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信：我与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

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一生的事迹中，他亲自担任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的校长应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在藏文的《历代嘉木样呼图克图略传》里只字未提，我是与此校关系最深的一个人，对此应该有所记载。不过年代久远，当时曾经有详细的日记，1952年镇反运动时为了证明我所交代属实，交给组织了，现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现在是2008年10月我91岁，年纪衰迈，记忆严重衰退，不免有不甚准确之处，俟后补正。从电脑里查到《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10—11合期上有阴景元所写《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一文，如能找到可能对补正此文有些帮助。

据我所知，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的设立，是1943年黄正清率领的拉卜楞僧俗赴渝致敬献机代表团提出的，说是学生的来源、生活费用、校舍等都是现成的，成立起来很容易。但这并非嘉木样五世本人、也不是黄正清提出的，而是代表团的汉族秘书自己想当然地做的文章而已。不想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很注意边疆(当时没有少数民族这个名称)党务和教育的，他知道后认真起来，1945年批准设立，任命第五世嘉木样为校长，而教导主任则由教育部直接任命，以便控制。①一个小小的职业学校的教导主任不由该校的校长任命，而由国家教育部直接任命，这是很少有的。所任命的人是绳景信，这个人是当地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书记，是黄正清取得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地位的引线。任命他做这个教导主任也算是对他的一点酬劳。

学生有甲乙两班。 甲班的学生50名就是拉卜楞寺原有的སློབ་གྲྭ（学校)的学僧，乙班的学生是由嘉木样命令拉卜楞寺的5个扎仓（གྲྭ་ཚང）各派10名学僧而来。学生们在他所属的扎仓有施主放布施时回去领取，午饭由他们自己带酥油和糌粑来，学校只提供热茶。②

校舍借用嘉木样在寺院附近建造的别墅བཀྲ་ཤིད་རབ་བརྟན（吉祥永固园）。这个别墅算是嘉木样送给他父亲的，实际上他的父亲并没有在这里住过。教育部主要发给教职员的薪水和行政开支，中央的薪水比当地高，是当地的人羡慕的。而且报上去的名额比实有的人数多，也就是说有几个“空额”，这些空额的钱被有权力者瓜分，具体地如何瓜分我不清楚。

本来黄正清的地位是由他是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的哥哥而来，但是他是俗人，不便于直接干预寺务，他的幼弟阿莽仓是该寺的大襄佐（ཕྱང་མཛོད），掌握该寺的实权，他们二人联合起来想架空嘉木样，由他们垄断拉寺与外界的联系。对外总是说活佛正在闭关坐静，不见客，断绝外界与活佛的直接接触。但是嘉木样本人并不甘心做一个空名的傀儡，他想培养一批他自己的干部，将来派到所属寺院和部落去，逐渐掌握实权。那个སློབ་གྲྭ就是他模仿拉萨的རྩི་སློབ་གྲྭ而设立的，只学习书法（拉寺的学者一般注重口头辩论和讲授，不注意书法）和记账，以便写报告，暂时没有学习汉文的课程。而他已经感觉到汉文、汉语的需要。青年喇嘛职业学校虽然不是他倡议的，却正适合他的需要，因此乐于接受这个任命。

绳景信不会藏语、更不了解藏族青年喇嘛的思想，他的某些措施受到学生们的反对，甚至动手打了他，他这个教导主任做不下去了，必须任命一个新的教导主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的司长凌纯声原来是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与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安宅相识，李安宅先于我到拉卜楞，和我很熟悉，凌从李安宅那里听到我的情况，建议我做这个教导主任。

其前，依托拉卜楞寺建立起来的甘肃省夏河县成立参议会，任命阿莽仓为议长，秘书一职由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老清华留美的，原名张继忠）推荐我担任，一个县级的参议会秘书对于我来说本来是不屑于担任的，但是在寺里，大襄佐的命令我是无法拒绝的，于是我和阿莽仓发生了关系。也因此嘉木样活佛知道了我这个人，找我去教他汉文、汉语，以师礼相待，他坐在炕上时，驾前堪布都坐在地下，而叫我坐在他的对面，这是极高的礼遇。教育部提出任命我做教导主任，他自然很同意。我不但无法拒绝，而且认为与他的这一批将来的干部建立了师生关系，对于我将来开展工作大有好处，也欣然同意。我接手之后把这些“空额”的钱用在学生的福利上，而且向凌纯声公开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得到他的默认。这当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但不免受到原来吃空额的那些人的不满。

甲班的藏文教员仍是原来སློབ་གྲྭ的教员，汉文教员是阴景元；甲班的藏文教员是一个青海人（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得了重病，垂危时对我说，他的水平已经不能适合学生进一步提高的需要，他推荐དམུ་དགེ་བསམ་བརྟན毛儿盖（地名）桑木丹继任。此人是阿莽仓的经师拉寺的顶尖学者གྲགས་པ་མཐ་ཡས的亲弟子དཀོན་མཆོག་བསམ་གྲུ的得意门生，不但精通佛学（内明、因明），其他几种“明处”（声明梵文、语言学、医方明、工巧明）也都通达，是中年学者里很杰出、很全面的一个。我向嘉木样提出后，他很高兴，立即任命其为职校教员。当时寺内的气氛对于职业学校教员这样一个职位是很看不起的，认为是糟蹋了一个格西，他的师傅来求情，嘉木样坚决不准，他只好接受。不过，后来他却是由于这点因缘，解放后来到北京，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民族出版社工作，对于藏传佛教和藏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被选为中央政协委员。这时他担任甲班的教员。

担任乙班教员的人名叫丹巴嘉错，藏族人重名者甚多，通常加上其籍贯、特征、绰号等以资区别，他被称为དམ་བ་སྣ་དམར（红鼻子丹巴）。丹巴嘉错是一位佛教学者，书法好、精于文法修辞，曾任议仓的僧官秘书长。他是怎样到职校来的我记不清了。阿莽仓曾想利用他曾经做过僧官这一点，让他重新穿上僧官的服装——绣金的坎肩——意思是恢复僧官的身份，我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必须服从于他，而僧官是受大襄佐指挥的，这样，他就可以拿到职校的实权。但是嘉木样没有同意。这也是他们兄弟之间斗争的一个回合。藏文的《历代嘉木样呼图克图传略》里关于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只字未提，原因在此。嘉木样也曾经想叫我穿绣金坎肩，我没有同意，因为那样一来就不能像普通的学僧那样参加学经的法会了，而我主要的目的是学经。

接手教导主任之后不久，我接到李安宅的一封信，说是经他的推荐，美国耶鲁大学社会系主任Osgood给我一份奖学金，一年2000美元，这在当时是够用的，但是路费要自筹。李问我能不能取得嘉木样的资助。嘉木样说：我这个学校刚刚起步，你不能离开，等这个学校走上轨道之后，我资助你去美国不成问题。我就未能离开。

拉寺的制度，ཚོགས་ཆེན་ཞལ་ངོ（总掌堂师、汉族称之为铁棒喇嘛）有其威风，一般的僧人不能与他迎面走，必须回避，实在无法回避时就得掩面趴在路旁。我做为教导主任遇到这种场合未免尴尬，而有一定地位的人则不必回避，于是向嘉木样提出，希望给我不必回避的地位。本来我的目的仅此而已，想不到他为此在大经堂里给了我一个特殊的座位，座位在卸任的各大僧官那一排座位的排头。有了这个地位，路上遇到铁棒喇嘛，当然可以不必回避，不过这个地位的特权远远不止于这一点。那些人自然不服，又不能抗拒，怨气集中在我头上。5个扎仓对职校也有怨气，因为他们送到职校的那些学生，照领本扎仓的布施，而不受本扎仓的管辖调遣。种种反对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的力量碍于寺主嘉木样大活佛的权威不敢正面反对，于是怂恿嘉木样的父亲出面要回他的别墅的房屋。学校如果没有校舍自然无法开学。

职校本身也存在问题。作为“职业学校”不能仅止于藏汉语文的课程，于是我向教育部提出自建校舍、学生公费和开设印刷和医药卫生两个职业班的计划。教育部基本同意，由我代表校长去南京“述职”商量具体的办法。1946年我去南京，与边疆教育司谈得很顺利，拨给了一笔钱，那时法币③贬值很快，学校收到这笔钱之后马上换成银元，得到4万元大洋，这在当时当地是一个不小的数目。④完成任务之后，我回到北平省亲，家里有我的母亲和妹妹，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离开北平之后已经9年未见到了。从北平回拉卜楞要先乘火车到西安，转汽车到兰州，再转雇骡子到拉卜楞。这时解放战争开始，北平到西安的火车中断，只有乘飞机，而航空公司的飞机因连续摔了3架也停飞了，因此我在北平停留了2个月之久。这期间嘉木样活佛患天花病重，连续来了好几个电报催我回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空军飞机的座位，等我回到拉卜楞，他已去世，喇嘛职业学校的事也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反对喇嘛职业学校的势力原来就很大，仅仅慑于大活佛的权威不敢动作而已。嘉木样一去世，他们马上行动起来，各扎仓召回他们送去的学生，学校没有了学生，自然陷于停顿，只有解散。教育部的意思是任命我为校长继续办下去。他们很难理解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反复多次向他们解释这种实际情况，最后教育部终于勉强同意解散这个学校，把设备移交给临夏的师范学校。1948年，我自己考得了རབ་རྦཡུམས学位之后，把移交的事托给留守的人，离开拉卜楞回到北平。那4万元大洋则下落不明。我和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的关系大体就是这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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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编者注：阴景元《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文中提到：“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注)秋，教育部即聘任嘉木样大师、黄正清司令、绳景信（中国国民党直属拉卜楞边区党部书记)、黄景文(国立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校长）、郭中央等五人为筹备委员，并以嘉木样大师为主任委员，郭中央为秘书，黄景文为工厂筹备主任，其时黄郭两氏，均未来拉，嘉木样大师，为谋速观厥成，遂邀请黄正清绳景信两氏，先行着手计划。三十四年元月，黄郭两氏，联袂来拉，由郭中央负责实际责任，积极筹备。”参见阴景元：《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J]，《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10—11合期，第2页。

②编者注：阴景元《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文中提及：“三十五年(1946年——引者注)春，学生续有增加，遂增设丙班，本年(1947年——引者注)春，奉令改制，将原有之甲乙丙班，改边疆师范科卫生印刷两组，原有之丙班，改为补习班二年级，取消纺织课程，增添教育课程及医药常识，并加授英文，学生年龄最大者二十余岁，最小者十三岁，籍贯以甘肃为最多，青海次之，四川又次之。”参见阴景元：《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第4页。

③编者按：法币是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935年11月4日，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参见搜狗百科“法币”条，http／／baike． sogou．com／v6148058.htm。

④编者按：阴景元文章中提及黄明信于1946年冬赴南京“述职”，获得“校舍建筑费二千五百万元（系法币——引者注），卫生印刷设备费二千万元”。参见阴景元：《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第3页。

⑤编者按：阴景元文章中对黄明信先生有这样的评价：“黄氏系清华大学文学士，在拉卜楞寺出家，研究藏文经典，现已六载余，就职以还，对于教导事宜之推进，颇为认真，喇校得以粗具规模，大都黄氏措置得体之功也。”参见阴景元：《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第3页。

（作者：黄明信    摘自：《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