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塔先生1949年出生于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就读于历史悠久的夏河藏小，少年时在夏河师范（现甘南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学习，1965年参加工作。1975—1983年，先后攻读于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师从著名藏学家王沂暖、东噶•洛桑赤列学习，为其日后从事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3—1986年，先生先后担任甘肃省碌曲县县委副书记、夏河县常务副县长。1986—2003年任甘肃省藏学研究所所长，创办学术期刊《安多研究》，任主编。2003年至今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专家，甘肃省藏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民族学、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国民族学》等刊物编委。
先生的研究成果先后荣获珠峰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提名奖、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多个奖项。2014年6月，先生主编的《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60册被选为国礼赠送给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40年来，洲塔先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藏汉文专著20多本、论文40余篇，整理出版苯教和藏传佛教古籍近300册。近日欣闻先生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第一辑）40册问世，笔者于2017年6月17日在洲塔先生兰州的家中采访了先生，6月18日至26日，笔者又先后4次前往先生家中求证采访中提到的有关事实。在采访期间，先生回顾了自己从事藏学研究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李志明（以下简称为：李）：洲塔先生您好，欣闻您主编的《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第一辑40册已经顺利出版，首先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据我们了解，您之前已经整理出版了《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30册、《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60册、《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60册，此外您还公开出版了近20部藏汉文学术专著。今天我们想请您谈一谈这些年来搜集、整理古籍文献方面的宝贵经验，为广大年轻学者从事藏学研究，尤其是藏文古籍文献整理方面提些建议。
洲塔先生（以下简称为：洲）：谢谢。2014年，《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曾对我进行过专访，当时我主要介绍了《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内容和价值[1]，今天就谈一谈这些文献背后的故事。
众所周知，藏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藏族人的祖先至迟在7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沿用至今的藏文，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在中国56个民族中，藏族的历史文献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但是藏文文献中可以说99%都没有公开出版，且绝大多数都散落在民间，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我于1975年进入西北民族学院藏语系，师从王沂暖教授等著名藏学家学习，他们是我藏学研究的启蒙老师。1979年西北民院本科毕业后，我于当年考入了中央民院，师从藏学大家东噶•洛桑赤列教授，系统学习了佛教哲学、西藏历史档案、藏文文献学、藏族史、敦煌古藏文、藏传佛教各派源流及其教义等课程。期间，季羡林、王森、王辅仁、王尧等著名学者都给我们授过课。如果说这些年我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些许成绩，都与以上诸位恩师的教导密不可分。1983年结束学业，我回到故乡甘南工作。
李：在您读书的那个年代，像您这样连续攻读8年之久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东噶教授在文献研究上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洲：的确如此。当年我去西北民大读书之前，已经在甘肃碌曲县工作近10年，周围有些亲戚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尤其我这一上就是8年。好在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尤其是我的母亲。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是她特别崇尚知识。她知道东噶教授是著名的活佛，就跟我说:“能在阿勒合[2]身边学习，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家里的事你不用你操心，只管安心学习，好好伺候阿勒合。就算我死了你也不要回来，只要阿勒合能为我念一段经文，我就心满意足。”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家乡的人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很多人都不理解已经是一名国家干部、捧上了“铁饭碗”的我，为什么还要离家去读书。有人跟母亲说，别人的儿子要么发了财，要么当了官，你儿子怎么还在读书，是不是学习太差留了级，毕不了业？母亲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说：“我儿子学习应该不差，他以前读的书都比较薄，但现在读的书越来越厚，能看懂那么厚的书，学习肯定不差。”母亲这种朴素的认识和坚定的支持，是我日后努力进取的动力之一。另外，夫人和女儿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去中央民大读书时女儿才5个月，我回来时她已经四岁半了，虽然见过我的照片，但她根本认不出我。刚到家的几天，女儿老问她妈:“这人是谁啊，怎么老待在我们家不走?”
其实读书期间我也很想家，每到假期就请示东噶教授能否回家。老师一般都会很认真地问：“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事非回不可?”我老老实实回答：“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想回去看看家人。”老师说:“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就不要回了，陪家人的机会以后多得是，跟我学习的机会恐怕以后就不会有了。”就这样我在北京整整待了4年，中间一次家也没回过。
我踏上藏文古籍整理研究之路，深受东噶教授影响。在京求学期间，每年寒暑假，我都协助东噶教授在民族文化宫整理藏文古籍目录。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对庞杂的文献进行分类、编目、撰写内容提要等。东噶教授学富五明，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藏学家。他对藏文古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他写东西有个特点，根本不用查阅参考文献，往往是一气呵成，所有重要文献都装在脑子里。当年他给我们布置了作业，有时候按时完成不了，同学们就会从古籍上抄一些来应付差事。这个时候，东噶教授会准确指出你是抄自哪本书、哪一章、哪一节，令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后来大家就再也不敢抄袭作业了。那时候没有电脑，查找资料没现在这么方便，我们遇到疑难问题就去找东噶教授请教，他总是能用最简单的话语解答我们的疑问。这一点就像他写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虽然语言通俗，但是分析问题往往入木三分，正可谓“深入浅出”[3]。东噶教授渊博的学识，由近年来整理出版的《东噶藏学大辞典》可见一斑，该书引用藏文古籍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总干事拉巴平措先生称赞其是“一部较全面的藏学百科性质的辞书”[4]。文献整理方面，恩师撰写的《藏文文献目录学》一书简明扼要、提纲挈领，一直是国内民族院校藏文文献学专业的必备教材。
当年我随恩师学习藏传佛教五部大论[5]，在最后讲授《入中论》时，他刻意留下一部分不讲。由于课程没有学完，当时我感到非常遗憾，问其原因，老师说:“根据藏族传统，师生之间要是所有课程都已讲完，以后就可见可不见；要是课还没讲完的话，那就表示以后一定还要再见，把剩下的部分讲完。”当时听完这话我也没有在意，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恩师的良苦用心。1990年夏天，恩师从拉萨专程来到夏河我的家中住了3个多月，为我讲述在校期间学习《入中论》所剩余的部分。上午他在家中为我授课，下午我们去拉卜楞寺翻阅文献。拉卜楞寺藏经阁内保存有非常丰富的藏文古籍文献，恩师每日在藏经阁对我进行现场教学，耳提面命，期间还与拉卜楞寺的众多高僧有过深入交流。征得恩师同意，这段时间讲课的内容我都录了音。这些年由于各种事务繁杂，一直都没能将这些内容整理出来，从去年开始我已开始着手整理这批资料，争取早日公布，让更多的人能受益。夏河讲学结束后，我又陪东噶教授朝拜了卓尼禅定寺、青海塔尔寺、佑宁寺、却藏寺、夏琼寺等安多地区的著名寺院，期间他又在各大寺院的藏经楼为我进一步讲解了藏文古籍文献整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疑难问题。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我才算是真正踏进了藏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殿堂。临别时，东噶教授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个奶茶桶、一副餐具和一套藏装赠我，现在想来，老师或许是想将其衣钵传于我[6]。我自知于东噶教授的知识，所学尚不及百分之一，实难当此大任。但老师对我的这份关爱之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李：通过您的讲述，可以知道东噶教授对您的藏文古籍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言传身教，为您日后开启相关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我们非常钦佩您的刻苦精神，也很崇敬东喝教授的敬业精神，更为你们师徒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动容。我们注意到，您这些年整理的藏文古籍，既有苯教文献，也有佛教文献，您能否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机缘促成您发掘了这么多的文献？
洲：是的，我这些年搜集整理的藏文古籍，主要包括两大块内容:一是苯教文献;二是佛教文献。
一、苯教文献整理
我最早接触宕昌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是在1984年[7]，那时我在甘肃藏区进行田野调查。有一天晚上，我住在宕昌一户农民家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到他家的炕上放衣服、被子的柜子中有一摞经文，就问能否取出来看看。回答说这些经文很神圣，不能随便看，他们也从来没让外人看过这些经文，实在想看的话，需要专门选个日子，举行一些仪式，焚香沐手之后才能开卷。
于是我就又在他们家住了好几天，在一个选定的日子，我终于得见这批经文的真容。当经文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感到特别震撼。所有经文都是手抄本，里面充满了神秘的符号、色彩丰富的图案、还有诸多的缩写字，辨认解读非常困难，但很明显是苯教经书。此后我又走访了周边多个村落，了解到这些经文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我对文献的保存状况一一作了详细记录，但当时囿于条件所限，也未拍摄多少照片，只抄录了其中一小部分内容。
从宕昌回来不久，甘肃省批准成立甘肃省藏学研究所，我便投入到藏学所的筹备工作之中。当时省上虽然发文批准藏学研究所成立，但是具体的人员、经费都没有着落，于是我就一次次到有关部门协调，递交各种材料。那时候经费很紧张，到兰州后就住车站附近招待所十几个人的大通铺，那里面人来人往，吵得要命，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的大多筹备材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的。最终在时任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应忠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终于得以顺利开展工作。我是研究所首任所长，直至2003年调入兰州大学才卸任。由于当时研究所的重点工作是藏传佛教研究和拉卜楞寺藏文献的整理，我就未能对宕昌发现的苯教经文作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在从事藏学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要想真正搞清楚藏文化的根源，必须从苯教入手。苯教和佛教对藏文化的影响不同，苯教的影响主要是在民间的宗教实践层面，比如藏区普遍存在的山神信仰、圣湖崇拜，都有苯教的印记；民间普遍存在的家神、灶神信仰，招魂仪式，等等，无不与苯教密切相关。而佛教的影响则集中在哲学思想和伦理方面，其精深的教义也主要在寺院的僧人中传播。就如丹珠昂奔先生所言，“藏族文化是一种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指导，并吸收了汉文化和一些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8]。正因如此，我又开始了对民间苯教文献的搜集整理。
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我又多次前往宕昌，对以前登记的那批经文逐一拍照，分类整理。2011年12月，这批文献集结为《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共30册，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因为这批文献图画众多、缩写字丰富、夹杂了方言、书写极不规范，与现在通行的藏文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多文字和符号在电脑上根本无法显示，要是采用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很容易遗失掉很多宝贵的文化信息。鉴于此，我们采用了彩色影印出版的方式，旨在尽可能保持文献原貌，以便日后的研究者能够使用上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宕昌文献是国内外首次大规模的结集出版民间苯教文献，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供借鉴。为了断定这批文献的成书年代，我们带着资料远赴北京、拉萨、西宁、成都等地请教有关专家。藏族传统历史认为，藏文的创造是在藏王松赞干布时期（617—650年），但苯教史书记载早在此前就有象雄文存在。因为宕昌文献中有很多书写极不规范，考虑到一种文字从其产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多方征求意见之后，我们提出宕昌文献中有一部分的成书时间或早于7世纪，这一观点在藏学界引起了争鸣。由于这些文献绝大多数都没有题记，没有记载抄写年代，且内容主要涉及宗教仪轨，很少提及相关社会背景，可资借鉴对比的文献少之又少，所以很难像敦煌文献那样根据其记载的历史事件或题记，对照汉藏文史料来断定书写年代。
无论如何，这些经文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得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印证，而且也与后期雍仲苯教分类中的“四因苯”密不可分[9]。所以我们推断这批文献中的绝大多数应该抄自更加古老的写本，作为圣物在民间代代相传。其成书年代的最终确定，还待有识之士进一步探索。
在宕昌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民间苯教文献的分布范围远及甘肃迭部、四川若尔盖、松潘等地，于是我们将搜集的范围扩大到了甘肃、青海、四川的广大藏区，对区内民间苯教文献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在此过程中，由于阿旺嘉措等优秀青年学者的加入，我们的研究进行得更加顺畅。2012年12月，《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60册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彩色影印出版。由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批文献的编排更加科学合理，装帧也更为精美，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
以上两套大型丛书，涉及苯教信仰、天文、历算、医学、民俗等丰富的内容，是研究古代藏族宗教信仰，特别是民间苯教和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以往学界对佛教传入之前吐蕃究竟有没有苯教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依据敦煌文献中零散的资料来研究吐蕃时期的本土宗教。这两套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外民间苯教文献整理研究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本土宗教研究的资料，得到了藏学界的较高评价，被誉为“藏经洞式的重大发现”，国内外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苯教寺院等纷纷购藏，并与我个人联系交流。2014年6月，《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作为国礼赠送给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文献的价值。
遗憾的是，国内对这些文献的系统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据我了解，国外哈佛大学、汉堡大学都已成立了相关团队着手研究这些资料，在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二、佛教文献整理
藏传佛教一直以来都是藏学研究的核心。随着佛教的传入，藏地的高僧大德们翻译出了几乎所有的印度佛教典籍，按照佛陀言教和印度论师撰述的原则，编辑成《甘珠儿》和《丹珠尔》刻板行世，也就是藏文《大藏经》。但是藏族僧人的论著，一般都以文集的形式流传，并未收入《大藏经》。与《大藏经》相比，藏族历代高僧为《大藏经》所做的卷帙浩繁的注解，以及汗牛充栋的教法史、高僧传、王统记、教历等，数量更加庞大，内容更加丰富，对研究藏族历史与社会意义更加重大。但是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藏文典籍数量极为有限，更多的珍贵文献散佚在民间，得不到有效应用。长期以来，我都为这种状况深感忧虑。
在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跟同事们一起整理了拉卜楞寺典藏的部分古籍。但是我们的目光并不局限于拉卜楞寺，我们几乎走遍了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5省区藏区，行程几万公里，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民间珍贵文献资料。那时候藏学所经费紧张，家人每年都要为我准备上百斤牛肉干。在外调查期间，我常常是糌粑就牛肉干，所以被人戏称为“糌粑所长”。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跟同事们去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搜集文献。早晨7点吃过糌粑，我们从囊谦赶往玉树，计划中午在玉树吃饭。但途中遇到暴雨，汽车陷入泥中无法前行，不到200公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22个小时，期间滴水未进，真可谓饥寒交迫。次日凌晨5点到达玉树，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根本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我说先到宾馆休息，天亮后再找地方吃饭，但同事们知道当时所里经费并不宽裕，都说天马上就亮了，何必浪费住宿费，在车上眯一会儿就行了，很快，车上鼾声如雷。
相比之下，挨饿受冻还是小事，有时候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有一次我们在拉萨听到林芝地区有一批珍贵文献，便驱车前往查看。途中遇到暴雪，在离南迦巴瓦峰不远的地方，道路被堵死，汽车要掉头根本不可能。幸运的是恰好遇到解放军的车队路过，帮忙把车拖了回来。我们的车刚被拖回来，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前面的一辆卡车被滚落的雪球砸入了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中，司机都没来得及下车。积雪足有一米深，根本找不见路，我就下车用手扒开雪找路，不一会儿两条胳膊都冻僵了。
2003年初我调入兰州大学，条件有所改善，搜集整理文献的工作继续进行。在兰州大学，我指导了几十名民族学、藏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我指导的研究生大都来自内地，很多人以前从没到过藏区。每年我都要带学生到藏区进行田野调查，安顿好学生后，我就走村串寺搜求文献，遇到珍贵资料便一一拍照存档。
此次结集出版的《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第一辑）40册，只是这些年我所搜集到的珍贵文献中的一小部分，接下来还要陆续出第二辑、第三辑，全部出齐预计有120多册。
李：洲塔先生您的治学精神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接下来我们想请您着重介绍一下《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的内容和价值。
洲：好的。那我就从内容和价值两个方面简要做些介绍[10]。
（一）《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的主要内容
这批文献全部为手抄本，其中很多是成书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孤本文献，囊括了后弘期初期藏传佛教诸派高僧大德的生平传记、道歌、教法史、佛经注疏、礼赞等稀见著述。
我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它的内容。《巴协》[11]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历史著作，有多个不同版本传世。本次出版的手迹珍典，我们收录了一个新发现的《巴协》版本、共62页，为《巴协》版本的对勘提供了新资料。另外，我们还收录了玛尔巴（1012—1097年）、米拉日巴（1040—1123年）等大成就者的传记，仅《米拉日巴传》就有6个不同版本，有一个版本声称是米拉日巴家族的一位子弟在跟随上师讲经传法、调解纠纷的过程中每天所做的记录，如果属实，则为当朝人写当朝事，具有“实录”性质，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二）《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的价值
这批文献的价值，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史料价值。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历史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40多年来，我跟我的团队上到西藏阿里，下至安多、康区，几乎走遍了5省区所有藏区，深入村庄、帐篷、寺院，搜求故纸，抄录金石铭文，算是傅先生治史原则的积极实践者。无论治藏族史还是藏传佛教史，史料都是基础。以往藏学研究，可以使用的资料极为有限，学术界最常引用的藏文史书大概也就几百种，这与藏文典籍的存世数量极不相称。据我们初步研究，这批文献记载了7—13世纪藏区各地的宗教信仰、社会生产、风土人情等方面的丰富信息，有些资料还提及南亚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历史，对拓展以上地区宗教史和社会史研究，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二是文化价值。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早已不是鸦片战争后那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20世纪初期，敦煌藏经洞的大量珍贵文献和文物被西方列强瓜分，导致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怪像，成为中国学人的世纪之恨。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境外学术机构的人员，乃至很多不法分子也在觊觎这些珍贵资料。很多时候，我们的古籍搜集整理就像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需要抢抓机遇，主动出击。如果我们犹豫不决、踌躇不前，很可能资料就会被其他国家拿走。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陷入“西藏在中国，藏学研究在国外”的怪圈。这批文献的出版，也是对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一点贡献。
三是版本学价值。这批资料大都保存在藏区各大寺院或农牧民家中，多被奉为镇寺之宝或传家宝，大都密不示人。有时候一种资料由不同的寺院或家庭分开保存，研究者若想见其全貌几无可能。所以我们将这些历尽艰辛搜集到的文献，全部彩色影印出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献原貌，希望可以推动藏文书籍版本学的研究。
四是文字学方面的价值。这些资料大都成书年代早，横跨几个世纪，书写方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推进藏文发展史的研究。
五是示范引领价值。我们开展的藏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可以为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乃至汉族的古籍文献整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这批资料的价值，虽然出版时间不长，清华大学、 等机构的学者已经跟我联系，提出下一步想对这些资料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相关事宜正在商谈当中。
李：非常感谢老师的介绍。以上您主要谈了在藏文古籍文献整理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但是我们注意到，除了整理古籍，您这些年也一直笔耕不辍，前后出版了20多本藏汉两种文字撰写的学术专著，4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您是否打算出版自己的藏学研究文集？
洲：搜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资料，使用资料。这些年我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些论文和专著，近几年也有出版社跟我联系出版文集的事。但我常想，自己的著作跟历史上高僧大德的著述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忙着整理古籍文献，想着先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出版，没顾上修订自己的文集。一来是因为我觉得古籍文献本身的价值值得我去付出；二来也是因为文献搜集整理十分枯燥，不太容易出成果，年轻人一般不太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而我作为一个从事藏学研究40多年的藏族学人，深感责无旁贷，有义务将先辈创造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公之于众，为推动藏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养料。至于我个人的文集，要是各方面条件成熟就出，实在出不了也没关系。
李：洲塔先生，您太谦虚了。我们知道您的成果在藏学界影响很大，尤其是您关于藏族部落制度研究的系列成果，比如《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阿柔部落历史文化研究》等，已经成为部落研究的典范。你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热切期待您的文集早日出版。
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你整理出版的古籍文献和口传资料，加起来近300册，此外您还撰写了20部专著和40多篇论文，能否为我们透露一下您的治学“秘诀”？
洲：谢谢。秘诀倒谈不上，非要总结一下的话，我想今天能够取得这点成就，主要有4点原因。
一是师友的无私帮助。在我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杰出的老师，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和学术树起的丰碑，是我永远的榜样。一路上，我也得到了诸多同事、朋友的包容与帮助。尤其是在古籍文献的搜集过程中，淳朴善良的藏族僧俗民众，给予了我宝贵的信任。他们很多人与我素昧平生，但却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文献，使其能够最终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他们才是藏族文化真正的守护者与传承人。
二是浓厚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地方上担任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行政领导职务。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太适合行政工作，只有坐在书桌前阅读或写作才是最为惬意的时刻，于是我毅然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很多人认为我放弃优厚的待遇搞学术研究很“傻”。这一路走来，虽然也遭遇了种种困难，但是因为从事的是自己最为喜欢的事业，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
三是个人还算比较努力。我深知自己资质平平，所以一直以来都比较用功。举个例子，以前在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家里住的是平房。除了上班，其余时间我基本都在家里阅读写作。家人出门的时候我让他们把我反锁在家里，遇到有人来找，只有特别要紧的事，我才会把钥匙从房顶扔出去，让客人自己开门进来。每年春节，我只用3天时间用来走亲访友，接下来又让家人把我反锁在书房中，极少参加各种聚会。
四是家人的大力支持。几十年来，夫人任劳任怨，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既要上班，又得操持家务，为家庭付出了太多的辛勤劳动。如果不是夫人及家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借此机会，我也向所有帮助我、支持我的老师、亲朋、同事、学生们说一声感谢。
李：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另外我们得知，由您主持的《藏族土司资料集解》（20册）和《藏族部落史料全集》（20册），被列入了最近公布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在此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
洲：谢谢。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压力，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12年夏天，我不顾家人、朋友、医生的劝阻，执意跑到西藏阿里地区搜集文献，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作，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接下来，我想先稍微休整一下。不过也清闲不了，还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李：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最后我们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健康长寿，扎西德勒。
洲塔先生藏文古籍整理成果目录
1.洲塔，洛桑灵智多杰，庄虹:《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30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2.洲塔，阿旺嘉措，道吉才让:《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60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3.洲塔，道吉才让:《藏族苯教医典》（3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4.洲塔，噶玛德勒:《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第一辑）》(40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5.洲塔，阿旺嘉措，道吉才让，叶静珠穆,何延华，巨晶，李志明：《藏族口传文化汇典(第一辑）》（60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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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尕藏尼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访藏族著名学者洲塔教授》，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 阿勒合(a lags)是安多藏语中对活佛的尊称。
[3] 洲塔教授曾专门撰文对该书进行了详细的述评。参见洲塔:《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述评》，载《西藏研究》2014年第4期。
[4] 参见拉巴平措:《东噶藏学大辞典》前言，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5] 指《释量论》《现观庄严论》《中观论》《俱舍论》《律宗论》，是藏传佛教显宗学院最核心的学习内容。
[6] 2016年8月5日，我们在洲塔教授夏河的家中见到了当年东噶教授赠送的奶茶桶、餐具和衣服。
[7] 尕藏尼玛的文章提及是1992年，我跟洲塔老师多次求证之后，他确定是1984年首次接触到宕昌苯教文献，1992年是第二次去宕昌，为《甘肃藏族部落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一书的撰写搜集资料。
[8] 参见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9] Henk Blezer也持这一观点，他多次引用阿旺嘉措提供的白龙江流域民间苯教文献，指出这些民间苯教文本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有关故事，以及11世纪初期编纂的苯教经典文献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参见See Henk Blezer.It All Happened In Myi Yul sKyi Mthing：A Crucial Nexus of Narratives Pointing at the Proto-Heartland Of Bon? In Alex Mackay, Anna Balikci-Denjongpa, Bud-dhist Himalaya:Studies in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Volume I：Tibet and the Himalaya. Gangtok,2008.
[10] 这部分内容由笔者提供给兰州大学新闻中心，以《兰州大学洲塔教授主编〈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出版发行》为题，发布在2016年6月2日的兰大新闻栏目。网址：http://news.lzu.edu.cn/c/201606/40119.html.
[11] 《巴协》是最早记载佛教传人西藏的重要史籍，其原始写本大概成书于8世纪末。
（本文作者：李志明，摘自《西藏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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