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忠良（以下简称为：普）：您在藏语和藏文、汉藏语言和语言理论等方面，多有建树，我想通过对瞿老师您的采访，希望老一辈们人生的经历、经验和教训，取得的成就，给我们后人以启迪，对发扬光大我们的学科有所助益。
瞿霭堂（以下简称为：瞿）：经历可以说丰富，教训更多，经验和成就谈不上，一生做了不少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写书写文章，留下点东西，毁誉参半，说出来或许能使后人少走弯路。
普：瞿老师您是中国民族语言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可以谈谈您成长的历程和从事的教学与科研简况吗？
瞿：可以。我的祖籍是江苏常熟，1934年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藏语文专业，学习安多藏语；1962—1963年第二次进中央民族大学藏语文专业在职学习拉萨藏语。1956年开始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多次赴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地，调查和研究嘉戎语、阿里藏语、夏河藏语、夏尔巴藏语、迭布藏语、巴松藏语及藏语卫藏、安多和康方言。1985年以后，开始进行汉藏语言的综合研究和语言理论研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兼任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研究员，与严学宭先生共同创办《语言研究》，兼任编辑部主任。曾参加1955年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和中国语言文字地图集藏语方言图绘制。1988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普通语言学、语音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学理论等课程，并担任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和语音实验室主任，兼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以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对比语言学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曾任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北京语言学会理事。1992年担任四通公司办公自动化部顾问，1999年后担任《西藏自治区志•西藏语言文字志》顾问并编纂。在藏族语言文字、汉藏语言、语言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出版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我所教授的课程和研究领域广泛，兴趣全面，对民族语言学、语言理论、藏族语言文字、社会语言学和汉字输入和编码等方面都有涉及，在我院工作的十余年中先后开设过普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学概论、汉语音韵学、语音学、音系学、语义学、现代汉语、专业外语、论文写作、计算机原理和应用等13门课程。
普：您是从大城市上海来的，怎么会想起学习藏语文呢？
瞿：学习藏语文是“历史的误会”。我1952年参加第一次全国统考。所谓统考就是大学失去自主招生权，考生没有了自由选择权。国家组织考试，统一分配。我高中学习成绩一般，家属中也没有文化人，糊里糊涂报考了理工科，大概由于数理化考试成绩差，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语言。或许我文科的成绩还可以，我喜爱文学和写作，拿今天的话说，是一个不入流的文学青年。分配我学习语言，也不算冤枉。从上海北上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却要有一定的勇气。中央民族学院初创，名不见经传，自己气馁，亲戚白眼，同学窃笑，连初恋都分手，因为学习民族语言肯定要到民族地区工作，民族地区艰苦，谁愿意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跟随你到民族地区去。我有叛逆的性格，又处于叛逆的年龄，在这种逆反心理的支配下，毅然北上。
初入民院就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中央民族学院的前身是1941年在延安创建的民族学院，1949年解放迁京后，短短两年间，在西郊建成了古典风格、民族特色的大学校舍群落，虽然只是初具规模，其工程之精良，一色磨砖对缝，可与当时协和医院比肩，远胜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是民族大家庭，民族服装鲜艳夺目，民族歌舞丰富多彩，民族语言文字更异彩纷呈。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异样的民族风情，是其他大学所无法体验的。民族院校与一般大学不同，是供给制，因为按少数民族政策，吃中灶，每月有十几元的津贴，服装被褥全发，比其他大学优待得多，很让一些在北大、清华上学的同学羡慕。
经过一个学期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觉悟有所提高，从到北京看看情况的想法转变到安心留下来学习，特别是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语音学强化训练，对语言学习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和兴趣。这门课是马学良先生亲自讲授，以保尔•巴西的《语音学》为教材，按李方桂的教授方法以训练国际音标为主，严格要求国际音标准确发音，学会了辅音、元音和声调上百个音标，为后来学习、调查和研究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想学习什么语言，自己没有多少选择权，基本上是统一分配。每人可以填写三个志愿，供组织分配参考。我三个志愿都填写藏语，是因为我想要学习一种有文字的语言，当时开班的二十来种语言，大多没有文字，只有蒙语、藏语和维语有古老文字。蒙语因为要去北大借读，属于组织特别分配，不允许选择，只剩下藏语和维语，觉得藏族历史悠久，文字发达，加上入校后认识了几个藏族贵族和活佛同学，对藏族比较熟悉，决心学习藏语。藏语开了两个班，一个班学习拉萨话，一个班学习安多话。这两种话属于两个方言，拉萨话像北京话，安多话像上海话，方言间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分班名单揭晓，我分在安多班。马学良先生分班有讲究，北方人学习拉萨话，因为拉萨话有声调，没有浊音，发音比较简单，适合北方人学习；安多话没有声调，有浊音，发音比较复杂，适合南方人学习。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分法很科学。这样，我就开始了学习藏语文。
普：听说您藏语讲得很好，您是怎么学习藏语的？
瞿: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初创，教学的条件都比较差，一位藏族老师，汉语还不太熟练，配备一位汉族辅导员，是从我们上一班学习藏语的同学中选拔出来的。教材由辅导员记录藏族老师的话即时编成，随编随教，墨迹未干，散页分发。但教学中有一个特色，无论是不是有文字的语言，一律使用一种由于道泉先生创制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字母和语音完全吻合，简单易学，几天就能学会，不受文字落后于语言的牵连或吻合程度。不像英文那样，一个音常常有七八种写法。一字一音，见字识音，对学习口语十分方便有效。这种学习语言的科学有效的方法，后来在民院不再使用，非常可惜。即使学习外语，这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方法，只是没有人推广和实验。使用这种方法学习的，口语都比较好，能说比较流利的民族语言。后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语言的汉族能说流利民族语言的越来越少了。
我会说两种藏语，安多话是科班，自然说得比较流利。拉萨话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再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后来到拉萨劳动锻炼一年，接着调查语言一年，顺带学习了语言。由于年龄关系，30来岁学的自然比不过18岁学的，拉萨话说起来就不如安多话地道。
至于怎么能学好一种语言，其实很简单，语言学习是一门经验科学，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一是靠背诵，记性好的就学得好；二是靠实地交流，即到说这种语言的实际环境中与说这种语言的人交流，交流得多的，就说得好。不用心记，不开口说，是永远学不好的。学习安多藏语的同学由老师率领都到说这种话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实习，与藏族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得初入民院，全体藏族和学习藏语的学生与一个来访的西藏访问团联欢，由于道泉先生即时翻译，他能熟练地说得一口拉萨话，他没有去过西藏，藏语文是业余跟雍和宫的藏族人和喇嘛学的，他把上面这两条做到了极致，很令人敬佩。
普：您调查过很多语言，能否谈谈语言调查的经历和经验？
瞿:我没有调查过很多语言，严格说只调查过两种语言，一种是藏语，一种是嘉戎语。调查和研究什么语言，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完全出于工作的需要。我是学习藏语出身，藏语自然是我在研究所的工作对象语言，也是我调查和研究的重点语言。但我最初调查和研究的语言却不是藏语，而是嘉戎语。1956年大学毕业时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分派我调查嘉戎语。嘉戎语是藏族使用的十多种语言之一，也是藏族除藏语外使用人口最多、与藏语关系最密切、特点最明显的一种语言。这就是说，我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调查和研究的是嘉戎语。后来由于研究所工作重心转移，要编写语言简志，于是放下了正在编写的嘉戎语调查报告，参加了藏语的调查、复查、补查和校对的工作。这既是为写藏语简志准备资料，也是为原来全国民族语言普查的资料进行复核和补充。那时候科研工作也是“运动式”的，根据形势和需要，想一出是一出，随意更改，没有可以坚持的长期计划。全国民族语言普查后，大多数语言都在编写调查报告，可能因为写调查报告费时费力，先出版概况和简志，介绍语言的情况，比较容易和省力。
我有很多机会调查新的语言，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觉得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调查很多语言，写个概况和简志，对语言的研究没有多大意义，只能起个介绍的作用，对略为深入一点的科研工作来说，这些简单的资料几乎没有用处。与其蜻蜓点水，做些类似科普的介绍工作，不如深入调查研究一两种语言，效果更好，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科普工作也需要人来做，只是各人的学术思想和工作目标不同而已。
我虽然只调查和研究了两种语言，但先后亲自调查了26个藏语方言点，10个嘉戎语方言点，校对了20个藏语方言点的调查材料，作为个人来说，这些田野调查的工作量可以说是很大的了。这是当年计划经济的好处，现在使用课题经费，很难达到这个水平。熟练而富有经验的调查者，一个调查点至少要一个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基本的资料整理工作都要在当地完成，而且田野语言调查不允许一个人，至少两个人，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那年代时间有保证，经费没有限制，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发音合作人费用低廉，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要自己背着行李徒步跋山涉水，所去的地方大多平叛刚结束，还有安全问题，需要配枪自卫。1957年我们从马尔康县走到金川县，将近90公里，当时没有公路，更无旅舍，日行崎岖山路，夜宿藏族人家，谈不上风餐露宿，却也渴饮冷河水，饥食硬干粮，走了六七天才到大金县城。1965年从西藏返京时走康藏公路，在道孚遇险，半道翻车，差点跌落百丈深渊丧命。1979年到西藏阿里调查藏语。阿里海拔4500公尺的高度，空气稀薄，生存条件较差，人迹罕至，至今是西藏人口最少的地区。从新疆叶城出发经六七天爬六座大山，行驶1070公里才到达阿里首府狮泉河。沿途由于高山反应，吃掉了一瓶止痛药。我们在呼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六七个月，调查了阿里全境七个县的语言。在去扎达县的路上，遇到雪崩，堵在高山上一天一夜，饥饿寒冷，竟至无法小便。
至于田野调查的经验，当时的调查都是团队性质，大多是工作中形成的。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编写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语言调查大纲，包括词汇和语法两部分。对方言分歧大的语言尤其重要，要编写统一的大纲常常是徒劳的，不是流于烦琐，就是失之疏漏。
第二，除了受过严格训练和经过团队调查的人外，切忌单人独骑调查。任何人都没有记录成千上万个语词以及几百和几千句句子而不发生错误的能力。我调查和校对这么多语言和方言点，包括后来全国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不是与同事就是与学生一起，没有一个点是一个人调查的。
第三，切忌记录自己的语言。自己记录自己话虽然方便，却不准确。严格来说，这种自省式记录的语料是不科学的。
第四，详细记录邻近语言、方言以及所调查语言的方言使用情况，深入了解和记录与语言有关的历史和社会文化。
第五，严格选择使用单一语言的发音合作人，调查口头使用的语言，特别是有文字的语言，发音合作人最好是不会文字的，会文字的要严格区分白读和文读系统。
第六，无论有否翻译者参与，只允许使用启发式提问，不能使用所调查语言直接询问。发音合作人犯忌或不懂的不能追问。发音合作人发生错误和误判时，不宜直接否定，采取事后再记的方式。
第七，宽式记音方式必须在严式记音基础上整理出语音系统后使用。
第八，记音需要三重校对:记完音后的当日校对；经初步检查后的隔日校对；记音结束后的总结校对。经过三重校对可以确保纠错，保证资料的准确性。
第九，记录的资料必须在当地整理，包括语音系统的描写，语法资料的注释。录音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离开了发音合作人，不经过他的确认和帮助，听录音是无济于事的。
第十，记录的资料无论整理和发表，要符合主流规范和参考前人经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研究传统和哲学观念。比如你整理和发表一个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系统，在中国无论汉语和民族语言研究界都使用声韵调分析和表述方式，汉语由于历史比较的需要，更需要使用一套与音韵学有关的术语和分析表述方式。你可以使用元、辅音或区别特征分析方法做科学研究，但很难进入主流的领域，你的资料别人也很难使用。这并不限制你创造、使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与国际接轨，只是提醒你注意主流的研究和前人的成果，将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的研究和唯物哲学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推陈出新，是“接轨”，不能脱轨。
语言田野调查的经验当然不止上面所说的几条，这方面的专著很多，我只是就自己的体会而言。去年我发表了六七万字的长篇论文《语言调查经验谈》（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详细阐述了调查语言的选择，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调查的方法等，有兴趣可以参考。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语言田野调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需要一定的天赋:有较强的语音分辨能力和模仿发音的能力。学不准确国际音标，不能准确模仿发音合作人的发音，就不可能合理选择音标和记录正确的语音。记音像学唱歌，“五音不全”和口齿不清的人也有，这样的人就不适宜做田野语言调查。记音与学习语言不同，学习语言可以学得好些或差些，并不影响交际，记音只能记得好些，不能记得差些。研究语言不一定都要做田野调查，要扬长避短。
普：您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希望您谈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经历。
瞿：研究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研究计划。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计划，要考虑四个条件：第一，工作需要。我们所处的年代，选择研究方向、制订研究计划的自由度很有限，必须与工作紧密结合。脱离工作的研究，既不允许，也无可能，这是我们那个特定时代背景的限制。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只能在有限的业余时间来做；第二，知识背景，简单说学什么干什么，研究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恐怕很难成功。我学习语言，一生研究没有离开过语言；第三，个人兴趣，喜欢什么研究什么。根据知识背景，比如学习语言的，研究的内容很多，研究什么与个人的兴趣有密切系。我喜欢语言文字，研究方向从来没有脱离过语言和文字，但在语言文字中我偏向研究历史语言学、方言学和语音学，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扩大了研究领域，涉足语言理论、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第四，学术思想。就是世界观和认识论，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自觉或不自觉遵循，你的研究都离不开一种哲学的立场。无论创建或借鉴一种理论，进行语言的本体或应用的研究，都离不开一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你接受哪一种哲学思想，你就会创建或借鉴哪一种理论，使用哪一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现在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研究机械论结构主义语法的，却动不动采用唯心论的生成语法方法，把两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语言观的理论融合起来，称为跨学科或跨理论研究，肯定难以成功。
根据个人的学术经历，就能看到一条研究方向的轨迹。因为个人的研究方向与本人条件、兴趣和工作性质有密切关系，因此具有浓厚的个性化。但也有一定的共性，不外从微观到宏观，从本体到理论，从单学科到多学科。语言的研究可以简单概括为四种关系，也即四大方向：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现实与历史的关系、语言与语言的关系、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我的研究经历中这些研究方向都涉及到，只是研究的重点和深浅不同。
由于我上的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初创，开设的课程少，专门注重语言的应用训练，也不学外语，语言学的理论和基础知识都欠缺，特别是外语，只靠上海高中学到的一点水平是远远不能胜任研究工作需要的。因此，进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后不能不进行恶补，特别是外语，自修非常困难，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学习英语还有一定的风险。我从高中的外语水平自修到翻译发表不少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著作和文章，走的是一条很艰苦的道路。比如语言方面翻译了张琨的《嘉戎语历史音韵研究》、桥本万太郎的《汉语声调的地理研究》《比较构拟法的程序》《拉萨话元音的和谐》《图弥三菩扎及其语法著作》《口语与书面语传统》;综论方面如《英国的中国研究》《日本的西藏研究》；政治哲学方面翻译了《中国革命》《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阶级基础》《南斯拉夫民主化的辩论》《论国家与社会》《社会阶级概念：共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定义》《中苏争论》《科学的结构》等文章，也组织和参与翻译了《远征欧陆》和《南斯拉夫的实验》两本近代史著作。学会外语，开阔了视野，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2011年在《民族翻译》第4期上发表了《翻译的不对称原理》的文章，就是我对翻译理论认识的一个总结了。
由于上述原因，我首先打好了语言学、哲学和外语的基础，才进行具体语言的研究。所以发表研究性文章起步较晚，到研究所工作六年后才发表第一篇文章。我以1962年《卓尼藏语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和1963年《藏语的复辅音》两篇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文章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和学术地位。前者提出藏语声韵母与声调的关系，奠定藏语声调发生和发展研究的基础；后者从语音学上为藏语的复辅音声母确立了前置辅音、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框架，描写和研究了藏语复辅音的现状和历史发展，科学地说明了藏緬语言复辅音声母的性质。这两篇文章由罗季光先生推荐，得到陆志韦先生赞赏，因为这些研究对汉语声调和声母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我的研究经历是按部就班的，从具体语言开始，再扩大研究范围，最后进行理论的创建和研究。我的研究是从声调开始的，对声调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轨迹。
改革开放后我先发表了《谈谈声母清浊对声调的影响》，那时我已经普查过卫藏方言，熟悉了拉萨话，对藏语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后来陆续发表《藏语的变调》和《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全面探讨了藏语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使用大量的方言资料，说明了藏语声调发生后在各方言土语中的发展演变过程和情况，并进一步研究藏语的调值，发表《藏语古调值构拟》。通过后两篇文章，对藏语声调的微观研究进行了现实和历史的总结。此后，声调研究以汉藏语言为对象，发表《论汉藏语言的声调》，对汉藏语言的声调进行全面疏理和综合研究，再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研究调值和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理论，发表《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声调起源研究的科学论证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论述了声调发生和发展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在中国，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调值发生、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或许我算首创。这个轨迹反映了我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本体到理论的全过程。
从具体语言的研究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进行汉藏语言的研究，是我迈向综合和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因为做这种综合性的宏观研究本身就具有理论性。中国的汉藏语言有六七十种，具有共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类型，中国又是汉藏语言的中心，将这些语言作为对象和语料，进行综合研究，不仅能揭示亚洲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群语言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对语言学各种学科和门类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特别对所谓普通语言学，更有重大的补充和贡献。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果在这一大群语言中得不到验证，行之无效，这种理论恐怕只是局域性的理论，还称不上普遍性的理论。我也有做这种研究的条件：首先，我调查和掌握了汉藏语言中最重要的语言藏语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其次，我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语言部分的特约编辑，使我有机会全面接触和仔细学习中国的汉藏语言；再次，编辑大百科后，又撰写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少数民族语言》的全部词条，将中国的所有语言编写一遍。
我从汉藏语言的重要特点做起，研究汉藏语言的语法特点的，如《论汉藏语言的虚词》和《论汉藏语言的形态》；研究语音特点的，如《论汉藏语言的音系学》和《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研究整体特点的，如《汉藏语言的类型和共性》；研究历史关系问题的，如《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和《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等。还与马学良先生合作发表了《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贡献》，由我执笔马学良先生署名的《汉藏语言的研究》和《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最近，发表了《论汉藏语言联盟》的文章，否定了汉藏语系的存在，创建了汉藏语言联盟的发展谱系，探讨了借鉴生物学建立的语言谱系分类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汉藏语系的历史研究和谱系建立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的藏语文研究同样由小到大，由具体到理论。除了上述的声调研究外，写了《藏语的韵母研究》和《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两本书。藏语声母的特点是复辅音，韵母的特点比声母复杂得多，我使用大量藏语方言资料，通过与藏文的比较，从纵横两方面论述了藏语韵母的现状和发展，为深入和全面认识藏语的韵母以及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奠定了基础。我对藏语语法的研究比较少，比如藏语的《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论藏语的语法体系》，嘉戎语的《嘉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等。我所以少做语法研究，是因为语法研究不仅需要丰富的资料，更需要准确的语感，没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帮助，很难完成。
我的藏文研究是与语言学和文字学密切关联的，如《藏文的语言和文字学基础》，研究藏文的来源，它与藏语的关系，构拟了藏文所反映的古代藏语的语音;《音势论和藏文创制的原理》，根据藏文的文献和现代语言文字学，特别是音位学和音系学，研究藏文创制的原理及其科学性和一些值得探讨的现象。
方言研究是我的一个重要方向，我创建了藏语和嘉戎语方言和土语的完整分类。我与谭克让共同完成了《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我们后来又发现了阿里和夏尔巴土语，我最后发现了巴松土语，为全面了解藏语和方言分类提供了事实根据。后来写《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和《嘉戎语方言》的文章，除了描写方言现状外，更多探讨的是方言学的理论，提出了方言非地域概念，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为方言形成的原因和性质做了新的解释。
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受马学良先生的委托，参加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开始做民族政策、双语教学、双语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双语研究界所以对双语教育、双语教学和双语概念发生分歧，主要是在民族语言政策、民族与语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与通用语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丰富发展和衰退消亡的关系上存在错误的认识。为此，我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语言问题》《谈谈族际共同语》《民族教育中的语言问题》《民族教育中的语言选择》《新时期的民族语文工作》《民族与语言》《民族自称与语言》《中国的民族和语言》《民族语言文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一系列宣传民族语言平等政策和正确认识上述各种关系的文章，纠正了混淆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概念以及在濒危语言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最近还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的文章，进一步讨论正确处理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结合语言能力和语言利益，讨论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应用。
普：您对语言理论的研究也有建树，希望您能谈谈对语言理论研究的看法和所做的语言理论研究。
瞿：中国语言研究界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界有一个通病，缺乏理论的研究。这并不是中国的学者缺乏对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哲学认识，或者缺乏创建理论的能力，而是另有原因。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奉前苏联的理论为圭臬，一越雷池，即为异端邪说；后来，与前苏联交恶，又将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混为一谈，以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生搬硬套，囫囵吞枣。如果有所创新，立即上纲上线，后果严重。于是一些大学者、大专家，既不想苟同，又无法改变，只能规避理论，提出了只研究事实，不研究理论的倡议。这虽然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扼灭了“五四”以来科学理论思考的火花。由于长期规避理论研究，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界沦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改革开放以后，百花齐放，理论研究提到日程上。由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在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不得不借鉴国外理论，洋瓶装国酒，美其名曰引进新理论，与国际接轨，实则当了搬运工，毫无创造性，而且以“言必称希腊”为荣，挟洋自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建立中国创新理论的积极性。此外，中国历史上就有“独尊儒家”的传统，缺乏学术争论和建立学派的传统，至多修修补补，不能动摇根基。特别近些年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在和谐的名义下，扼止学术争论，不辨是非，特别对西方学术理论的批评，更在“和谐”之列。更有甚者，把学术争论与人际关系混为一谈，将学术讨论和争鸣庸俗化为朋党之争。在中国民族语言的研究中，当然不会例外，因此倡导中国学界要争取创建中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特别是民族语言的理论已是当务之急。
理论和方法听来神秘和高深，其实未必。简单来说，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的一种系统性的认识。认识就是一种思想，是人思维的成果，所以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系统性认识的成果。不同于一般认识的地方是系统性，一般认识比较散漫，常常是自发的；系统性认识则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认识，是把一些散漫的认识，有目的的组织起来，科学地解释一些具有关联的现象，揭示这些现象的本质。可见，理论研究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解释，系统地解释复杂的认识对象。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对象是语言，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科学地认识它就需要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理论。
理论是一种思想成果，思想是人的认识成果，所以理论第一个特性就是主观性。理论是人创造和建立的，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无论你的理论多么接近客观现实，不可能是绝对的，所以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相对真理说明了人认识的局限性和主观符合客观的无限性。世界上不存在“颠扑不灭的真理”，即使“一句顶一万句”，后面还有一万零一句。世界上有比较接近真理的理论，称为科学；与真理背道而驰的理论，叫伪科学。可见，理论有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反映理论的第二个特性，即理论的客观性。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良好统一，不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完全背离。我们科研工作者的理想，就是建立能更好地反映客观事实、接近真理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要建立科学的理论，首先要区别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两种科学有至关重要的差别，受着不同规律的支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规律往往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受到人自觉行为的制约。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一个完全脱离人（语言使用者）的自组织符号结构装置，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这种装置的结构成分和结构规则，用自然科学的自组织原理来解释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把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所体现的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认为社会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为语言的现状和历史确立一条规则，或者发现一条规则，就认定语言会按照这种规则使用、发展和变化，陷入决定论的泥淖。社会科学的规律或规则，具有局限性、局域性、倾向性和时间性，影响因子和参数很多，特别是人的主观认识和思想。只能说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不能说将来一定怎么样。这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对社会科学规律，当然也包括语言规律的科学态度。更有甚者，进一步研究语言的普遍共性，研究的结果不是没有意义，就是反例频频，遭到驳斥。科学理论建立中最重要的证伪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难以实现。你能证明乔姆斯基所说的大脑中的语言装置不存在吗？由于过去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立场”，“立场”与客观现实常常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有人把社会科学划入信仰范畴，不承认它是科学。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看法，是对将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思潮的一种反动。
科学界一个新的潮流是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界的理解有偏差，认为跨学科就是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跨进”社会科学，语言学科尤甚。本来这两种科学是互补的。让自然科学“跨进”社会科学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这种“跨进”必须以建立在区别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要使用“融合”的方式，而不是使用“嫁接”的方式。择善而从，不能生吞活剥。举个简单的例子:实验语音学原来是人类听觉的延伸，感知的补充，帮助和补充自省式语音研究的不足，解决语言感知中的一些偏误和困难。现在却喧宾夺主，试图以物理学的声学来完全代替人的感知和判断，忘记了语言是人创造的，语言的编码和解码是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交际之中，最后判定权属于人，而不是机器和仪器。实验语音学的成果是帮助人来验证感知的由来或条件，不能决定和解释人类创造语言的动机和过程。实验语音学竟然以揭示人在感知中忽略的冗余成分为能事，甚至企图研究声调发生的生理和物理机制，这无异于研究从猿到人的过程中，人类发音条件（包括器官和意识）的进化，哗众取宠，干扰语音的正常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
我做语言理论研究出于三个目的：第一，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前，以前苏联为马首，改革开放以后，唯命欧洲的学说。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漫延，有时甚至失控，以讹传讹，误人子弟；第二，我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已经写在教科书上的似乎定论的东西，实际上还值得探讨，否则同样贻误后学；第三，中国语言学界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传统，理论研究还是以“贩运”为主，即以中国的语料去验证外国的理论，缺乏独创性。我认为中国尽管在短时期内不一定能创建历史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这样的完整语言学理论，至少应该在语言理论上发表一些创见，对语言理论有所创造，有所发现，有所推动。因此，我的语言理论研究，有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有的则具有批判性。其实，在我研究的各个方向和领域中都涉及到理论问题，比如声调研究、汉藏语言研究、双语研究都涉及到历史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方言学等学科的理论。比如《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的文章中我提出了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新的语音演变原理；在《叠置式音变献疑》文章中批评了这种音变原理；在《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这些文章中不仅批评了根据所谓美国辅音响度新学说提出的声调起源声母说和反历史主义的机械论，并提出了对声调发生发展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新见解。《有序异质论辩》则是批评拉波夫语言异质论的哲学基础，捍卫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语言异质论在中国几乎成为定论，不得不从哲学上进行审辨，以定真伪。《国际音标漫议》则从理论上讨论国际音标的性质，解释了国际音标这种不科学的系统与它广泛应用的关系，提出了如何学习和使用国际音标的方法。我的研究中，涉及到理论的方面很多，包括《相关语言学构想》《思维、思想和语言》这些比较抽象的理论研究，并不一定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创建自己的体系，即使接不上国际的轨道，至少是自己的思想成果，比一味崇洋媚外、“言必称希腊”、无视国人研究的“贩运”要好一些。研究是一种从未知到已知反复循环的探索过程，是与社会需要密切结合、解决认知和实践问题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是研究能力、研究方向、知识背景和研究兴趣的个性化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国际接轨没有关系。
普：最后，我还想请您谈谈自己的学术思想。
瞿：我上面已经说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复杂得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所谓学术思想就是指导你研究的理论原理和思想观念。
首先，我是主张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不能回避，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比如以唯心的先验论为基础的生成语法，我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在欧洲曾经风靡一时，在中国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唯物主义内容众多，也要加以分辨。比如我批评拉波夫的语言异质论，异质论也是唯物的，但它是不正确的唯物观念和认识论。再比如机械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也是唯物的，以机械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应用中就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其次，我除了上文提到的在研究语言时要区别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外，我一直在倡导语言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人们在认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后，世界上正在形成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研究社会科学要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充分考虑到人既是科学的创造者，又是科学的受益者。以语言研究来说，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又是语言的使用者，还是语言的修订者和改造者。无论共时和历时研究都离不开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看来，传统说研究一种语言不能脱离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历史，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还不能完全反映语言研究的本质，只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语言的现状和历史。我在《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一文中，详细论证了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在语音研究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否定了连续式和叠置式音变，限定了扩散式音变的适用范围，提出了语音发生演变的社会、心理、结构和接触四种原因。语音演变必经的共存、共生和共变三种途径和方式。并将语音演变分为系统性和个体性两类，系统性包括调整型、功能型、发生型、消失型和转移型五类；个体性包括发生型、消失型、转移型、异变型和协合型五类。为语音演变提出了新的原理和确立了新的模式。
社会语言学原来只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或者在社会环境下使用的语言状态。随着拉波夫“变异”学派的出现，把语言共时和历时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变化和变异与使用语言的人的社会属性关联起来，才真正体现了语言的现状和变化与使用语言的人的关系。人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这种人文精神中汲取了灵感和营养，使语言从静态研究进入动态研究，从描写研究转变为解释研究，充分与人的行为和认知结合起来，认知语言学方兴未艾，这种趋势只要不走极端，有利于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规律的认识，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的研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再次，我倡导语言研究的本土化。本土化不是说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研究与外国的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理论只要是科学的，接近客观真实的，应该具有普适性。我们所说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的语言学理论要建立在充分利本地语言资源，适应本地社会需要，继承本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具有创造性、独立性和先进性。很多人反对科学理论的国别特色，认为理论是普适的，普适的东西何来特色？事实是社会科学理论具有个性化、社会化、时代化等特点，已经说明了普适性的理论同样会打上个性、社会和时代的烙印。普通语言学应该是最“普通”的语言学了，却是最不“普通”的。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的局限，内容就不普通。中国的普通语言学与欧洲的普通语言学，在内容上就有不小的差别。欧洲的语言学者不很了解亚洲的语言情况，特别是中国语言的很多重要特点都没有写进他们的普通语言学。由于不同的学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有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语音，有的关注语法，有的关注历史等，个性化非常明显。早期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历史，因为当时语言的历史研究是主流，后来则更多关注语法和描写，那是描写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法兴起的原故；有一段时期大家研究语言的共性，普通语言学这方面的比重明显增加。充分说明普通语言学同样也反映了时代性、国别性和个体性。可见，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研究的传统、内容、方向和指导思想却是不同国家都不相同的，因此称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或语言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妥。
普：非常感谢瞿老师您花费这么多时间来讲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希望您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对后学能起到一定的启发和鼓励的作用，能对发扬光大民族语言学起到积极的影响。再次感谢。
附：瞿霭堂主要著译目录
一、论著
1、专著：
(1)《阿里藏语》（瞿霭堂、谭克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藏语韵母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3)《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瞿霭堂、劲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
(5)《普通语言学》（马学良、瞿霭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马学良学述》（瞿霭堂，劲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21003汉字编码大字典》，（瞿霭堂，劲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五笔字型多功能速查字典》（瞿霭堂，劲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2、论文
(1)《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
(2)《藏语概况》（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藏语小组，执笔）《中国语文》1963年第6期；
(3)《藏语的复辅音》，《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
(4)《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
(5)《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
(6)《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7)《藏语的变调》，《民族语文》1981年第4期；
(8)《藏语中的异根现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9)《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藏语和嘉戎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
(10)《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
(11)《藏语韵母的演变》，《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
(12)《嘉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年第4期；
(13)《论藏语的语法体系》，《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藏语动词的屈折形态及其演变》，《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
(15)《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16)《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民族语文》1985年第6期；
(17)《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瞿霭堂、谭克让），香港朗文公司1987年版；
(18)《藏语的复元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19)《中国的民族和语言》，《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0)《汉藏语言的形态》，《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
(21)《卫藏方言的新土语》（瞿霭堂、共确加措、益西、结昂）《民族语文》1989年第3期；
(22)《藏语古调值构拟》，《中国语言学报》1989年第4期；
(23)《嘉戎语方言》，《民族语文》1990年第4、5期；
(24)《夏尔巴话的识别》，《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
(25)《相关语言学构想》，《民族语文》1992年第4期；
(26)《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贡献》（马学良、瞿霭堂），《民族语文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汉藏语言的声调》，《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1994年第1期；
(28)《汉藏语言的虚词》，《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
(29)《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薪火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30)《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马学良、瞿霭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册1995年版；
(31)《汉藏语言的音系学》，《民族语文》1996年第5期；
(32)《汉字的功能文化观》，《双语教学与研究》（第一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3)《双语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双语教学与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4)《汉藏语言的类型和共性》，《民族语文》1998年第4期；
(35)《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民族语文》1999年第2期；
(36)《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和问题》（马学良、瞿霭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册，1999年版；
(37)《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
(38)《双语和双语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39)《思维、思想和语言》，《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
(40)《声调起源研究的科学论证方法》，《民族语文》2002年第3期；
(41)《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言研究》2002年第2期；
(42)《思维，思想和语言》，《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
(43)《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语言研究》2004年第2期；
(44)《嘉戎语上寨话》（瞿霭堂、劲松）《民族语文》2007年第5期；
(45)《叠置式音变献疑》（瞿霭堂、劲松）《语言研究》2008年第2期；
(46)《藏文的语言和文字学基础》，《中国语言学》第3辑，2009年12月；
(47)《尖团音新议》（劲松、瞿霭堂），《语文研究》2009年第2期；
(48)《嘉戎语藏语借词的时空特征》（劲松、瞿霭堂），《民族语文》2009年第2期；
(49)《民族语言文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族翻译》2010年第4期；
(50)《有序异质论辩》，《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
(51)《音势论和藏文创制的原理》，《民族语文》2011年第5期；
(52)《翻译的不对称原理》，《民族翻译》2011年第4期；
(53)《国际音标漫议》，《民族语文》2012年第5期；
(54)《语言调查经验谈》，《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5)《通向语言殿堂之路》，《中国藏学》2014年第1、2、3期；
(56)《中国藏缅语族中的代词化语言》（瞿霭堂、劲松），《民族语文》2014年第4期；
二、译作
1译著
(1)《远征欧陆》（合作，统稿），三联书店，1975年版；
(2)《南斯拉夫的实验》（合作，统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2、译文
(3)《科学的结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1集，1978年；
(4)《英国的中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
(5)《日本的西藏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6期；
(6)《日本西藏研究概述》，《民族译丛》1979年，第1——2期；
(7)《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0期；
(8)《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7期；
(9)《论国家与社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期；
(10)《南斯拉夫民主化的辩论》，《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5期；
(11)《拉萨话元音的和谐》，《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3年第1期；
(12)《社会阶级概念:共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定义》，《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25期；
(13)《比较构拟法的程序》，《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3年第2期；
(14)《图弥三菩扎及其语法著作》，《民族译丛》1983年第6期；
(15)《中苏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5期；
(16)《嘉戎语历史音韵研究》，《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5年第1——2期；
(17)《口语与书面语传统》，《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2卷第4期；
(18)《汉语声调的地理研究》，《语言研究译丛》，天津人民出版1988年版。
（本文作者：普忠良，摘自 《西藏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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