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邹立波：我国藏族史研究七十年

藏族史研究是藏学的主干，也是藏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体现。我国传统的藏族史研究源远流长。现代学术意义的藏族史研究则发轫于20世纪初。这些均成为1949年以来藏族史研究的重要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藏族史研究领域以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为基本脉络，运用唯物史观，逐步建立起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框架。相关著作、论文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在国际藏学界已占有越来越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地位。总结与回顾我国七十年间藏族史研究历程，可厘清、反省藏学领域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经验得失，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藏族史及藏学研究的整体发展。由于相关论著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本文将主要以汉文藏族史研究著作为纲，特别是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著作，以相关论文为辅，试对我国七十年藏族史研究发展脉络作一个大致的梳理与回顾。因牵涉面广，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处，祈予批评指正。

一、1978年以前的藏族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何编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藏学家李有义早在1951年就撰文指出：“民族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强调少数民族史研究“应当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注重不同史料的搜集整理，促进民族互助团结。[1]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配合由全国人大牵头组织实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编撰少数民族历史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陆续组织编写《少数民族史志丛书》。1963年出版了首部全面勾勒藏族历史的《藏族简史（初稿）》。[2]但该书最终的完善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由柳陞祺、邓锐龄、常凤玄、李凤珍、黄颢等著名藏学家共同组成的编写组，对《藏族简史（初稿）》进行了全面修订增改，并于1985年正式出版《藏族简史》。[3]这是首部以唯物史观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立场编撰的藏族通史。该书的藏族史发展序列基本吸纳、参照中国历史分期，以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为分界。吐蕃史、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帝国主义侵藏史、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特点和藏族反帝反封建革命史成为该书的特色内容。[4]《藏族简史》的编撰初步构建起1949年以后史学界书写藏族史的框架体系，开启了把藏族历史置于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进行研究的范式。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吐蕃史、汉藏关系史等领域受到一定关注。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具有代表性，大量征引汉藏文献资料，详尽增补考证唐蕃交流关系和吐蕃史实。[5]

此外，1978年以前，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广泛开展也积累下大量珍贵的藏族历史基础性资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藏族史研究领域并不活跃，成果数量较少，有份量的学术著述不多。

二、1978-2000年藏族史研究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后，藏族史研究面貌焕然一新。随着各类藏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一批藏学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国内外藏学领域学术交流活动的逐步展开，学术论著数量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对《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1872-1995》、《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1996-2004》所列条目及论文选题的粗略统计分析，[6]1978-2000年间藏族史研究总体上呈现良好态势。藏族族源、吐蕃史、元明清治藏史等成为研究热点，占论文总量的多数。相对而言，近代及民国时期的藏族史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迟滞，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通史

藏族史研究的日渐活跃推动了通史类著作的编撰。1985年正式出版《藏族简史》，在编写体例、范式和系统上均具有开创性，成为许多初入藏学领域的年轻学人的必读参考书。随着不同历史时段基础研究的累积与深入，从长时段角度阐述藏族历史发展整体面貌和特征的通史类著作连接涌现出来，并各具特色。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虽属普及性知识读物，但主要采取专题式框架来叙述藏族历史发展轮廓，其中宗教史内容相对较多，且较早运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讨古代藏区的社会形态，因通俗易读，对普及藏族史知识影响甚大。[7]黄奋生《藏族史略》最初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1985年修订出版。其撰写原则、时代分期和框架安排基本与1985年修订后的《藏族简史》相仿，虽藏文史料运用稍显薄弱，传统史学写作取向明显，但是内容有较大补益，显得更为系统、详尽和全面。[8]数年后，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编撰的三卷本藏文版《西藏简明通史》成为继修订版《藏族简史》之后备受史学界重视的藏族通史著作。[9]该书对百余种藏文史籍广征博引，分析严谨，通俗易懂，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较高。该书编撰体例既兼顾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府政治关系发展，又从藏文史料出发，突破元明清的朝代分期，改以西藏地方政权发展脉络为主线，分为西藏分裂时期、萨迦政权统治时期、帕竹政权统治时期、甘丹颇章政权统治时期。后来用藏文写作的藏族通史大多遵循、采用这一编撰框架。与普通通史类著作有别，石硕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另辟蹊径，从西藏文明的地缘文化背景及其自身内涵和客观发展需求角度，系统探讨历史上西藏与中原关系的形成问题，以及西藏文明东向发展趋势、原因和必然性。[10]该书集通史和专题史于一体，问题意识突出，视角新颖，在西藏地方与中原关系研究领域提出了“新视角、新思路和新观点”，被认为是“我国藏学界出版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11]

通史类著作是藏族史研究整体水平的重要体现。1978-1990年间随着藏族史整体研究水平和资料基础的不断提升、完善，藏族通史类著作的编撰也朝着越来越多元化、细致化和专题化方向演进。

（二）断代史

在断代史中，吐蕃史研究成为热点，应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王尧、陈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等古藏文系列文献，以及苏晋仁、萧鍊子等校注《<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通鉴吐蕃史料》等一批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吐蕃军政制度、唐蕃和战关系、青藏高原早期部族等均成为吐蕃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许多学术空缺、薄弱环节得到填补和研究。一批颇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如《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吐蕃王国的兴衰》《丝绸之路·吐蕃卷》《吐蕃政教关系史》等先后出版。[12]吐蕃史研究的兴起与繁荣使一批学者开始认识到运用藏、汉文史料相互参证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藏文文献与汉文文献的充分结合，成为藏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以王尧、恰白·次旦平措、巴桑旺堆、杨铭、陈楠、张云等为代表的吐蕃史研究者，在充分利用藏、汉两种史料相互参证治史方面作出了表率，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开拓性的学术论文。[13]

与此同时，后弘期藏文史籍和汉文史料的整理、译注及辑录出版也渐成高潮。刘立千、黄颢、郭和卿、王沂暖、陈庆英、吴丰培、顾祖成、索文清等大批学者，均在藏文史料译校、汉文史料的辑录方面贡献卓著。[14]现今常见的藏文史籍汉文译本大多在这一时期译注、刊印。时间跨度从宋元至清末，与整理出版的汉文史料大致相仿。

汉藏文献史料翻译与整理出版极大拓展、推动了断代史研究，陆续产生了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等拓荒性研究成果。[15]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至今是关于元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的扛鼎之作。[16]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是有关八思巴生平、造论缘起及文本对勘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17]陈庆英、仁庆扎西、沈卫荣、张云等的系列论文则深入探讨了元代西藏行政体制、帝师制度、蒙藏政教关系等。[18]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对明代治藏政策、汉藏关系等作了系统探讨。[19]明代藏族史研究以邓锐龄、王献军有关明代中央与乌思藏政教联系、帕木竹巴政权的研究引人注目。[20]清代是藏族断代史研究的重点，涉及内容较广，以清代前期的治藏政策、政治事件居多，如吴丰培等《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曾国庆《清代藏史研究》。[21]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对清代西藏经济、资源开发历史进程作了全面梳理。[22]吴丰培、赵云田、张羽新、李凤珍等学者在从边疆治理角度考察清代藏族历史演变方面也卓有贡献。[23]民国时期的西藏政治史以喜饶尼玛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系列论文颇具开创性，之后结集出版的《近代藏事研究》成为民国时期藏族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作。[24]

（三）专题史

族源问题是探讨藏族历史的起点，关系到如何认识藏族起源、形成及其与周边其他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藏族族源成为汉、藏学者共同参与讨论、激烈争论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关藏族历史的早期研究也多涉及藏族族源问题。从民国时期起，藏族族源的争议已有土著说、南来说、北来说和西来说等。其中北来的“西羌说”影响最大，藏族源于西北甘青古羌人的观点曾被学界广泛采纳。随着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和族源研究的深入，藏族族源问题的研究逐步摆脱单纯依赖文献史料的模式，转而以文献史料、考古材料和民族志资料等多重证据结合，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藏族起源及其与周边民族之间历史渊源关系的认识。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相关资料研究藏族族源的早期代表作。[25]在藏族族源“西羌说”之外，逐步形成藏族族源“多源”的观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学界对藏族族源的认识。

早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王森对西藏佛教教派源流、东嘎·洛桑赤列对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均分别运用藏、汉文献史料展开研究，在这方面，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树立起严谨、实证研究藏族专题史的学术典范，至今被学术界推崇为权威著作。[26]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尹伟先《维吾尔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蒙藏政教、维藏文化交流及民族关系史的代表作。[27]宗教史研究议题驳杂，大多论述藏传佛教、苯教传播发展及各教派源流、宗教人物评述，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28]较好呈现了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轮廓。蒲文成《觉囊派通论》、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等对觉囊派、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也颇具开拓之功，[29]深化和拓展了藏族宗教史的研究。帝国主义侵藏史是近代藏族史领域的一个重要专题。周伟洲、伍昆明、胡岩、房建昌等学者的著述最丰，其中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等专著卓有建树。[30]周伟洲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更是集众家研究之长，注重汉、藏、英、俄等多语种第一手档案资料的运用，客观、公正的再现了近代中外藏事交涉下的西藏历史。[31]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雀丹《嘉绒藏族史志》、陈光国《青海藏族史》等则是这一时期区域史研究的专著。[32]

总体而言，1978-2000年的藏族史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议题日趋广泛，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不少拓荒性的学术成果，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藏族史研究与藏汉史料的译校整理往往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三、近二十年藏族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进入新世纪以来，藏族史研究日新月异。史料的整理出版蔚为大观，专题史研究持续拓深，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诸多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从历年《中国藏学年鉴》等统计资料看，[33]藏族古代史研究日趋成熟，开始倾向于以多语种文献为史料基础，在研究路径、问题意识、观点等方面均有较大拓展和创新，并开始汲取和借鉴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同时，近代藏族史、区域史的研究不断繁荣，对藏族历史的整体认识进一步深化。民国时期藏族史研究日渐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国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专题史、区域史著作接连问世。推陈出新是近二十年藏族史研究不断深化、繁荣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通史

作为“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之一，陈庆英、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是对以往汉文版西藏通史著作修史内容、书写取向的修订、补充和完善。[34]参与撰写者多是在各断代史领域较有成绩的知名学者。其时代分期沿用传统的石器时代、吐蕃王朝、割据时期、元明清、民国时期划分方式。尽管因篇幅所限，史实梳理较粗略，且以政治史为主，但专章设置中对各时段宗教文化、社会经济状况的叙述则较为详细。

近二十年藏族通史方面的最大成就要数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编撰与出版。2003年国家财政专项拨款、 牵头组织和实施的大型《西藏通史》编撰工程正式启动。这部由国内（包括台湾地区）近百位藏学专家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历经14年完成的《西藏通史》，包括了“早期卷”“吐蕃卷”（上、下两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上、下两卷）“民国卷”（上、下两卷）“当代卷”共8卷13册，于201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西藏通史》是一部鸿篇巨制，为之前任何版本或类型的“西藏通史”所无法比拟。这套大型多卷本《西藏通史》于西藏历史的建树与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首次完整、清晰地勾勒和呈现了西藏的整体历史面貌与发展脉络；2.全面、清晰地勾勒和呈现了西藏地方在各个时期与祖国内地及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的密切依存关系；3.全面、深入地勾勒和呈现了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脉络；4.是认识和了解西藏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的一部融知识性、综合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百科全书。[35]《西藏通史》堪称我国藏族史领域集大成之巨著，是新时期中国藏学研究整体实力和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学术意义。

（三）断代史

吐蕃史研究仍成为热点。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和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等的陆续影印出版，吐蕃兵律文书残卷的发现，唐蕃古道、藏东吐蕃遗迹等考古资料的发现，吐蕃史研究开始从唐蕃关系、吐蕃政权军政建置等传统议题，逐渐扩展到高原丝绸之路、苯教仪轨、佛教经典、古藏文写本、摩崖造像、法律制度、医药、文学、军事等各个方面。学术著述甚丰，新见迭出，并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吐蕃藏文文献研究的学术梯队。巴桑旺堆论文集《吐蕃历史文献研究论集》着重研究吐蕃碑刻、兵律、古藏文写本及《韦协》等；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对吐蕃统治政策、吐蕃文书等问题进行了诸多细致研究；台湾学者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是长期研究吐蕃政治制度、历史事件的成果结晶；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新材料、新问题、新见解提升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准；才让《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对敦煌藏文佛教写卷进行深入解读与研究，颇见功力；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着力颇深，聚焦于敦煌古藏文文献特殊文种的专题研究；张延清《吐蕃敦煌抄经研究》从抄经角度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形成、利用过程；任小波《吐蕃时期藏译汉传佛典<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堪称吐蕃史领域青年学人的代表作，等等。[36]因史料及藏文文献的特殊性质，吐蕃史研究仍能起到引领藏学界广泛、深入运用藏文文献之学术潮流的重要示范作用。

与吐蕃史研究相比，吐蕃王朝崩溃后10-13世纪的藏族史研究相对薄弱。除对宋代西北吐蕃社会史及其与周边政权关系等略有展拓外，议题仍多停留在唃厮啰政权、宋蕃关系等层面，其中以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齐德舜《唃厮啰家族世系史》等著作较为重要。[37]元明时期藏族史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在治藏制度、政治事件、宗教管理、朝贡贸易、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藏区历史地理等领域取得不少突破。张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对元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作了新的解读和推进。[38]陈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先》利用零散的藏汉文献史料研究明代汉藏关系史上有特定政教地位的藏传佛教高僧，弥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缺环。[39]邓前程《一统与制宜：明朝藏区施政研究》是对明代治藏政策、汉藏关系等研究的持续推进和深入。[40]总体来说，囿于文献史料的限制，从吐蕃以后的分裂割据到帕木竹巴统治时期，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相对偏少，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拓。

清代藏族史继续成为研究重点，论著颇丰。这与大量中外文档案文献的刊行以及清史研究领域的活跃有密切关系。一大批汉文、满文、藏文、蒙文清代档案史料陆续面世，如《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清内阁蒙古堂档》《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等，以及官修方略、志书、游记等和各类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成为清代藏族史研究新的资料基础。多样化的专题研究开始填补诸多研究空白。研究的内容日益广泛，包括早期满藏关系、清代治藏制度、藏区政教关系、蒙藏关系、西藏边臣和边吏、边茶贸易、青海盟旗、藏区军务、藏区地理、汉藏文化交流、喜马拉雅宗藩等等。多语种文献互证成为清代藏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邓锐龄《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赜》、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在运用满文、藏文、汉文、蒙古文、英文等多语种史料进行扎实考证研究方面尤为典型。[41]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张羽新《清代治藏典章研究》、尕藏加《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李凤珍《清代西藏郡王制初探·读清史札记》、刘凤强《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彭陟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央珍《西藏地方摄政制度研究》等，均是这一时期清代藏族史研究的重要著作。[42]鉴于清代藏满蒙关系的重要性，清代藏族史研究与清史研究很大程度呈现出合一趋势。从清朝历史总体框架来认识西藏历史，成为清代藏族史研究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近代藏族史研究也有长足发展。这首先得益于一大批汉、藏文和英文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起，与藏事相关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取得重大进展，先后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民国时期西康资料汇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民国时期藏事问题英文档案选编》《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选译》等等。[43]另外，档案馆档案的数字化转换，也为学者检索、运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提供诸多便利。这些均为须借助档案文献的近代藏族史研究提供了基础。

近代藏族史研究主要以清末民国时期西藏及川边康区政治史为重点，并以中央政府治藏措施为主，如《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西藏百年史研究》以档案资料为依据，从长时段视角深入研究清代以来的西藏治理问题。[44]赵云田、扎洛、罗布、孙林、陈崇凯等的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在西藏推行新政举措的成败及原因。[45]扎洛、卢梅等有关清末康区法制改革、晚清康区改流中制度性选择的论文引人关注。[46]进入新世纪以后，民国时期藏区政治史成为研究热点。喜饶尼玛、郭卿友、祝启源、孙宏年、任新建、王川、徐百永、黄天华、王海兵等对民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及机构、涉藏政治人物、西藏贵族政治、康青藏划界、康藏纠纷、班禅返藏、西康建省等议题的研究均卓有建树，代表性专著有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祝启源等《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19001-1951》、王海兵《康藏地区的纷争与角逐1912-1939》、黄天华《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徐百永《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实践与检讨》、王娟《化边之困：20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政治、社会与族群》等等。[47]部分从事中国近代史、政治史研究的学者如陈谦平、张皓等亦不同程度参与到此领域，加之中青年学者表现活跃，均拓宽和丰富了近代藏族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三）专题史

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藏文史料发掘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等因素，使藏族族源研究日益转向藏族早期文明史的研究视野。内容从单一族属探讨趋向综合考察，重要学术著作有《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等。[48]作为藏族早期文明的组成部分，象雄文明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才让太、霍巍、张云、阿旺嘉措、刘洁等学者均在此领域取得颇具份量的学术成果。[49]

近年来藏族宗教史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大量传记、文集等藏文古籍的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等稀见史料的影印问世，以及美国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简称TBRC）等数字资源的共享开放，激发和推动了藏传佛教传播史、教派史、苯教、人物生平、活佛转世、政教关系、哲学思想、密教文献、仪轨文本、汉藏民间信仰交流等领域的广泛研究。蒲文成《青海佛教史》填补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发展史的学术空白，带动了区域宗教史的研究。[50]传统的教派史主题发生一定改变，研究主题和视角更趋多元化。才让太等《苯教史纲》、顿珠拉杰《西藏本教简史》、同美《西藏本教研究：岷江上游本教的历史与现状》、沈卫荣编著《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等均致力于对苯教、觉囊派等非主流教派历史的纵深研究。[51]沈卫荣是倡导、践行以语文学方法，对佛教史、密教文本对勘研究卓有成绩的学者，代表著作有《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等。[52]可以说，藏文宗教文献和文本的对勘、分析和解读已成为藏族宗教史研究取得进展与突破，进而与国际藏学界对话的重要学术路径。

中外西藏问题交涉研究是近代帝国主义侵藏史的延续和扩展。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尼泊尔国家档案与2017年《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等的开放、编译出版，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等方法的引入，均推动了对近代帝国主义侵藏活动、西藏主权问题等的研究。中英涉藏问题交涉、英俄涉藏角逐、“西姆拉会议”、英印侵藏活动等成为集中探讨的主题。伍昆明、吕昭义、陈谦平、冯明珠、张皓、张永攀、梁俊艳等学者均从不同视角撰著出版了颇具新见的学术专著。[53]近代美国、日本、俄国、德国、尼泊尔等涉藏事务研究，以胡岩、张皓、秦永章、赵光锐、张永攀等的研究论文为主，学术专著则有《日本涉藏史》。[54]围绕中外西藏问题交涉的研究，也从政治史、外交史逐步转向包括社会、文化等层面的更为多样化的视角。

在藏族史研究中，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受到重视，如《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55]近二十年来藏族区域史、民族关系史研究也日渐活跃，出现了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蒲文成等《汉藏民族关系史》、杨作山《回藏民族关系史》、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曾现江《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邹立波《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等专著，以及按照行政区划编撰的区域通史类著作，如次旦扎西等《西藏地方古代史》、许广智《西藏地方近代史》、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丹曲等《甘肃藏族史》、洲塔《甘肃藏族通史》、先巴《青海藏族简史》、任新建主编《四川藏区史》等。[56]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藏族历史的区域性差异，及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丰富了对藏族史的整体认识。

以《蒙藏关系史大系》《藏族文化发展史》为代表的著作具有专题史性质，开拓和丰富了藏族史研究的多元面向。类似专题通史著作还广泛涉及西藏历代边政边臣、政教制度、活佛转世、经济、军事、史学、汉藏工艺美术交流、新闻传播、藏医药、藏传佛教艺术、城市史、资源开发、建筑、天文历算、音乐、美术、服饰、妇女口述、西藏百年口述史等众多领域。[57]专题通史使得藏族史研究渐渐摆脱政治史、宗教史的研究局限，为新时期藏族通史著作的完整编纂打下坚实的铺垫。

四、七十年藏族史研究的几个特点

回顾七十年来的藏族史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无论是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均紧紧围绕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及熔铸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的叙述框架，构建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族史研究框架体系，开创并形成了把藏族历史置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研究与书写的范式。

2.七十年来，我国的藏族史研究经历了从简单、粗略与笼统，逐步向细致、精深和多元化方向转变的发展历程。特别要强调的是，七十年来藏族史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着重体现在：多学科、多语种研究方法日益普及和受到重视；大批藏族学者参与到藏族史研究领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国内外受过良好学术训练、能够进行多语种阅读的各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年轻学人不断参与到藏族史和藏学研究领域之中，成为该研究领域得以不断壮大的新生力量；藏族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专题化、多样化、精细化趋势的日益加强，研究的思路、视野也日渐开阔和丰富。这些均为新时代藏族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从七十年藏族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事实——藏族史研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藏文、汉文、蒙古文等多语种史料及档案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20世纪80年代，由于敦煌藏文写卷以及一大批吐蕃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兴起与繁荣。近年来，由于清代至民国时代藏文、满文及蒙文藏事档案的整理、翻译出版，则有力促进和推动了清代、民国时期有关西藏和藏族历史的研究。事实上，藏族史研究领域的每一次实质性进展，都是以史料文献的整理、翻译、出版为前提。虽然史料学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学，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所起的基础与带动作用显然不容忽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基本史料建设的进一步规模化、系统化以及多语种史料查阅使用日益便捷，有关西藏历史及藏族史的研究一定会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与繁荣。

藏族史研究一直是藏学研究的主干和基础。藏族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也直接促成了藏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与繁荣。大型多卷本《西藏通史》的问世，正是采国内外众家之长、集国内学者之力的结果。同时，大型多卷本《西藏通史》也成为认识和了解西藏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的一部融知识性、综合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百科全书。我们相信，我国藏族史研究在自信、开放和共享的学术环境中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繁荣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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