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文成：回忆导师才旦夏茸先生

2014年11月的一天，我还在省外的旅途中，忽然接到 张云先生的电话，说我曾是才旦夏茸先生的学生，约我能否写一篇回忆先生的文章。接到电话后，我突然想到先生离世已有30个年头，可能是人到老年似乎更喜欢回忆过去，我好几个晚上思绪万千，想到了许多与才旦夏茸先生有关的往事，回到西宁后，将这些片断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一、初识先生

1960年我还在读高中时，正值国家严重灾荒时期，饥饿威胁着生存，生活极度困难。幸运的是，我因工作需要，还没有学完高三课程，便被吸收为中学教师。生活在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的同事中，面对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学生，自己很不自在，暗下决心，欲另求发展。1963年，我考入当时的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平生第一次真正接触藏族和藏语文。尽管我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由于自然地理的分割，对于藏族社会的认识，完全同于祖国内地的普通人，对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还一无所知，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新奇。记得当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校园里偶尔见到一位身着红色袈裟的老师，在几位年轻教师的陪同下缓步走过，迈进教学楼。只见他身材魁梧、肃穆儒雅，眉清目秀、面色白净，气宇轩昂、与众不同。我向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打听，方知这是蜚声学林的知名藏学权威才旦夏茸先生。只是那时自己初涉藏学，尚无聆听他授课的资历和缘分。

大学学习期间，我们作为实习课程，曾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尕海滩草原进行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毕业后，我被重新分配，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中学工作。在那里，曾长时间与当地的汉藏多民族学生一块学习生活，值得回忆的是，自己曾自编藏文教材，为全县培养了一批基层会计，带着他们去当时的马可河公社各生产队实习，后来听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基层会计中的骨干。当时是一个多运动的年代，自己虽为教师，但因为粗通藏语文，便常被抽调参与一系列社会活动，称之为“下乡”。期间，我多次深入基层，与藏族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曾三次参与重新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多次参加路线教育之类的各种运动，搞过教育调查，防止过所谓新的“叛乱”的发生，还参与过一些所谓反革命案件的侦破活动等，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余年，果洛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10年中，感受良多，值得回忆的人和事一言难尽，一些事象和感受终生难忘，最有意义的是自己对藏族和藏族社会的各个层面算是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感性认识。1977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年夏天，我乘坐汽车，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回到阔别的故乡探亲。世上的事都是机缘巧合，1978年对我是一个极具怀念的年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青海仍然信息闭塞，尤其是远在天边的果洛草原，仿佛是个世外桃源。探亲期间，我到母校拜访当年的各位师长，在王青山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招收古藏文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才旦夏茸、王沂暖等先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首次听说、振聋发聩的消息。这时的我，已对藏学、藏学学者有了肤浅的了解，知道才旦夏茸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已名闻藏区，公认他和西卜莎格西罗哲嘉措是绍继和光大安多高僧根登罗桑华旦和晋美丹却嘉措之经师晋美三旦学说的两大高徒。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藏学界，他与西藏的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和四川的毛尔盖·桑木旦先生齐名，是国内最出名的藏族学者。对于学习藏语文，打算研究藏学的学子来说，能成为才旦夏茸先生的学生，听其教诲指导，是一种幸运和机遇。于是，我慕名做出决定，积极准备，报考1979年西北民族学院古藏文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令人欣慰的是，1979年的夏天，我接到了西北民院的录取通知书。9月份的一天，我去民院报到。一天下午，当时少语系的系主任褚荣华先生召集我们被录取的四位研究生(除了我，另外三位是高瑞、达瓦洛智和官却，都是藏族)开会。开会的主题是师生见面、宣布有关事项。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面对面地拜见才旦夏茸先生。先生貌似威严，实则和蔼，他用安多藏语问我的出生地域、求学过程、生活经历等基本情况，我用生硬的藏语回答先生的提问，不知是先生巨人的伟岸，还是自己语言的蹩脚，一时意外的惶恐、忐忑不安。先生看到此状，有意放慢声音，压低语调，和颜悦色地安慰鼓励我，至今记忆犹新。自此，我成为才旦夏茸的学生，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二、受学三载

才旦夏茸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教学严格的名师，更是一位关爱后学、诲人不倦的长者。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先生主要讲授藏文文法、藏文古体诗作、藏文古典名著选读等课程。藏文文法主讲藏语语格遣词造句法和词义音势变化的规律，是学藏文者的必修课。尽管自己在本科学习阶段也曾较系统地学习过，但毕竟不扎实，加之已过多年，听先生授课，完全不乏新鲜感。先生提炼《司徒文法》《色多文法》等相关传统名著的精华，自编教材，按藏族学者传统的独特命名法，取名《吞米夏隆》，意思是“上师吞米桑布扎之教言”。藏族史上一般认为，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著名学者吞米桑布扎(简称吞米)创制了藏文，并写出过最早的文法书。先生对其文法著作的命名，取不忘师承、所说一切源于正统之意。《吞米夏隆》经先生梳理归纳，条分缕析，说理清晰，更兼先生讲授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口齿清楚、语言优美，颇受听课师生欢迎。该教材后来公开出版，被多数民族院校相关专业作为教材，2006年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

藏文古体诗歌，通称“年阿”，是指以古印度学者旦志所写的《诗镜论》(亦译《诗镜》)为基本理论指导，采用不同修辞方式(诗格)写成的古体格律诗。在藏族学界，自古至今把“年阿”的写作作为文化学习不可或缺的训练，“年阿”写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藏文学识和文化水平的重要尺度，诸凡学人无不重视和苦练，常在著书立说、讲经传教、书信往来、劝化教民等等时广泛运用。才旦夏茸先生是写“年阿”的大家，他极其擅长此类诗作，享有盛名。早年他每到一地，都会用“年阿”记录所见和感想，在他的著作、文章中都有很多此类作品。读先生的古体诗作，意境深远，妙语连珠，真是一种享受。先生讲授这门课，也是自编教材，油印成册，取名《诗学通论》。这门课当时最受欢迎，全校几乎所有藏语文教师都来和我们四人一起听先生的讲授。先生授课，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先讲旦志诗论，后举名家诗作，说明各种诗格，教给撰写方法。对我们几位学生严格要求，每授完一部分，必布置作业，要求我们通过写作实践，消化领会所学，掌握诗格理论。记得自己以勤补拙，认真完成作业，多次得到先生的表扬鼓励。如今回想起来，那是先生对我这个唯一一名汉族学生的关爱，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其良苦用心。这门课学完后，我们几位同窗顺着先生的讲解思路和旦志《诗镜论》体例，按藏区三大方言区，汇集14世纪以来藏族诗学文坛11位学者的古体诗作2190首，分3章365种诗格，进行类编，辑成《藏文古体诗格举例汇编》一书，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成为解读先生正式出版的《诗学通论》，学习藏文古体格律诗的参考书。

先生是一位宗教学者，有很深的佛学造诣，他所讲授的藏文古典名著，几乎都涉及宗教文化，先生总能举纲张目、提要钩玄，表现出广博的知识和对佛教理论的理解，尤其对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有过卷帙浩繁的诠释。自己正是凭借先生的讲述和这些释本，对藏传佛教的一般修持次第有了一点了解，并根据能海上师的阐述，曾撰文《浅谈宗喀巴大师的显密学修次第》，连载于《广东佛教》。

三、考察西藏

先生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社会实践的学者。1982年夏，他虽已古稀之年，却不辞劳顿，亲自带领我们去西藏作田野考察。随先生去西藏考察的除了我们四位学生，还有母校的褚荣华主任和却太尔教授。到西藏后，今西藏大学的曲央教授也加入到我们的考察队。20多天中，我们先在拉萨市及其周围地区考察，然后从拉萨到江孜，再到日喀则、拉孜、萨迦，折东去扎囊、桑耶、乃东、琼结，几乎走遍了卫藏两地的主要山川、城镇、寺庙、古堡和其他名胜古迹，领略神奇的高原风光，考察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宗教文化。这个地球最后净土的高大陆，不愧是万山的灵境、生灵的家园、江河的摇篮、民族的乐土、艺术的圣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江河清澈、湖面如镜，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独具特色，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一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感到无限神秘，令人向往。每到一地，先生总是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解相关的历史和典故，提醒我们应该搜集的文献和以后需要弄清的问题。先生严谨的学风和丰厚的藏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知识学养，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进一步激励了我们的学习动力，同时我们也学到了许多田野调查方法，为后来的研究考察提供了借鉴。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学习机会。

这次考察中，有许多事至今难忘。雄伟的布达拉宫耸立在拉萨市西北隅玛布日山上，是藏族地区最为宏伟的建筑、藏族文化的象征，宫宇层叠、文物丰富。由于先生的影响力，管理部门为我们提供了最优惠的待遇和方便，几乎参观了一切殿堂，拜见瞻仰了所有珍贵文物，据说这在旧时西藏，只有五品以上大员才有此福分。在大昭寺，先生为我们讲述初建的神奇传说、文成公主请进藏域的觉卧像、藏区宗教场所的分类等等。巡礼完哲蚌、色拉等大寺后，我们驱车前往达孜县境内的甘丹寺。甘丹寺是最著名的格鲁派祖庭，供奉宗喀巴大师肉身舍利的名刹，坐落在旺波日山坳。当时尚无汽车通达的公路，从山下要走很长一段山路才能到达寺院。先生以古稀之年，拄着拐杖，和我们一起沿着崎岖的山路和荆棘丛生的山地，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行。我们只有时而搀扶，相伴前行，别无帮助的能力，至今汗颜。最令人伤感的一幕是，上山后先生俯视寺院全景，偌大的寺址上，到处残墙断壁、瓦砾遍地、一片废墟。先生面带极度悲痛的表情，默默念诵着经文，期待能尽快恢复重建、再放异彩。考察中，先生总是结合考察对象的特点，讲述历史，或提出希望：如在泽当海波日山猴子洞，讲述藏族的起源和繁衍；在雍布拉康和藏王墓，讲述吐蕃的兴起和王室世系；在桑耶寺，讲述吐蕃的兴佛史和前弘期佛教；在江孜，讲说当年英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藏民族的英勇抗敌斗争；在萨迦南寺，先生长久伫立在主殿拉康钦莫难以计数的经卷前，告诫我们应该肩负起整理藏文文献的重任。考察中，先生还常常联系藏传佛教历史和与青海的关系向我们传授知识：如在曲水县聂塘卓玛拉康，讲述阿底峡尊者在西藏的传教、噶当派的形成，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经师阿旺却丹的生平，以及热振活佛系统与青海的渊源关系等。

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在落实，藏传佛教再弘，一度出现狂热。一天，我们陪同先生在罗布林卡参观，偶尔遇到来自甘南藏区的一些朝拜者，他们得知才旦夏茸活佛后，纷纷前来顶礼，要求摩顶。没过多久，园中的各地游览者不约而同地蜂拥而至，将先生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为了先生的安全，不得不通过公安部门，将先生从无数朝拜者中“解救”出来，终止参观，回到寓所。这使我再次切身体会到藏族的佛教信仰和信仰的力量。考察期间，西藏知识界、学术界的同行们得知先生驾临拉萨，再三请求，请先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记得报告在一个大礼堂进行，讲座的内容是主讲藏族的传统文化，听众很多，礼堂内座无虚席。尽管先生用安多方言讲授，听众不一定完全听得明白，但秩序井然、听讲认真，不时报以掌声。这也使我深深感受到广大藏族群众对知识和真正学者的尊重。

四、博学多产

先生于1910年阴历4月22日出生于今青海省循化县积石镇。3岁时被化隆支扎寺寺主夏玛尔班智达认定为才旦寺第四世才旦夏茸活佛晋美图登嘉措(1863—1909)的转世灵童。6岁被迎入才旦寺坐床。1916年，由赛支寺嘛呢活佛根敦丹增坚赞剃度，授沙弥戒。1918年到土哇寺显宗经院，翌年转入丹斗寺经院，先后师事洛桑达哇、阿旺群增、根登罗桑华旦等，学习《现观庄严论》《入中论》《因明摄类学》等多种显密经典，兼学诗学、历算等。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自学为主、成绩优异。1923年，慕名拜循化尕楞寺(上世纪20年代，晋美丹却嘉措离寺于洛杨塘建囊欠修持，尕楞寺后成为宁玛派寺院)的活佛晋美丹却嘉措为师，系统学习藏传因明和般若、中观诸学，苦学传统诗学、历算等，晋美丹却嘉措大师成为影响他一生的根本经师。同时，拜根登罗桑华旦为师，学习《大日如来经》等密典和《诗镜论》。1929年20岁时受正圆比丘戒，正式取法名晋美柔贝洛珠，标志着他已学完规定的课程，完成了基本的佛学训练。这时，先生已精通显密“三藏四续”，渐以博学闻名安多藏区。从40年代起，往返于青海、甘肃各地和四川阿坝等藏区，讲经、传法、建寺、收集经典等。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青海省翻译委员会副主任、青海民族学院教授、青海省政协委员、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语言协会理事等职。1979年受聘为西北民族学院教授。

先生是一位努力发展藏族文化和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大师，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一直致力于民族事务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曾参与国家宪法、政府文件、毛泽东著作哲学部分等的翻译审定工作，开新中国藏汉翻译事业之先河，为新中国藏译党政公文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为了方便汉藏民族间的交流和学习，方便翻译工作，他于1954年编成简明《藏汉词汇》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曾积极协助创办《青海藏文报》，发展藏文出版事业，曾与喜饶嘉措先生等一道修改审定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等整理本，为繁荣藏族文化事业贡献良多。

先生一生精进，笔耕不辍，在佛教哲学、诗作、文法、修辞、历算、历史、教史、文字、考古、寺志、人物传记、藏梵文体书法等藏族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作品传世，可谓著述等身。早期多木刻，后多铅印，主要著作有：《藏汉词典》《藏语语法简论》《藏语语法》《汉历解释》《藏族历算》《书信格式》《密宗注疏》《夏琼寺志》《藏族历史年鉴》《诗学通论》《藏文文法·吞米夏隆》《宗喀巴传略》《喇勤贡巴饶赛传略》《历辈嘛呢仁波切传》《藏文字帖》《款仁波切传》《灵塔志》《普氏历算法》《丹斗寺志》等。主要论文有《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菩提道次第广论备忘录要义集论》《藏文的来历》等。1987年至1994年，青海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其文集5卷。其中，第一卷为经师晋美丹却嘉措传和他本人的自传。前者详细介绍了他根本经师一生的主要经历；后者按时间顺序叙述了自己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与体会。第二、三卷是对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释论。其中，第二卷主要从名义、文义等几个方面对《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诠释，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社会、人伦、历史、文化等及大小五明知识，论述精辟，多有独到见解；第三卷则透彻、系统地解说宗喀巴大师的这部名著的下士道和中士道部分。第四卷诠释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另汇集有部分教诫、诗作；第五卷收入喇勤贡巴饶赛、夏琼寺多瓦贝斯仁波切罗桑丹巴嘉措等人的传记和《丹斗寺志》等。其中，《藏族历史年鉴》依据大量的藏、汉、梵文献资料，对释迦牟尼在世的公元前1014年至19世纪80年代3000年间藏族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宗教、政治事件作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列表展示，并就藏文史书中的一些历史年代等问题，进行辨析、考证和补正，做了有益探讨。该书在社科研究中使用频率极高，是藏族史学方面不可多得的工具性著作。1991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由久美琼鹏整理的《才旦夏茸论文集》，选录先生的论文、札记24篇，内容涉及藏族历史、语言、文字、文学、人物等，为32开本，长达300页。先生是著名的藏文书法家，出版有《藏文拼音字帖》《瓦都字帖》《藏文字帖》《兰扎字帖》《梵文字帖》等，并有各种藏梵文字体的墨宝传世，曾为不少出版物题名题字。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藏族文化宝库。

先生的著作虽多出版，但有的在“文革”中惨遭厄运，有的散失民间。先生胞弟杨金巴之子久美琼鹏怀着对伯父的无限敬仰，经多方搜集、抢救，主编《才旦夏茸全集》13卷出版。具体内容是：第一卷先生《自传》；第二卷经师《晋美丹却嘉措大师传》；第三卷至第五卷，为《菩提道次第广论要义备忘录》，是对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释论；第六卷是先生的语法著作合编；第七卷是诗学理论与诗作；第八卷是天文、历算、书法类著作；第九卷和第十卷是有关《密续》注释；第十一卷是历史类和寺志类著作和《宗喀巴传略》；第十二卷是《藏汉词典》；第十三卷是论文、训诫、书信及其他零星文章。

五、忏悔往事

先生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僧侣学者。他祖籍甘肃张掖一个叫大杨家的村子，属杨姓汉族。约在清道光年间，先祖杨光林迁居青海循化。循化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境内有撒拉族、藏族、汉族、回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大分散，小聚居。杨光林一家迁来循化，定居今积石镇。该镇当地口语称“街子”，是藏语“雅子”之译音。从杨光林起，该家族向与当地藏族联姻，至才旦夏茸先生，共传5代，完全藏化，这在汉藏交错杂居地带极具典型性，是河湟地区较常见的现象，可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先生幼年被认定为才旦寺的第五世才旦夏茸活佛，即入寺为僧。才旦寺在今青海民和县杏儿藏族乡，始建于明天启三年(1623)，是青海民和县西南部和化隆县东南部较有影响的中型格鲁派寺院。该寺原来下辖今民和县的赵木川寺，化隆县的丹斗、土哇、尕洞、工什加等寺，与才旦寺共为六寺，管辖六寺所属的藏族信众，称“才旦寺六族”，形成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才旦夏茸佛位仅次于才旦堪布，同为寺主。先生被认定为转世活佛后，即受到严格的宗教训练，一生基本在藏传佛教寺院度过，受的是传统的寺院教育，并未接受过现代教育，由于寺院教育的局限性，对藏族传统文化以外的知识诸如汉文史料文献等接触有限。而自己一直接受的是现代学校教育，与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学习经历等完全不同，尤其当时的我对宗教的认识完全处在低层次近乎无知的状态。这样，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理解上，曾出现一些碰撞。例如，对于佛教关于劫的形成、宇宙世界的结构，以及诸如轮回、业果之说等，先生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坚信不疑，而徘徊于佛门之外的我则常持质疑态度，正如《大悲六字真言急速加持祈请颂》中所说，六道众生常受诸苦煎熬，尤其天道众生受满堕苦，非天众生受嫉争苦，人道众生受惑贫苦，旁生道众生受痴暗苦，饿鬼道众生受贪饥苦，地狱众生受嗔恨冷热苦。所谓人道的“惑贫苦”，就是怀疑、贫穷之苦。自己虽曾饱受贫困之苦，但成为研究生时，生活早已走出困境，唯独怀疑之苦常常煎熬自己，对许多说法往往持怀疑态度，不自觉地流露于言行，甚至反映在考试答卷中，无意之中伤害到先生。随着自己的不断成熟和知识的增长，自己明显认识到自己以往对佛教的简单化。通过认识的提高，才知道人类对于宇宙世界的认识能力是何等的渺小，因而世界上不少知名科学家也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如大物理学家牛顿说：“有限的知识常使我们远离上帝，随着知识的学富研深又常使我们回到上帝的身边。”爱因斯坦到最后也承认“宇宙是神秘的，上帝是存在的。”认识的提高使我越发感到以往的无知，从而对过去对先生的不恭行为深深地多次忏悔。

学习藏族史，吐蕃史是绝不可逾越的。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是吐蕃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卒年代影响到吐蕃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年代的推算。但对松赞干布的生卒年和享年学术上存在着争议。传统的说法一般认为，松赞干布生于丁丑，卒于戊戌，享年82岁，才旦夏茸先生力主此说。但传统说法和后来的研究者根据推算，认为松赞干布的生年丁丑是公元617年。按此，若享年82岁，则应卒于公元698年，是唐武则天圣历元年，与汉文史料松赞干布卒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的说法出入太大。又，按照841年辛酉吐蕃赞布赤祖德赞卒、达磨即位的观点，从达磨即位灭佛到公元1042年壬午年阿底峡尊者入藏兴佛，共历201年。若按松赞干布卒于公元698年的戊戌年计算，则达磨即位的辛酉年应为公元901年。这样，至阿底峡尊者入藏则历141年，比上面的201年整整少了一个甲子，即60年。由于依据的史料和推算的方法不一，自己与先生的观点不同，发生争议。本来，学术上出现不同观点是十分正常的，师生之间也不例外。但问题是我对先生的治学经历缺乏理解，未能耐心地向先生作解释工作，只是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在《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上发表。由于文章是汉文，发表前未能请先生斧正，发表后先生也不一定看过。学业结束前，我决意考证吐蕃王朝的有关历史年代，先生得知后鼓励我解决史学界长期争议的吐蕃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及相关年代问题。在此动力下，我完成了一篇长达7万字的考证长文，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该文连载于《西藏研究》，后在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中曾获二等奖。后来回想起来，这些文章的写作，动力来自先生，但自己当时却不知感恩，还自以为是，有些忘乎所以。为此，也深深地做过忏悔。还有，先生在世时，自己未能定时向先生汇报学习和工作；先生乘愿再来，其转世灵童第六世才旦夏茸举行坐床典礼，自己因工作缠身而未能亲往拜谒，这些亦成遗憾而常忏悔。

六、怀念先生

1985年农历5月13日，先生在甘肃拉卜楞寺讲学时圆寂，享寿75岁。对他的离世我们无限痛惜，汉族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藏族更有尊师传统，甚至对上师的敬重犹如对三宝的皈依。先生学识渊博、行持亦谨，虽享誉学界，却无傲气，生活简朴、待人敦厚，课堂教学之余，常教诲恩被后学。他曾不时将他的诗作、文稿、书法作品等惠赐于我，鼓励我勤奋求学，并根据自己的社会阅历，常忠告我们年轻一代意欲成就事业，既要苦学专业知识，更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学问先做人，慎勿违背做人原则，附庸跟风，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诸如此类，先生以甘泉雨露滋润我成长的事例很多。时间已过20多年，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许多教诲一直铭记在心，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先生之恩犹不能忘怀，萦记于心。1995年先生西归10周年时，笔者曾撰《当代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活佛》一文，发表于《台州佛教》，以示怀念。后来，该文由《青海统一战线》杂志社以《爱国名僧才旦夏茸》为题，转载于该刊2010年第6期。

先生作为一名佛教徒，非常关心佛教的兴衰，付出过大量心血。早在上世纪40年代，致力于所辖各寺院建设，使各寺大多得到发展，如曾出资修缮扩建丹斗寺大经堂、活佛行宫和客房，修建佛塔，绘制佛像。1934年，他创建土哇寺印经院，刊印各类佛教读物和常诵经文流行各寺，并由他倡导主持，刊印《晋美三旦全集》15卷等。由于他的日夜操劳、严格管理，这些寺院均得到发展，成为化隆县境内仅次于夏琼寺的格鲁派著名寺院。1946年经师晋美丹却嘉措圆寂后，先生在经师的修持地洛杨塘主持操办建造灵塔、修建灵塔殿等事宜，并借助经师的影响，以经师的囊欠为基础，修建其他建筑，从而形成青海东部以学修著名的洛杨塘寺。80年代初，青海各寺院相继恢复，百废待兴，先生更是跑前跑后，筹谋策划，席不暇暖，费尽心血，使各寺院均得以修复。化隆县的加干若寺，原本属民和龙合寺系统，20世纪初因各种原因，由才旦夏茸系统管辖。1981年，先生与信众相商，为了方便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决定移建，由先生设计重建，成为现在的石大仓寺。

先生是大乘佛教的践行者，对所有众生怀有慈悲心和菩提心。他教授的弟子中有不少汉族、土族等民族的学子。据先生《自传》，1937年他28岁时，在化隆工什加寺演讲佛祖释迦牟尼创教弘法业绩，藏、汉、土族听众多达两千多人，在今甘肃永靖县境内的罗家墩寺讲经后，为7名汉族僧人授给比丘戒。已故青海省乐都县政协副主席侯国柱先生，也曾受教于先生，因与笔者有同门之谊，生前多有交往，在一起常切磋民族宗教问题，每每叙起师恩，感慨万千。原首都国家图书馆黄明信先生，早年学藏文于甘肃拉卜楞寺，研究藏族历算成就卓著，与先生过从甚密，多有学术交流。1982年我等在西藏考察，在西藏寓所有幸拜会黄先生，黄先生高度评价才旦夏茸先生的学识人品，告诉我们能做才旦夏茸先生的学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一定要珍惜。先生被落实政策后，致力于僧俗学生培养。1984年，他从自己的稿费收入中出资设立“才旦夏茸奖学金”，用于对西北民族学院、循化县民族中学等院校的学业优秀学生的奖励。

先生圆寂后，在佛教界、知识界都有过各种怀念活动。据我所知，青海化隆、民和、循化、同仁等地的一些寺院，或建有他的灵塔，或有他的药泥塑像。上世纪90年代，笔者到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做社会调查，在同仁吾屯寺就亲自叩拜顶礼先生的塑像，一时悲不自禁、感慨万千。2006年，青海《西海都市报》开辟专栏，系列报道青海已故文化名人。活动开展多时，自己发现主要是汉族名人，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学人的报道不够，于是向编辑部做了建议。编辑部立即采纳，开辟相关栏目，我曾撰写纪念道帏格西喜饶嘉措和才旦夏茸先生的文章。《西海都市报》开设青海已故文化名人系列报道之“才旦夏茸卷”专栏，登载吴均、王亚森、多杰卡、侃本、谢热等人的纪念文章，高度评价先生是“爱国名僧、懿德学儒”，赞扬他“阐发幽微、泽惠后学”，“考辨兴废、求索新知”，“涉猎广博、著述恢弘”。我作为学生自然义不容辞，撰文《红烛春蚕，情系后学——回忆导师才旦夏茸教授》，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之情。但寸草岂报春晖，我只有老实做人、保持晚节，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以报师恩而已。

在此，我也以同样的心情深深怀念王沂暖先生、却太尔教授和健白平措教授等其他几位导师，他们虽已作古，但作为学生，我亦永记他们的培养教诲之恩。

（作者：蒲文成      摘自：《中国藏学》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