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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锐龄口述：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今春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等莅临寒舍，要求我谈一谈治史的经历和经验，而且最好集中在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历史方面，词意恳切，很难推辞。未料到后来杂事丛集，执笔时间不多，为了快些交卷，就由我边忆边说，请 历史所邱熠华、梁俊艳同志记录。她们主动地增添了小注，我再整理成篇。又请历史所张云研究员、《中国藏学》黄维忠编审二同志审阅，他们都提出很好的应该补正的地方，我都遵办了。下面就从我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历史的情况开始。
黄明信：我与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一生的事迹中，他亲自担任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的校长应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在藏文的《历代嘉木样呼图克图略传》里只字未提，我是与此校关系最深的一个人，对此应该有所记载。不过年代久远，当时曾经有详细的日记，1952年镇反运动时为了证明我所交代属实，交给组织了，现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现在是2008年10月我91岁，年纪衰迈，记忆严重衰退，不免有不甚准确之处，俟后补正。从电脑里查到《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10—11合期上有阴景元所写《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一文，如能找到可能对补正此文有些帮助。
肖干田：永不消失的白螺号——访藏学大师东噶·洛桑赤列先生​肖干田:我应《西藏文艺》编辑部之约，要为您写一篇反映您生平经历、学术成就的报告文学，您刚从中央民族大学调到西藏大学来工作，教学、学术研究都很忙，您作为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第一位藏族副教授，名声很大，北京的记者四处打听您的行踪要采访您，您也没有时间接待他们。您却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要求，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很想了解您从农奴到小活佛的那段历史，请您谈谈好吗?
蒲文成：回忆导师才旦夏茸先生​2014年11月的一天，我还在省外的旅途中，忽然接到 张云先生的电话，说我曾是才旦夏茸先生的学生，约我能否写一篇回忆先生的文章。接到电话后，我突然想到先生离世已有30个年头，可能是人到老年似乎更喜欢回忆过去，我好几个晚上思绪万千，想到了许多与才旦夏茸先生有关的往事，回到西宁后，将这些片断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我的研究经验——访藏学家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才项多杰：我应《中国藏学》编辑部之约，要写一篇反映您的生平及学术成就的访谈。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藏学家，您对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有过很深的研究，尤其在藏传佛教方面，而且在日本大谷大学多年从教，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藏学学者，被称为“日本藏学之父”。2012年受聘为 的特邀研究员。您的很多著作给国际藏学界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首先想了解您的生平。
生在江南，心系高原——记华侃教授的藏语文学习教学研究生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十里长亭，烟楼雨巷。江南，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佳境，也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而华侃教授就偏偏从这样一个鱼米之乡北上，在60年岁月中，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西北高原的藏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我的康藏研究之路——任新建先生访谈录​任新建（1937—），藏族，又名泽旺夺吉， 四川康定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康藏重点学科首席专家。笔者于2018年10月10日、2019年5月5日先后两次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先生家中就其如何走上康藏研究之路进行了专题采访。
近代霍康家族和西藏的几大高僧 ——西藏档案馆口述系列之一​霍康·强巴旦达，1945年出生于拉萨的霍尔康萨（ཧོར་ཁང་གསར།简称霍康）贵族宅邸，为西藏霍康贵族世家的第13代人。约15岁之前以西藏贵族世家赛古秀（སྲས་སྐུ་ཞབས།）的身份逐渐长大。
西藏现代教育发展60年——西藏自治区原教委副主任强俄巴·多吉欧珠口述记​回顾西藏和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为教育事业努力奋斗的成果，有助于揭示西藏教育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加快西藏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增进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全面了解。
藏族传统歌舞——访藏族著名艺术家雪康·索朗达杰教授尼玛次仁：雪康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据悉西藏和平解放前，您在拉萨私塾学校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青少年时代就能歌善舞，能弹奏各种乐器，如今又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作为西藏老一辈的艺术家，我们很想了解您的艺术生涯，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个人的简历。
刘志群：回顾 感悟 展望——我与藏戏的终生结缘回忆起我这七旬岁月中的往事，为自己参与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西藏十卷中《戏曲志》和《戏曲音乐集成》两卷的编纂盛事，以及著述《中国藏戏艺术》和中国社会科学艺术学基金年度课题《中国藏戏史》而深深感到自慰、自豪。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和异族同胞，之所以能对另外一个民族戏剧艺术多少进入其中探索其奥秘，是与我在藏工作近半个世纪，至今犹在坚守过程中经历了三重溯源 (地理视域、人性复归、文化根系的溯源)而上的精神旅程有关。由此引发了我作为一个新西藏60年的曲折发展、起伏嬗变的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回顾、感悟，以及对博大精深的藏戏及其母体藏文明在当代与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展望。
藏汉文化交流的结晶——访藏族学者赤烈曲扎先生1937年年底，我出生在拉萨市一个汉裔裁缝家庭里。我的祖辈都是从事裁缝手艺的，祖辈可能是清代陆军进藏时期陆陆续续过来的，到我这辈大概是第五代了。他们这一批人大都是手艺工匠，有制鞋的、做豆腐的、理发的、种菜的，还有裁缝和厨师等等。他们随清军进藏到拉萨后就定居下来，跟当地的藏族妇女结合，生儿育女，扎根在那里。
周季文口述：我的藏学研究之路我们那一届是1951年来的民族学院，当时我们是保送过来的。那时民族大学叫民族学院。民族学院是1951年5月份正式成立的，我们来的时候民族学院还没有正式成立，因为我们是4月底到的，那时还参加了民族学院成立的开学典礼。记得朱总司令也来参加了开学典礼。
诸有韬：我和西藏歌舞团蜀中名校——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有一光荣传统，为学生们安排“早读”，每天天不见亮学生们纷纷起床，摸黑在运动场的400米跑道上跑一圈后，进入教室在灯光下“早读”。记得那是1954年一天的清晨，我和同学们正埋头“早读”时，忽听得有人轻声叫我，寻声望去，只见我母亲在教室门口向我招手，我赶忙过去问道：“娘，这么早，你来干什么？”“小声点”，母亲把我拉到一旁，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已打听到准确消息，今年高考有很多名牌工科大学到四川来招生，而且招收的名额特别多，被录取的希望很大。
拉巴平措：呕心沥血捧出《西藏通史》日前，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发布会上，由近百位藏学专家学者经14年呕心沥血完成的《西藏通史》作为重点推出。全书共850余万字，分为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等8卷13册，是目前国内、也是国际藏学界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和展现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
继续行进在藏学研究领域 ——访著名吐蕃史研究专家巴桑旺堆先生藏族古代史的研究仍处于一个不断前行时期，但是有多大成果，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从国内来看，藏族学者中以人文科学研究藏族古代历史，始于上世纪40年代根敦群培先生的《白史》。随着藏学领域的不断拓展，当下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整个藏学研究都在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还对于宗教研究、宗教艺术、考古研究、语言研究都有浓厚兴趣。
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先生访谈到今年5月，我们 成立30周年了。我是在1993年正式调到中心来的，不过在中心成立之前，通过罗炤同学的介绍，我就和多杰才旦总干事谈过几次话，后来参加了多杰才旦和邓锐龄老师主持的《元以来西藏地方和中央关系史研究》的课题，1991年还被借调来中心几个月。所以对中心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绩，是有很深的体会的。也愿意趁这个机会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二十年不曾褪色的记忆 ——记藏学家和翻译家索朗班觉很多年前的文章再次拿出来，细细读起，不由得下起笔来做些补充，呈献给大家。我想这是对父亲最好的回忆，也是对中国藏学研究者最好的肯定。因为父亲是一位受人敬重，严于律己的长辈；是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知识渊博的老师和长辈。他的学问、他的为人、他的廉洁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回忆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多杰才旦 ——一个女儿眼中的父亲​今年是 成立30周年的日子，也是藏学研究中心第一任总干事多杰才旦去世3周年的日子。身为多杰才旦的女儿，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非常感谢《中国藏学》杂志社给我这个机会，借此发文，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哀思。
邓锐龄：回忆王森先生​1950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部读书时就知道王森先生大名，先生在东方语文系任教，常常携着一件内装书籍的小包袱在红楼里走来走去，听说他教授梵文，精通佛学，虽然认识，却无缘谈话。1952年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先生分到中央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族学院)研究部，我同年毕业，也服从分配到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因工作需要，想知道清初西藏第五辈达赖喇嘛与蒙古固始汗的关系等问题，一次就贸然到民族学院研究部去拜访请教，他和蔼地接待我并给予详细的解答。8年后，1960年，我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民研所)工作，先生也在这所，可以说欣然再遇，我印象里先生面貌神态自此一直没有显著变化，头发浓密，只是白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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