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群：回顾 感悟 展望——我与藏戏的终生结缘

一甲子光阴如梭，真是弹指一挥间啊!我46年前进藏，其情缘源于西藏的和平解放，转眼就是60年，不免让人感慨系之。

回忆起我这七旬岁月中的往事，为自己参与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西藏十卷中《戏曲志》和《戏曲音乐集成》两卷的编纂盛事，以及著述《中国藏戏艺术》和中国社会科学艺术学基金年度课题《中国藏戏史》而深深感到自慰、自豪。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和异族同胞，之所以能对另外一个民族戏剧艺术多少进入其中探索其奥秘，是与我在藏工作近半个世纪，至今犹在坚守过程中经历了三重溯源 (地理视域、人性复归、文化根系的溯源)而上的精神旅程有关。由此引发了我作为一个新西藏60年的曲折发展、起伏嬗变的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回顾、感悟，以及对博大精深的藏戏及其母体藏文明在当代与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展望。

一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时代造就一代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西藏，对于身处祖国内地的人们来说，只知是“最落后、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刚刚实行民主改革从而得以“天翻地覆慨而慷”。而我作为一个毕业于北京我国最高戏剧学府——中央戏剧学院的汉族学子，何以放弃在内地大都市工作的机会，自愿报名入藏工作，并进而与藏戏终生结缘的呢！？

我1940年出生于与上海隔江相望的江苏南通之启东，即海门县的东边，是大海里起(启)来的地方。苏北是新四军的根据地之一，我的大哥是在淮海大战中牺牲的。解放后，作为烈士弟弟的我，从小学开始获得党和政府许多照顾和帮助，如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享受最高助学金等，由此使我特别积极上进，高中毕业时入党，大学中又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再说上世纪50年代初，被人称为“小长征”的解放军徒步进军西藏，从而使西藏获得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平叛改革，使千年农奴一步登上社会主义人身自由的天堂。这都是我学生阶段最受心灵震撼的事件之一。又加当时60年代中，周总理和北京市长彭真代表国家号召：“大学毕业生应该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当我于1965年自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时，怀着感恩和奉献的一腔热情，志愿报名要求分配到西藏工作。由此开始与西藏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情缘。

当我进藏工作之际，时任系主任的中国戏曲史教授沙新老师专门找我说了个重要的嘱托，这个嘱托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际：“听说在我国西藏有一个叫做藏戏的戏曲种类，可惜现在诸多中国戏曲史论述一直对此付之阙如，希望你到西藏后在这方面能够有所建树，为我国戏曲研究领域填补一块空白”。

说来机缘巧合，我进藏后，当时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团长胡金安等听说来了一个大学生，就到文教厅去要，于是我就被分配到藏剧团工作，一待就是20余年，投身于藏戏艺术的创作和组织管理实践。先后 (许多都是与藏族作者合作)改编和创作上演了传统的、历史的和现代的大中小型藏戏近20出①。为了创作藏戏剧本，千方百计学习和搜集藏戏资料是我一进藏就开始了的，特别是在10年浩劫的“文革”期间，文艺界的许多人都在焚烧自己所掌握的被侮称为“封、资、修”的西藏文艺资料，而我却到处在火中抢收这些资料，特别是关于藏戏的哪怕是零星的、点滴的资料。在藏戏艺术创作和组织管理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是从1980年《西藏日报》上发表《藏戏的流派》一文开始的。1983年以我为主几个汉藏研究人员开始编纂《中国戏曲志·西藏卷》，到1993年完成出版，以后就一发不可收了。在藏戏史、志、论，包括藏文化艺术的领域里，完成了若干国家课题著作和一系列论文。

二

在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工作期间，我与藏戏各类艺术家朝夕相处，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正是在他们真诚无私的帮助下，我与他们合作先后整理、改编了三个传统藏戏。著名的“八大藏戏”是藏戏流行最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传统剧目，但在漫长的“政教合一”社会背景下，它们无一不深受藏传佛教教义的深刻浸染。其中《朗萨雯蚌》虽然是“八大藏戏”中唯一反映女农奴被迫嫁给头人少爷，遭受残酷虐待，活活被打死，死后还魂出家，成为飞天神女的现实生活经过升华的故事，但是它的宗教教义演绎的程度也是最深最明显的，由于经过改编、淘洗、提升后的剧情，淡化了教义说教，突出了人性和人文内涵，被演绎得真实动人、催人泪下，影响不断扩大，以至引起全区各地许多业余戏班争相仿效演出的热潮。通过传统藏戏的改编实践，我逐渐学习掌握了藏戏艺术的传统规律和技艺特点，在此基础上，又创演了一些现实和历史题材的大中小型藏戏，如《怀念》，在拉萨藏戏舞台上首次树立起敬爱的周总理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藏族同胞对人民领袖的深切怀念，演出后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特别是新编历史藏戏《汤东杰布》，我与藏族专家一起力图不仅把这个藏族著名桥梁建筑家、为白面具藏戏发展和蓝面具藏戏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传奇性历史人物搬上藏戏舞台，而且为把藏戏由古老宗教戏剧形态过渡到戏剧艺术本体形态作一点探索和尝试，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我将一生大半的青春和精力投注于藏戏及藏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某种程度上说，这始终是一种在处女地上的拓荒，其间的艰辛唯有自己心知。如编纂“戏曲志”(即“藏戏志”)，面对辽阔险峻的、缺氧苦寒的雪域高原，缺钱、缺人、缺车不说，特别是缺少起码的文献、史志资料，真正的是白手起家。我与编辑部的同伴们因陋就简，创造条件，深入西藏全区各个地市数十、上百个县乡、城镇和寺院，又去青、甘、川、滇藏区进行踏勘、考察和比较研究，短短三五年内完成了初稿。后又经二稿、三稿、四稿的反复修改终成正果。正是在这一段真正深入藏地、触及鲜活灵动的民间西藏生命脉搏的过程中，在无数次打马或步行于山间谷隙、乡村牧场的长途中，我与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藏族作者和研究人员，与各地藏戏艺人渐次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情同手是、心心相应的深厚友谊。

我之所以能埋头如牛耕耘不息，主要是受到了与我合作的藏族同伴们那种“虔诚理想，不求索取，倾心给予”的品行和精神所感动和鼓舞。在与藏族编辑人员合作过程中，当我向他们虚心请教藏戏每一个史料和艺术资料细节的时候，他们总是倾尽所知所能，以口头叙述或藏文资料翻译的方式，加以核实勘正。我对于他们汉文学术表达水平难以达到的地方，虽然给予热忱地帮助，作文字、文理的修饰改正，但我更多的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那种认准了目标以后，毫无杂念，虔心投入，刻苦勤奋、坚毅敬业的精神。像《戏曲志·西藏卷》副主编边多，虽然没有专门学习过汉语文，但为了直接用汉文撰写藏戏音乐部分文稿，采取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加班查字典和虚心找人请教的办法，提高了自己的汉文写作能力，并在冬春高寒季节里也是日以继夜地学习钻研，因没有取暖设备，只能用绳子把毛毯捆绑住两条有着严重关节炎的腿，不顾疼痛，坚持着继续编纂工作。边多和其他几个集成志书的藏族主编，在广阔的雪域高原反复调查考察过程中，多次遭遇了翻车于山沟、陷车于冰河的飞来横祸，但他们那种视死亡为平常之事的乐观天性，更是令我惊叹不已。在他们的这种精神的感染下，我逐渐与他们一样地敢于直面由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所造成的险境和伤害，虽然时光在自己的头上增添着无情的霜雪和岁月的银丝，但我们都有着“自找苦吃”和“自找乐趣”的精神，促使了编辑部同仁精诚团结，愉快合作，不仅不觉得苦，反而感到流逝的青春好像重新返回到自己的身上，在拼搏和奉献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尝到了经过奋斗终于创造成功的乐趣。

三

在藏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与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老艺人、藏族作者和研究及演职人员以及各地藏戏艺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情同手足、惺惺相吸的真挚情谊。有的甚至是成为生死之交，如在1989年西藏骚乱中，在街上骚乱者们十分猖狂，见着汉族就要打、就要杀的一片恐怖中，与我住于隔壁，经常耳鬓厮磨地我向他请教藏戏各类资料的藏剧团著名特技艺人(上世纪50年代曾以热巴舞的表演将藏戏躺身大蹦子打到了苏联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舞台上而一举夺得银奖)次仁更巴，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几个年轻藏族演员上街四处把我寻找了回来，对于我的人身安全，加以特殊的保护。正是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真诚的理解、支持，竭诚的关照、帮助，甚至是不顾自身的安全悉心加以保卫和呵护，犹如这里特有的炽烈而滋润的阳光雨露，才使我得以在这高天厚土里扎下根来，茁壮成长。因此，我在西藏所得到的远比我所能留给这片热土和人民的多得多。对此，我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和感恩之心。在藏46个春秋，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覆被银雪的高天厚土，爱上了这块土地上以生命践履信仰的族群，爱上了他们创造演绎的藏戏和藏文化艺术。我也时常想起与我同是20世纪60年代进藏，在文艺战线上奋斗大半生而有卓越贡献的汉族同事、朋友如黄志龙、廖东凡等，也早就回内地了，在彼此联系中得知，他们回去了，心却还在西藏，这真使我感慨良多。虽然我也想念家乡和亲人，也想回老家，但是这里的环境和人们，以及他们灌输充盈了自己那种纯净心性和智慧的包括藏戏在内的文化艺术，把我的心足够吸引住了，因此愿意终身驻守，落叶不归根。我从一个来自共和国东海岸、长江头、海洋边、低平处的不归的旅行者，变成了一个痴迷于共和国天之涯、地之极、山之巅、河之源的不停的朝圣者。

诚然，我的这种爱也是充满了艰难和痛苦的，有时是沉浸在酸涩之中的。但是，当我在这一片辽阔的自然高地和浩瀚如海洋般的精神高地上，用几乎是一生的光阴行走，却开始越来越体会到了一点有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的那种旷达、乐天、昂扬、豪放地放牧诗意人生!体会到了一点源自藏民族的那种甘于与苦难为伴和化解苦难为艺术、为欢乐，敢于把生存劳作化解为艺术、为欢乐的文化精神内涵!就此而言，我确是有福之人，内心深处无法不生出无限慰藉，感觉到自己人生的丰盈和充实。藏戏和藏文化艺术对我而言，就像藏族心目中的宗教。正是它们，使我领略了藏民族凝聚浓缩了的质朴真挚的感情和涌动喷发出来的天性无邪的诗思!领略到了藏民族独异的醇厚人性、非凡智能、艺术才气和丰富无限的想象力、创造力!故而甘愿终生迷醉、探寻堂奥于其中……

如果我企求有所回报的话，近年完成并已出版的《中国藏戏史》②就是回报之一了。因为是西藏这片净土和净土上精诚善良的人民，以及藏戏从业者和各地艺人，包括相伴我近半个世纪春秋的妻子的情怀、心性，着实让我屡屡感动，是他(她)们激励我完成了一个中国戏曲史教授的宿愿。

越是深入包括藏戏艺术在内的藏文化的深层进行研究，越是感到它树大根深，凝重厚实，越是感到它博大精湛，弥足珍贵，越让人感到敬畏、敬重!我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是还有一点“老骥伏枥之志”，已经运作了几年的另一研究课题《汉藏文化艺术交流史》，对于那条仅次于汉族的又粗又大之文化脉系的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交流中构成能体现出东方智慧而令世界侧目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文明和文化根系，就有着更大的探索意义和潜力。

目前，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如果我们站到时代前沿展望：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一个重要成员的藏族及其伟大文明和文化，如何与中华文明主流的汉文化互补共进(特别是汉藏文化互补共进在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和文化中有什么特殊意义)?如何进一步融入当代正在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全面重构和创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和文化体系中去?如何在与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接轨过程中，与多种外来文化互相碰撞、淘洗、汲取和交融，进行现代化的文化整合，促其按照既符合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变革、传承、发展和创新?……凡此种种，是值得我们对其作更深层的追溯、研究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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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诺桑法王》《汤东杰布》(与人合作)获首届、二届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银奖。

②     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作者：刘志群     摘自：《中国藏学》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