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问题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少数民族史研究中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又不能离开少数民族自身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早期历史文献记载与族源传说，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古代藏族历史研究中，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其形成背景、真实文化内涵，往往会误入歧途。本文试图就藏文史书中比较流行的“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略作分析，期有裨益于藏族古代民族形成传说问题的研究。

一、藏文史书中有关“四氏族”、“六氏族”繁衍吐蕃人种的说法

关于西藏地区人类起源，以及藏族来源的问题，在学术界至今仍然是一个聚讼未决的问题，“四氏族”、“六氏族”繁衍吐蕃人种的说法，在公元十世纪以后，也就是藏族佛教史书所说的“后弘期”的藏文史书中，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由于吐蕃时代的藏文资料十分匮乏，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这样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早期传说缺乏更详细的记载，要了解上古时代的民族起源传说，后弘期的资料尽管存在很大疑问，却依然是人们不能忽视的资料。而要使用这些资料，毫无疑问，必须先做甄别资料真伪的考证工作，只有对传说资料进行批判地分析，才能从中看到一些闪亮的火花，给我们探索藏族上古历史提供新的希望。

“四氏族”和“六氏族”的说法均见于藏文史书记载，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汉藏史集》记载了“四氏族”的说法，该说称：“内部四族系为东氏（stong）、董氏（ldong）、塞氏（se）、穆氏（rmu）等。据说由此四族分出大部分吐蕃人……。”（1）同书还说：猕猴和岩魔女结合生出子孙后，因为争夺谷物而产生不和，“人类分成四个部落，即塞（se）、穆（rmu）、东（stong）、董（ldong）四个族姓。吐蕃人大多都由这四大族姓分化而来。”（2）这里讲的都是“四氏族”，由此我们知道，一般所说的“四氏族”是指：东氏（stong）、董氏（ldong）、塞氏（se）、穆氏（rmu）。

《汉藏史集》同时还引证了当时一些学者有关吐蕃原始氏族组成的说法，文谓：“孙康巴（son－khams－pa）等人说，吐蕃最初的姓氏为查（dbra）、祝（vbru）、董（sdong）三姓，加上噶（lga）成为四姓，再加上两个弟弟韦（dbas）和达（rta、brdav），成为吐蕃的六族姓。然而，在观世音菩萨没有以慈悲鼓动圣猴和岩魔女结合之前，吐蕃地方并没有人类存在，因此所谓的六族姓也是由上述的四个族姓派生出来的。还有塞、琼、查氏与穆、察、噶氏的后裔等多种说法，也是同一道理。”（3）所谓吐蕃地方在观世音菩萨鼓动圣猴与岩魔女结亲之前没有人类的说法之荒诞不稽，我们姑且不论。而作者肯定“六氏族”是由上述四氏族派生出来的说法，无疑道明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说，“四氏族”就是“六氏族”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加上“韦”、“达”两氏族构成“六氏族”（当然“四氏族”本身的构成也出现新的分歧）。

有关“六氏族”的说法更为流行，《朗氏宗谱》记载，高原人类是由土、水、火、风、空五大元素之精华形成的卵生成的，先在天界，后来来到人间。其中恰尔达·达查阿魏是天神世系的末代和人间世系的初祖。传若干代后，有赤吉唐年（khri－rje－thang－snyan）出，他的儿子阿聂木思赤多钦波（a－nye－mu－zi－khri－to－chen－po）娶妻年莎夏米玛（snyan－za－sha－mig－ma），生三子：长子波秋董（spos－chu－ldong），第二子是塞琼查（se－khung－dbra），第三子阿夏祝（a－lcags－vgru）。阿聂木思赤多钦波又娶穆萨拉姆（dmu－za－lha－mo），生子穆查噶（dmu－tsha－dgav）；再娶扎桑冬玛姆（brag－srin－gdung－dmar－mo），生子魏（dbal）和达（zla）二昆仲。（他们）是原人的祖宗。

在六兄弟中，长子波秋董传出十八贵人，繁衍为董氏十八大氏族，其中肤色紫黑的是董氏显贵六族和尊者六族。第二子是塞琼查，查氏种姓有黑、白、花三个支系。查氏最初有九大伟人；有肤色紫黑的十昆仲；有古朋查（dgu－vbum－dbra）六昆仲。第三子阿夏祝。祝生九子，他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解脱地八处。第四子穆查噶传出达玛（dar－ma）七昆仲。第五子魏和第六子达二人居住在大区之交界处。这就是吐蕃六原人产生的情况。（4）依照这一说法，吐蕃的原始人种分别由：董（ldong）、塞（se）、祝（stong）、穆（rmu）、魏（dbas）、达（bsdav）组成的，由他们分别形成了六个大的氏族，并不断繁衍，形成了藏族。（5）

《汉藏史集》关于六氏族的记载与此略异，该书称：“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秀雅许地方的上部有什巴（srid－pa）之王子，名叫亭格（thing gi），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吐蕃人名叫赤多钦波，他生有六个儿子，即查（dbra）、祝（vgru）、董（ldong）、噶（lga）四位兄长及韦（dbas）、达（bsdav）两位弟弟，共计六人。”四位兄长各娶本族女子繁衍后代，“韦”和“达”两个弟弟在汉藏交界地方，娶了当地的达塔贡玛（mdav－dar－gong－ma）为妻，分别繁育后代，形成吐蕃的部众。（6）

“六人种”的具体内涵也有多种表述方式或者不同内容：《汉藏史集》记载为：董（ldong）、噶（lga）、查（dbrav）、祝（vgru）、韦（dbas）、达（bsdav）；（7）《朗氏家族》、《汉藏史集》记载为：董（ldong）、塞（se）、祝（dbra）、穆（rmu）、韦（dbas）、达（bsdav）；（8）《如意宝树》等记载为：塞（se）、穆（rmu）、董（ldong）、东（stong）、查（dgra、dbra）、祝（gtsug）；（9）苯教文献还记载了另一种说法：世界最初的“六大使者”为恰、祖、年、益、嘉木、穆神，他们是古代藏族的祖先部落。（10）这样，所谓“六氏族”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版本。《汉藏史集》中就有两种稍有差异的版本，一种是：董（ldong）、噶（lga）、查（dbrav）、祝（vgru）、韦（dbas）、达（bsdav）；另一种是：董（ldong）、塞（se）、祝（stong）、穆（rmu）、韦（dbas）、达（bsdav）。吐蕃王族的祖先鹘提悉补野，据说即是恰族的后裔，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提及了穆族，恰和穆还存在着紧密的联姻关系。（11）笔者认为，要考证出“四氏族”或者“六氏族”究竟是由哪个四个，或者六个氏族组成，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吐蕃民族是由许多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具体成分也决不止于“四氏族”或者“六氏族”，可以肯定的是，文献中涉及的诸部落都是吐蕃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加入吐蕃民族的高原诸部进入吐蕃共同体的时间，来分析这些传说形成的背景，从而确定其真伪与缘由。

“四氏族”或“六氏族”形成西藏地方民族的说法和吐蕃时代藏文史书的民族来源传说存在一定的差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记载的民族起源传说，在地区上只涉及雅隆河谷地区，在民族上主要只涉及吐蕃悉补野等部。该说谓：神猴和岩魔女在成亲后，他们最早的活动地方就是今山南乃东的泽当地方，改食谷物后耕耘的第一块农田在雅隆索塘，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第一座城堡雍布拉康，以及第一座城镇琼瓦达孜都没有离开山南乃东和琼结两县地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所记载的吐蕃人类、民族，乃至王族来源，都与山南地区有关。

和早期的人类和民族来源传说相比较，“四氏族”和“六氏族”的记载完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系统的另一种传说。目前能够看到的材料显示，这类传说出现在公元十世纪以后的藏文史书当中，所反映的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史实或者人类的认识。如果对这些部落的地理分布进行一番分析，还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二、“四氏族”、“六氏族”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吐蕃王族关系的分析

对于雅隆河谷吐蕃人的传承，以及他们扩大后的活动范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也有记载，这就是活动在吐蕃本部地区的十二小邦，它们的活动范围大致如下：

象雄--在今后藏西部及阿里、拉达克一带，汉文史籍称为大、小羊同地区，其都城为琼隆银堡垒，在今阿里扎达县境内的曲龙地方。藏--在娘若切卡地方，即今后藏年楚河流域地区。罗昂--在娘若香波地方。森波--在岩波，即今天拉萨河以北林周县的彭波，囊日伦赞时改名。吉--在吉若，即今拉萨河流域。工--在工布地方，即今林芝地区境内。娘--在娘地方，即今林芝地区的尼洋河流域。达--在达地方，在今林芝地区境内。亚松--在松地方，即后来的苏毗，在今那曲、唐古拉山南北一带地区。（12）除了工布、达布（今拉达克）和苏毗等地区稍微远离吐蕃早期文明中心（或者悉补野家族发祥地）之外，其他各部都在前后藏地区。在时间上说，它反映了吐蕃王朝中期，或者离开山南地区逐渐占据青藏高原广大地区，并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的一个时期的情况。同更早时期，只限于记述山南地区雅隆悉补野一部活动范围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与后来的“四氏族”、“六氏族”说存在差异。

“四氏族”、“六氏族”组成高原地区人类或者藏族先祖部落的说法，是对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地区各部，势力极盛时期藏族部落组成的描述或者构拟。该“四氏族”或“六氏族”地理位置，经过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先生的考证，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即被认定为原始祖先的这些部落，并不活动在吐蕃核心部落的发祥地山南地区，而大多是在藏东、川西民族走廊地区。（13）目前可以确定的六氏族之一的“董氏”（ldong），即是在今西藏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部等地区活动频繁，影响巨大的“党项”部落；而“塞氏”（se）则是藏文中的“阿夏”（A－zha），也就是汉文史书记载的“吐谷浑”；“东”（stong）主要是指苏毗。史料记载：“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泽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14）说明吐谷浑和苏毗在吐蕃军队扩张中的重要作用。“穆”（rmu）在很多情况下是指象雄。（15）

《旧唐书》和《新唐书》“东女传”记载：“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囊、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悉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16）这里的“悉董国”就是“董”（ldong或sdong），而“汤立悉”，疑即“东”（stong rigs），而“哥邻国”则是“噶”（lga）。它们大多都和“董”有关系，如哥邻国王是董卧庭、弱水国王是董辟和、咄霸国董藐蓬，说明它们都是“董氏族”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们都和“党项”有关联。这和藏文史书中关于“董氏族”有十八分支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

《汉藏史集》在记述江孜法王的世系时这样描述旦麻地区：“在北方的蒙古与吐蕃交界处的附近，有一块象牦牛形状的大磐石。牛嘴朝向东方。从牛背后流出来一条河，叫做察杰藏布(tsha-skye-gtsang-po)。它在西面流。从牛前面流出的一条河，叫做牦牛河(vbri- chu，长江上游的通天诃)，它在东面流过丹玛 (1dan-mavi-yul)。它的北部流域是丹宁(即丹玛的河阳)。南部流域是丹斯布(即丹玛的河阴)。这条大河谷的偏下部分。有汉地蒙古的一条大驿路将其分为两部分。上部即是上丹玛。叫做噶巴域(lga-pavJ-yuJ)。在丹玛河口的部分叫做哉务域（tre-bovi-Yul），有一统治噶、丹玛、哉务三部分的王族。最初，法王赤松德赞的时期，有一个名叫丹玛则孟的大译师。另外还出过名叫丹玛·却吉绛曲的法王和丹·绛赤、绛玛等玛桑神的化身。其血统高贵的来历是，吐蕃地方最初的人类的族姓有四大族姓、六大族姓的说法。而他们是其中的穆察噶氏的后裔。”（17）这里清楚地说明，作为西藏“六氏族”之一的“噶氏”位于长江上游通天河流域玉树称多地区。元朝时期八思巴的弟子，噶（lga）·阿尼胆巴贡噶扎巴（1235－1303）即是这里人，也是噶氏的后代。

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氏族”中，除了本教文献记载的一组“六氏族”构成中大多在今西藏本部地区之外，（18）其他各组中诸氏族大多都不在西藏本部地区，也就是不在雅鲁藏布江两岸，即前后藏地区。塞（se）、穆（rmu）、东（stong）、董（ldong）四个族姓，全不在西藏本部地区，只有穆与吐蕃赞普祖先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他都无瓜连。而“六氏族”中，活动在吐蕃本部地区大概只有“韦氏”（dbas）一部。此外，“六氏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联系十分紧密，在其中穆又和象雄联系在一起，合称穆象雄，祝又和阿夏（吐谷浑）联系在一起合称祝阿夏，东又和多弥联系在一起，合称东多弥，董氏又和党项联系在一起，合称董木雅，尽管如此，这些部落或者族群却都不是原始吐蕃人的核心部落，也不居住在雅隆河谷地区，把他们说成是吐蕃原始部落的核心部分，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四人种”和“六人种”的说法无法反映吐蕃地区人类来源的全貌，在没有包含雅隆吐蕃部落的情况下，也很难说它是准确和全面的描述。

三、“四氏族”、“六氏族”构建吐蕃人种说产生的年代与目的

毫无疑问，有关西藏人类来源，或者部落起源的诸种说法都不是凭空捏造的，事实上它们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四氏族”、“六氏族”的说法是吐蕃王朝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依照我们的看法，就是吐蕃王朝势力扩张到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之后逐渐形成的。由于吐蕃时代的文献保存下来的很少，我们无法探知其初始见诸史籍的情形，但是公元十世纪以后的藏文史书开始大量谈论“四氏族”、“六氏族”的问题。从藏文资料有关族源的记述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它反映了三个时代历史，并包含内容越来越多的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主要反映吐蕃王族祖先雅隆悉补野部落来源及相关历史问题的传说，可信的资料主要见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有关记载。第二种说法主要反映吐蕃王朝建立前后，以雅隆河谷地区部落为核心的各个相关部落活动情形的传说，有关本阶段事实的记载，既见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又见于公元十世纪以后藏文资料的记载，这就是所谓“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或“四十小邦”。（19）这一时期，除了雅隆吐蕃部落之外，象雄、工布、达布等地区均已纳入吐蕃治下。第三种说法就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四氏族”、“六氏族”构建吐蕃人类或民族说，它是在吐蕃王朝占领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之后出现的，以吐蕃吞并白兰、吐谷浑、党项、多弥众多民族部落为历史背景而产生的。

“四氏族”、“六氏族”说反映的史实是吐蕃王朝建立，并将势力扩张到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之后的历史，由于统一的现实需要，在吐蕃王朝时期业已开始了对这种统一的自我认同，它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开始的。吐蕃在唐朝的交往中一直以“大蕃”（bod－chen－po）自称，以便和“大唐”对应。所谓“大蕃”就是包含着吐蕃和被吐蕃征服的各民族和部落的吐蕃王朝。可以确认的是，“四氏族”、“六氏族”的认识要晚于吐蕃对青藏高原地区党项、白兰、吐谷浑等各族的征服及融合，大致形成与吐蕃王朝统一和鼎盛时期，与吐蕃强烈的政治需要相适应而产生的。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文献资料，有关“四氏族”、“六氏族”形成藏族的说法见诸公元11—12世纪前后的文献记载。

公元十世纪以后的所谓“掘藏文献”开始记载所谓“四氏族”、“六氏族”的传说。《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记载，吐蕃祖先是由猴子和罗刹女后裔形成并分化为“四氏族”，即董（ldong）、东（stong）、塞（se）、穆（rmu），而且分别管辖卫藏四如：董（ldong）部族管辖玉如（gyu－ru），东（stong）部族管辖耶如（gyas－ru），塞（se）部族管辖云如（gyon－ru），穆（rmu）部族管辖乌如（dbu－ru）。该书还提到，当时存在赞普后裔的分类和其他诸族的分类等多种划分方法。（20）也有一些著述，并非全部接受有关“四氏族”、“六氏族”的说法，而是忽略漫长的中间环节，直接把吐蕃的王统直接和印度王族联系起来，萨迦·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即是。（21）吐蕃民族起源的说法，不仅充满神话彩色，而且也存在很大的歧异。

当代关于藏族形成的时间问题，学术界也存在不同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藏族形成于吐蕃王朝时期；另一种说法认为，藏族形成于公元10－11世纪。这里主要涉及的是认定标准问题。按照传统标准（也就是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里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22）这一标准划分，依然有不同理解：如果把雅隆吐蕃作为古代藏族的话，那么它的形成时间至少应该在公元7世纪以前；如果把吐蕃的核心部落，也就是雅隆吐蕃、象雄、苏毗的统一与融合作为藏族形成的时间，则藏族在吐蕃王朝时期业已形成；而如果除考虑共同地域、经济、语言等因素之外，还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心理与思想意识因素，把高原地区诸多民族和部族融入吐蕃作为形成标志的话，则藏族的形成时间还会晚一些，也就是公元10－11世纪前后。本文所讨论的西藏人类起源问题传说，实际上也涉及到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应该说，作为一种理论“四氏族”、“六氏族”它主要反映了民族的文化心理因素，而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重新认识问题。应该说，“四氏族”、“六氏族”说，就是对上述后一种民族划分的诸多确认形式之一，也就是文化心理素质的认同问题。

“四氏族”、“六氏族”构建吐蕃人种的说法，既反映了藏族是在融合青藏高原地区各个民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一客观事实，又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通过构拟人类来源的理论（实际上应该是藏民族来源，这里被扩大了，追索到远古时代）来宣扬高原民族本属一家的思想，也有为吐蕃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一统服务的功能。毫无疑问，无论“四氏族”，还是“六氏族”的哪一种组成，以及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后来不断壮大的藏族的祖先来源之一，说它们是藏族的来源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反过来说它们是高原人类来源的几个分支，却有不够确切的地方。

此外，如果藏文史书有关“四氏族”、“六氏族”组成的说法不误，而这些部落又都基本是古代西羌人的部落，那么诚如石泰安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文史书说吐蕃来自西羌的说法并没有错，（23）至少其基本部众应该是汉文史书中记载的西羌，这样《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的说法也许是抓住实质的一种藏族来源说法。

本文探讨了藏族古代传说中的“六氏族”或者“六人种”的形成与民族走廊各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藏族古代的“六氏族”是随着雅隆河谷吐蕃部落不断扩大而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像传说中所展示的那样，是由一个氏族或家族分蘖出来的，六氏族中的大多数不在山南，以及许多古老的山南部落不在“六氏族”中就是鲜明例证。（二）“六氏族”组成青藏高原古代民族基本成分的说法，反映了藏族古代史家对高原地区非雅隆吐蕃人历史地位的重视，以及对他们在吐蕃民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之认定。（三）民族走廊古部族都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原住民，他们的历史十分悠久，而且都和古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华夏古文明的创造者之一，也是古代青藏高原地区各族与内地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与沟通者，在西南西北地区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史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四）“六氏族”的说法很可能形成于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是吐蕃王朝大一统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为了维护吐蕃的统一，以及把新征服的以古羌人部落为主的各个部落或者民族融合起来，统治者需要，事实上也制造了与青藏高原统一相适应的理论，这就是“六氏族”理论，它在后弘期的文献中保留了下来，对于认识藏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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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页；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2）阿底峡发掘，卢亚军译《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页，第126－127页；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页，第80页。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6—127页；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4）大司徒·降曲坚赞著《朗氏家族》藏文本第6－7页；赞拉·阿旺、佘万志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3－6页。

（5）大司徒·降曲坚赞著《朗氏家族》藏文本第5－7页；赞拉·阿旺、佘万志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6页。

（6）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14页，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3页。

（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6－127页；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页；松巴·益希班觉《松巴佛教史》藏文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88—289页。

（8）大司徒·降曲坚赞著《朗氏家族》藏文本第6－7页；赞拉·阿旺、佘万志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3－6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13页；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3页。

（9）松巴·益希班觉《松巴佛教史》藏文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88页。

（10）桑木旦·噶尔美著，耿升译《“黑头矮人”出世》，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249页。

（11）褚俊杰：“吐蕃远古氏族‘恰’‘穆’研究”，载《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12）参阅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 1992年等。

（13）石泰安著，耿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40—149页。

（14）哥舒翰《奏苏毗王子悉诺逻降附状》，《全唐文》卷四百六。

（15）石泰安著，耿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86—90页。

（16）《旧唐书》卷197列传147南蛮·西南蛮·东女国；《新唐书》卷221列传第146上西域上·东女。

（1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72－373页；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2页。

（18）石泰安著，耿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40—149页。

（19）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173页。

（20）阿底峡发掘，卢亚军译《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21）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或作《王统世系明鉴》），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54—55页；刘立千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页。该书引证《柱间史》、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等书，省略了猕猴和罗刹女四百后裔形成诸部族的环节，而认为吐蕃王族祖先聂赤赞普来自印度。

（22）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曹葆华、毛岸青译，人民出版社1951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 1955年第286-305页。

（22）石泰安著，耿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