关问题讨论》[J]，《中国藏学》2013年S2期；熊文彬：《西藏罗布林卡藏明代大慈法王像缂丝唐卡再探》[J]，《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熊文彬：《西藏阿里札达县译师殿壁画年代及相关问题——兼论古格故城坛城殿和托林寺杜康殿壁画题记与年代》[J]，《文物》2019年第2期。

[59] 夏吾卡先：《西藏林周县坚利寺的调查与研究》[J]，《文物》2015年第2期，《西藏卓卡寺吐蕃壁画初探》[J]，《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夏吾卡先：《吐蕃石狮子考古调查及相关文化研究》[J]，《西藏研究》2017年第2期。

[60] 如古格•次仁加布《西藏阿里托林寺调查报告》，《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第132-139页；《阿里札达县喀泽聂拉康石窟壁画》，《西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2、121页《阿里札达县喀泽扎宗石窟壁画》，《西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4、121页；《阿里扎达夏千佛石窟壁画》，《西藏研究》2010年第2期 ，第2、121页。

[61] Guge Tshering rGyal po, The Buddhist Monuments of Khartse Valley, Western Tibet, in cooperation with Christiane Papa-Kalantari and Christian Jahoda, Öaw Arbeitspapiere zur Sozialanthropologie Bd. 9,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62] 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札达额钦石窟壁画艺术》，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

[63] 大卫•杰克逊著，向红笳、谢继胜、熊文彬译：《西藏绘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与山东明天出版社合作出版，2001年。

[64] 吉如•巴桑罗布：《勉拉顿珠真迹释迦牟尼佛师徒三尊唐卡》[J]，《西藏人文地理》2017年第5期。

[65] 刘冬梅：《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