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康·强巴旦达，1945年出生于拉萨的霍尔康萨（ཧོར་ཁང་གསར།简称霍康）贵族宅邸，为西藏霍康贵族世家的第13代人。约15岁之前以西藏贵族世家赛古秀（སྲས་སྐུ་ཞབས།）的身份逐渐长大。1947年其父霍康·索朗边巴被西藏地方政府委任为多麦基恰的颇本（མདོ་སྨད་སྤྱི་ཁྱབ་ཀྱི་ཕོགས་དཔོན）后，随父亲到昌都，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950年昌都解放，1951年随父母返回拉萨。起初在门仲（སྨོན་གྲོང་།）私塾学校学习藏文，1952—1963年相继在拉萨市第一小学、拉萨市第二小学、拉萨市第一中学接受教育；1963—1965年赴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干部班学习；毕业后到昌都地区八宿县参加工作近一年，1966年被正式分配到昌都地区江达县工作，1966年至1980年先后在江达卡贡区和曲尼多区基层牧区工作；1980年从昌都调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翻译处从事翻译工作，直到1990年；1991年至1997年在西藏自治区妇联从事翻译工作，期间1995年其父霍康·索朗边巴去世后由西藏自治区统战部选为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前后两届担任政协委员；1997年退休后，主要整理和编辑其父霍康·索朗边巴的文稿，1999年集结成册，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叔叔阿沛·阿旺晋美为《霍康·索朗边巴文集》作序。近年来，霍康·强巴旦达先生致力于抢救和保护甲玛赤康的历史文化遗址，以及编著霍康贵族世家的历史，现居住于拉萨。以下是笔者根据在拉萨色拉路雄嘎林卡附近的霍康·强巴旦达先生家中的四次采访①材料整理而成。
道帏·才让加：请您大概的讲述一下霍康家族的历史。
霍康·强巴旦达：关于霍康家族的历史，我父亲曾专门写过一篇比较笼统和简略的文章，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比较详细地写了一篇关于霍康家族史的文章，这篇文章还没有对外公开发表。我写霍康家族史时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以便将来被翻译成汉文等其他文种。我在父亲文章的基础上加进了颇罗鼐时期霍康家族的情况。主要按霍康先民的辈数和年代顺序表述霍康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并结合西藏地方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尽可能比较详细全面地介绍历代达赖喇嘛和历任摄政执政时期霍康家族的情况。简单来讲，霍康家族源于蒙古成吉思汗的家族，后来由两名霍康家族祖辈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相继以札萨克的身份晋升为噶伦，雍正十二年，霍康家族第一次被封为札萨克头衔，从此札萨克的头衔一直世袭传承到我父亲霍康·索朗边巴。从历史文献记载霍康家族算起，我是霍康家族的第13代人。现在到我孙子为止可以说霍康家族已经传到第16代。
道帏·才让加：拉萨的各大贵族世家之间在历史上往往因联姻等事情发生密切的关系，霍康家族主要跟哪些大贵族世家发生过这种密切的关系?
霍康·强巴旦达：霍康家族跟其他几大贵族世家有密切关系。我父亲的爷爷曾担任过噶伦，他有六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其中一个女儿嫁给尧谿·桑珠颇章（ཡབ་གཞིས་བསམ་གྲུབ་ཕོ་བྲང་།），一个女儿嫁给拉嘉里（ལྷ་རྒྱ་རི།）王族世家，还有一个女儿是阿沛·阿旺晋美的母亲，其他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霍康在塔布（དྭགས་པོ།）地区谿卡的谿堆（གཞིས་སྡོད།），她们的后代还在塔布。我父亲的父亲是札萨克平措朗杰，他30岁出头时在拉萨发生的一场瘟疫中死去。我父亲的母亲是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的女儿。我父亲还在母亲怀中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后来擦绒·达桑占堆（ཚ་རོང་ཟླབཟང་དགྲ་འདུལ།）和我的奶奶次旦卓嘎他们生了六个女儿。其中跟我父亲同母异父的一个妹妹嫁给尧谿·彭康（ཡབ་གཞིས་ཕུན་ཁང་།）家族，一个妹妹嫁给嘎苏（ཀ་ཤོད་ཟུར་པ）家族，现在还健在，另一个嫁到锡（འབྲས་ལྫོངས།），现在还健在。
道帏·才让加：霍康作为西藏历史上的一大贵族世家，它有什么不同于其他贵族世家的特性或者传统?
霍康·强巴旦达：首先，霍康家族源自蒙古成吉思汗的后裔，到了第七辈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时期，跟颇罗鼐（ཕོ་ལྷ་བ་བསོད་ནམས་སྟོབས་རྒྱལ）家族发生了关系，颇罗鼐的弟弟札萨克军事官员饶丹顿珠（ཛ་སག་དམག་དཔོན་དོན་གྲུབ་རབ་བརྟན）入赘到霍康家族，这次联姻使霍康家族由纯正的蒙古血统变成了母系为蒙古血统，父系为藏族血统的一个家族。札萨克军事官员饶丹顿珠因鼎力相助颇罗鼐平息叛乱，并且自己率军前往西藏和不丹南部边境，制服不丹方面在边境地区不断滋事的势头，平息了不丹方面的骚扰，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在霍康家族原有布德拉通世袭小谿卡（སྤུ་བདེ་ལྷ་མཐོང་གཞིས་ཆུང་།）上封赐甲玛赤康（རྒྱ་མ་ཁྲི་ཁང་།）谿卡，使霍康家族的庄园不断壮大。这之后过了两三代人之后，霍康家族迎娶了拉达克王的一个女儿，这样霍康家族中融合了几个不同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霍康家族就逐渐融入到了西藏社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藏族。其次，霍康家族具有崇信佛教和尊重智者贤人的优良传统。霍康贵族世家作为西藏的一大贵族世家，除了拥有各个历史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封赐的世袭庄园以外，没有什么值得留存于子孙后代的传世珍宝，大部分财物供施于寺院中的学经高僧大德和西藏的智者贤人。到我父亲的时代，一直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我父亲先后拜了格西喜绕嘉措大师、格西曲札、根敦群培等高僧为上师，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还对他们积极给予资助，这算是我父亲对自己恩师的一种供养。顺便我还想说，我父亲的思想比较开明进步，接受了一种比较新的思想。这主要归功于他的恩师们，比如说格西喜绕嘉措大师吧，他对西藏和内地的情况比较熟悉，根敦群培多年游览印度，对国外的事情比较熟悉，格西曲札来自于布里亚特蒙古，对外面的事务也比较熟悉，这样一来，我父亲作为这些高僧的徒弟，自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使他一生致力于传承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发挥作用，力求引进一种新的思想，致力于改变西藏落后的局面。此外，在西藏的各大贵族世家中，霍康家族的世系脉络很清楚，从第1代的蒙古时期到第16代我孙子时期的历史比较清楚。其他如江洛金贵族世家的世系脉络可能比较清楚。
道帏·才让加：请问拉然巴格西喜绕嘉措大师跟您父亲怎样成为了师徒关系?
霍康·强巴旦达：格西喜绕嘉措大师给我父亲主要教授过藏文文法和修辞学。1952年，我父亲作为赴北京致敬团的一名成员到北京时，专门去拜访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他的恩师格西喜绕嘉措大师。当时致敬团成员游览东北地区时，格西喜绕嘉措大师专门挥笔给我父亲写过一篇诗词文章，后来这一篇诗词文章收录于《格西喜绕嘉措大师文集》一书中。我父亲的上师还有根敦群培和格西曲札。格西喜绕嘉措大师和根敦群培之间又是师徒关系，格西喜绕嘉措还跟格西曲札有很好的关系。
道帏·才让加：据您父亲撰写的霍康家族史记载，1938年在拉萨祈愿大法会期间由拉然巴格西喜绕嘉措大师的得意弟子格桑嘉措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时候，在大昭寺旁边的讲经院（གསུང་ཆོས་རྭ་བ）经擦绒·达桑占堆的引荐，您父亲拜格西喜绕嘉措为自己的上师。擦绒·达桑占堆是拉然巴格西喜绕嘉措大师的徒弟。您父亲他们最初是这样认识的吗?
霍康·强巴旦达：是的，当时擦绒·达桑占堆给格西喜绕嘉措大师引荐了我父亲和车仁。但车仁拜格西喜绕嘉措学习了一两天之后没能坚持，我父亲一直坚持下来了。
道帏·才让加：您父亲霍康·索朗边巴跟根敦群培先生是怎样认识的?
霍康·强巴旦达：我父亲于1945年认识的根敦群培，是通过格西曲札介绍认识的。当时有一个美国人为编写《甘珠尔》和《丹珠尔》目录到西藏。这个美国人住在擦绒的府邸，我的奶奶（我父亲霍康·索朗边巴的母亲）系原擦绒噶伦的女儿。根敦群培和我父亲认识后，根敦群培告诉我父亲他正要编著一部西藏的《王统世系》（རྒྱལ་རབས་རྩོམ་སྒྲིགས），询问我父亲能否为此给予协助和资助。这个王统世系就是后来称《白史》的历史巨著，当时称为王统世系，并不称《白史》。我父亲当时同意并答应为根敦群培编著《王统世系》尽力服侍和给予资助。1946年，根敦群培为编著《王统世系》，带我父亲到拉萨附近热玛岗（ར་མ་སྒང་）地方的噶迥多吉央祖拉康石碑（སྐར་ཆུང་རྡོ་རྗེ་དབྱིངས་གཙུག་ལག་ཁང་།）和温江朵（འུ་ཤང་རྡོ）等吐蕃时期的历史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在噶迥多吉央祖拉康他们抄写了石碑碑文，根敦群培当时对我父亲说此碑文能够纠正历史上的一些错误的说法，并吩咐我父亲对此专门写一篇论文。父亲后来对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1983年的《旭日》（ཉི་གཞོན）杂志上。《旭日》杂志现在已停办。这篇文章也收录于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霍康·索朗边巴文集》中。因为父亲曾在新旧社会中担任要职，忙于其他的工作，隔了很长时间，到1983年才如愿完成这篇文章。你们可以通过阅读那篇文章了解那篇文章到底纠正了哪些关于吐蕃历史的一些错误的说法，我自己现在记不清楚到底纠正了什么错误的历史说法。
道帏·才让加：我知道您家一直保存着根敦群培先生的很多遗物，在杜永彬撰写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有一本梵文和英文对照词典，上面题写有“为根敦群培的3月22日的生日赠送”字样。除此之外，您家还保存有根敦群培先生的其他遗物吗?
霍康·强巴旦达：以前我保存有父亲去世的时候交给我的很多根敦群培的遗物，但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损毁。其余的一些重要的资料整理成三本书，作为根敦群培的文集已出版发行。还有一些零星的文稿，之前我一直在保存，有几次给这边博物馆的人说过我手里有根敦群培的手稿，但一直没人理睬。对我自己来说这些手稿捐赠给博物馆没什么，因为我担心这些东西会毁于子孙后代手里，我的子女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如果这些手稿以后对别人有用，那就可以了。有一次根敦群培的侄孙子拥忠加(（ཡུང་དྲུང་རྒྱལ）到拉萨时，我把根敦群培用藏文正楷字和草写字写的手稿全部送给了他。他当时想在根敦群培的故乡创建专门的展览馆或者纪念馆。我对他说，我自己从父亲手里接收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到现在，但我不知道以后能否保存好。所以全部送给了根敦群培家乡的人，送给他的侄孙子，这些东西中也包括刚才说的那本梵文和英文对照词典。我想他能把这些手稿和他自己保存的根敦群培的遗物放在展览馆或者纪念馆会更好。
道帏·才让加：您当时一共给了根敦群培的侄孙子拥忠加多少件根敦群培的遗物?
霍康·强巴旦达：我没有数过，有一些零散的手稿，大部分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词典是比较完整的，上面有根敦群培亲笔写的生日，为3月22日，我自己亲眼见过这个日期。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送给拥忠加，因为他来自根敦群培的涎生地，而且是他的亲侄孙子，让他好好保管，我想让他保管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道帏·才让加：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霍康·强巴旦达：大概是1999年或者2000年，我记不太清楚，我把全部手稿装在一个箱子里送给了他。我听说他现在把这些手稿装在一个保险柜里保管的很好。我想他会保管好的，不会丢的。哈哈哈哈哈……
道帏·才让加：您家还有没有收藏根敦群培先生的照片?比如说根敦群培先生跟您父亲一起的照片。
霍康·强巴旦达：我父亲没有收藏一张根敦群培的照片。以前有一张根敦群培的照片，是1951年的一天根敦群培到霍康宅邸来过一次。昌都解放后，我们从昌都返回到拉萨，有一天，根敦群培到霍康宅邸跟我父亲聊天待了一段时间，他当时身体欠佳。当时我才八九岁，我父亲给根敦群培和我照过一张合影相，也单独给根敦群培照过一张，但这两张照片焚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因对格西曲札和根敦群培有很多传言，我家人因害怕父亲会受到牵连进行批斗而焚毁。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昌都工作，当时不在家里。
道帏·才让加：刚才您说的1951年根敦群培先生来过霍康宅邸，是甲玛赤康的霍康庄园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霍康·强巴旦达：不是甲玛赤康的霍康庄园，是到拉萨的霍康宅邸，拉萨的霍康宅邸位于河坝林附近，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家族在拉萨的住房。1981年，我父亲把河坝林附近的霍康宅邸给了政府部门，相关部门分给我们现在位于色拉路雄嘎林卡附近的这个房子后才搬迁到这边。父亲于1947到昌都担任颇本职务，1950年昌都解放，颇本的任期为4年，父亲任期已满，阿沛已到昌都担任噶伦，但新任颇本还没到昌都接任，这个时期刚好昌都解放，随后我父亲被任命为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委员。1951年我们搬回到拉萨时，根敦群培当时还健在，一直到1951年藏历八月。当时我见过根敦群培一次，虽然年纪小，但我现在还能回忆。
道帏·才让加：当时您见根敦群培先生的时候他是什么模样?
霍康·强巴旦达：他穿着一双红色的靴子，裤子是西式的，穿着藏袍，身体瘦弱。
道帏·才让加：请问您见根敦群培先生时他住在什么地方?
霍康·强巴旦达：他住在噶如厦（དགའ་རུ་ཤར），刚从监狱出来时住在噶雪（ཀ་ཤོད），之后第巴雄（སྡེ་པ་གཞུང་།）把他安排在位于索朗列空（སོ་ནམ་ལས་ཁུངས）的噶如厦。
道帏·才让加：更敦群培先生具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霍康·强巴旦达：他去世于1951年藏历八月十四日下午3点，这个时间我父亲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在孩提时候见过他，如前所述也跟他一起照过相，可惜这照片没能留下来。我主要是通过我父亲给我陆陆续续讲述根敦群培的故事而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另外我父亲撰写根敦群培传记的时候，我自始至终给他帮忙抄写，所以我对根敦群培有一些了解。
道帏·才让加：请问您家有没有保存根敦群培先生撰写的《白史》手抄本?
霍康·强巴旦达：没有，就如我前面所述的，赠送给拥忠加的零散的手稿中有些涉及到吐蕃时期的历史，而且是根敦群培亲笔手稿，但我又不是搞研究的，所以不知道记载的是《白史》还是其他什么内容。当时我自己保存的时候也没人问津。
道帏·才让加：格西曲札和霍康家族有什么关系?
霍康·强巴旦达：我比较熟悉格西曲札，他于1971年去世。我们家保存的有木刻版格西曲札编著的词典。这个词典的木刻印刷也是我父亲资助的。有一些研究人员说，这个词典当初是由根敦群培编著，后来由格西曲札抄写的。我自己不那么认为，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格西曲札的文章。他有能力编著这么一个词典，而且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我对格西曲札非常熟悉，格西曲札是属于色拉寺的僧人，他长期住在霍康宅邸，人们通常称他为霍康格西，不叫格西曲札。霍康家族和格西曲札有很好的关系。我不是什么搞研究的，但我非常清楚那部词典是格西曲札编著的，后记的那首诗歌是由根敦群培写的。当时根敦群培在监狱时，格西曲札经常去看望他，他们关系很好，后记的那首诗是根敦群培在狱中写了之后送给格西曲札的。根敦群培在监狱时，格西曲札对他倍加关照。后经格西曲札及哲蚌寺郭芒扎仓鲁崩康参的僧人和喇琼阿波等人担保，根敦群培才得以出狱。此外，根敦群培编著《王统世系》时，我父亲积极协助他。根敦群培被关进地方政府的监狱后，在狱中给我父亲写信，要让他继续校对和编纂《王统世系》的后续工作。这个事情大家知道，而且在好多关于根敦群培的专著和文章中也写到了这个事情。当时我父亲被地方政府任命为多麦基恰的颇本而派他去昌都接任颇本，于是我父亲把《王统世系》的校对等后续工作委托给了在拉萨的格西曲札，让他来完成这个工作。根敦群培和格西曲札关系很好，两人同时也是当时思想比较进步的，格西曲札是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见多识广，根敦群培也一样。当时印度学者罗喉罗前来西藏邀请根敦群培和格西曲札去印度，根敦群培去了，格西曲札没有去，根敦群培和格西曲札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格西曲札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大，我想我们也应该对格西曲札举办纪念活动。
道帏·才让加：解放后格西曲札主要做了什么工作?
霍康·强巴旦达：解放后他一直在西藏日报社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自己知道他后来不断补充《格西曲札词典》，写了很多需要补充的内容记录于卡片，这种卡片很多，我自己亲眼见过。
道帏·才让加：您父亲整理和编辑的《根敦群培文集》三本书的底稿现在保存在什么地方?
霍康·强巴旦达：我父亲整理和编辑的《根敦群培文集》三本书主要是依据当时在北京的手抄本，我知道其中的《佛国智游漫记》一文的手稿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是从一个手抄本上抄录下来之后整理和编辑的，原稿可能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在整理和编辑文集期间，专门去过北京三次。我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保存的应该是之前北京派人到拉萨专门抄写过根敦群培的手稿原文。
道帏·才让加：《白史》和《沙恭达罗》（བྱ་ལེན་མའི་ཟློས་གར）是霍康家族资助木刻的吗?
霍康·强巴旦达：《白史》是根敦群培在监狱中专门给我父亲写信要求木刻的，但由于父亲被任命为多麦基恰颇本而前往昌都，走之前委托格西曲札完成这个任务。格西曲札在拉萨校对原稿然后木刻印刷的。《沙恭达罗》是我父亲带到昌都木刻的，当时根敦群培还在狱中。我父亲还资助木刻了格西曲札编著的《格西曲札词典》，然后将木刻雕版全部送给了格西曲札，让他作为一个经济收入来源随意印刷发行，木刻雕版当时全部保存在格西曲札的寝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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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次访谈时间是2012年2月16日下午4点钟，第二次访谈时间是2012年8月10日下午3点钟，第三次访谈时间是2012年10月12日下午3点钟，第四次访谈时间是2013年7月27日中午。
（作者：霍康•强巴旦达口述 道帏•才让加整理 摘自：《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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