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组织下，西藏地方的各个政教首领就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盛京也即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与清朝建立联系，成为西藏地方与清朝发生政治和宗教关系的开端，对两百多年中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宗教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件历史重大事件，现在有许多著作、论文提到，并阐发其政治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资料汇编也分别收录了这方面的汉文史料记载。不过，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有关史实，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因此出现了对于这些清朝的资料未能充分整理研究就广为利用解释的情况。为了更准确地利用这一些重要的史料，将它们与有关的藏文、蒙古文、满文史料进行对比分析的确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当然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甚至有可能会在这样的探讨分析做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尝试。

一

1642年10月，由两名藏传佛教高僧率领的一个使团，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从西藏（当时清朝称之为图白忒部落）到达清朝（后金政权在1636年已改国号为大清）当时的都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这个首次由西藏派来清廷的使团，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重视，清朝君臣对使团给予极高规格的隆重接待。《清实录》崇德七年（1642）十月己亥条记载说：

“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朝见，上起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臧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绒单、绒褐、花毯、茶叶、狐腋裘、狼皮等，酌纳之。”[1]

这一段记载，按照以上的标点断句，编入了已经出版的多种史料集和档案汇编之中，为近年许多藏族史著作和论文所引用，研究者大多认为，从这一段记载已可清楚看出，该使团对清朝所使用的名义，是西藏（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派遣的前来与清朝联络的使者。率领使团的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两位喇嘛，同来的有他们的徒众，还有厄鲁特部落的使臣及其从役。使团给清太宗皇太极带来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当时的政权首领第悉藏巴的书信。但是也有学者有过不同的认识，前几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湘云女士曾向我指出，她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之间不应当点断，而应当连读，也即是说，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其实是一位喇嘛的名号，他是西藏使团的为首之人。本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的见解，但是由于这一段记载中又明白记载“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所以西藏使团的率领者显然是两位喇嘛，故笔者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应当连读之说虽然认为应当采纳，但是仍然存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在1995年1月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笔者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与戴青绰尔济可能仍应该是两个人，西藏使团从西藏出发时是以戴青绰尔济为首，途中增加了一个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而且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地位高于戴青绰尔济。笔者还认为途中增加的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很有可能即是出身于厄鲁特蒙古的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2]最近笔者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应当对西藏使团的为首的人物再做一次讨论。

关于西藏使团是由哪些人组成，在《清实录》中两处提到。《清实录》同月壬戌条又记载：“以朝鲜贡物分赐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厄鲁特部落古木伊尔登下和尼图、奇尔山下土尔噶图、达赖巴图鲁下喀喇户济、阿巴赖山津、塔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桑噶尔塞伊尔登下额尔白黑、王什克下库尔墨、窦尔格齐诺颜下琐诺木、额尔克塞桑下吴兰………”[3]

但是到崇德八年五月初五日皇太极遣还西藏使团时，《清实录》所记载的使团的组成人员又稍微有所不同：

“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喇嘛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又赐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朝衣、帽靴等物。仍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辅国公硕托、满达海率梅勒章京、参政以上各官送至永定桥，复设宴饯之。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喇嘛前往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红帽喇嘛噶尔马、昂邦萨斯下、济东呼图克图、鲁克巴呼图克图、达克龙呼图克图、臧巴汗、顾实汗处，致书各一函。” [4]

如果将以上史料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喇嘛对照比较，可以设想西藏使团为首的两位喇嘛其实是《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条中的戴青绰尔济（se chen chos rje）和戴青俄木布（se chen dbon po）二人,而伊拉古克三是当时厄鲁特蒙古人对高级活佛的一种泛称，并非某一位活佛的专称。“伊拉古克三”本身是一个蒙古语词，其意为“特出的”、“不同凡响的”、“在众人中地位最高的”，后来在蒙古有几个转世活佛伊拉古克三，才使“伊拉古克三”成为某个转世活佛的专称。我们这样设想，在顺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份蒙古文的请安表文中可以找到例证。这份请安表文为：

“顾实汗上表请安。表文曰：

叩祷幸福武威显赫人间高贵皇帝陛下，寄托于佛教宝地笃信宗教之诺门汗，衷心上奏：当此吉祥时日，圣上御体安福，内心扶持宗教。尤其闻知圣上笃信伊拉古克三宗喀巴净化宗教（当是清净教法之意），发展古代教皇（当是法王之意）事业之大名，心中甚为喜悦。吾处赖三宝之眷佑，一切平安。敬谨协助钦差为唐古忒呼图克图等赐号、颁赏。奉敕之天使前来唐古忒，一切事宜，均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意办理。谨奏。……”[5]

此表文中一方面称从清朝返回西藏的戴青绰尔济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方面在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名字之前也加上伊拉古克三之号，可见当时伊拉古克三这种尊号在蒙古人中间使用得比较宽泛。在藏文中“宗喀巴”之前一般加的尊号为rgyal ba （意为佛、胜者、王者）或者是 rje btsun（意为尊胜），因此“伊拉古克三”这一称号应当即是藏文rgyal ba一词的对应词，意为胜者、王者，可以用来指地位崇高的转世活佛。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地方还可以见到，《佛教图象学》一书中收有康熙皇帝时刻印的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的插图，有500多幅佛、菩萨、护法神、高僧像，其中第75幅为“自在顶幢王佛”，梵文为Indraketuvijya,清代翻译的藏文为dbang povi tog gi rgyal mtshan gyi rgyal po,蒙古文为Erketu oki ilagugsan。[6]也是以伊拉古克三对译藏文的rgyal po，即“王者、胜者”。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中有一封写于阴木鸡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给顺治皇帝的表文，表文中提到木猴年（顺治元年，1644年）jur jir pog to rgyal po（即清太宗皇太极）派使者与se chen chos rje（即戴青绰尔济）为首的西藏的使团带来大批汉地出产的礼品，这一封表文是对清太宗皇太极的来书的回复，表文中还提到再派最近曾去清朝为王臣演法的名叫jyanamkarma即“佛陀的事业者”的高僧为使者，进呈这一份表文。[7]由此也再次说明，梵文的jya藏文的rgyal ba蒙古文的ilagugsan是意义相同的词语。而《梵藏对照词典》正是把jya解释为佛陀、战胜四部魔军的胜利者、帝释天王的。[8]了解梵文藏文蒙古文的这三个词的对应关系，对于我们西藏使团的这两位为首的高僧的事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笔者在《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一文中提出，西藏首次派遣到沈阳去的使团很可能是由厄鲁特蒙古的著名高僧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nam mkhav rgya mtsho，1599—1662）率领的。我当时所依据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咱雅班智达出身于厄鲁特蒙古贵族，是固始汗的二哥拜巴噶斯的义子，在厄鲁特蒙古最初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时，他代替拜巴噶斯的儿子出家为僧，于1617年到达西藏，入格鲁派寺院学佛。他先后担任过琼结日沃德庆寺、坚叶寺、达布喀尔桑丹林寺的住持，艾绒噶丹曲顶寺、拉顶寺、喀托曲德寺、旺仁曲德寺的讲经师，后来出任格鲁派的重要寺院山南曲科杰寺的达布扎仓和拉萨哲蚌寺阿巴扎仓的讲经师。[9]特别是他在1638年五世达赖喇嘛从四世班禅受比丘戒时，是在座的十名证明师（陪同受戒补全足数之比丘）之一。[10]因此从咱雅班智达在厄鲁特蒙古和西藏格鲁派的地位看，他是担任双方的共同的代表的最适合的人选。

2、从咱雅班智达的名号看，也与《清太宗实录》的记载相符合。已经有学者指出，在托忒蒙古文（此种蒙古文即是咱雅班智达所创造的）的《咱雅班智达传》中对他有7种不同的称呼，即：1、纳木海嘉木措，此即藏文nam mkhav rgya mtsho的蒙古人读音，藏文读音为南喀嘉措，意为“天空海”，这是咱雅班智达出家时起的法名。2、乌和特隆归达赖，此是南喀嘉措（天空海）的蒙古语对应词。3、拉然巴呼图克图，这大约是因为他获得过拉然巴格西的学位，又具有转世活佛的地位，因而被称为拉然巴呼图克图。4、车臣俄木布，俄木布即藏语的“温波”（dbon po），指子侄外甥等后辈亲属。车臣（se chen）为蒙古语词睿智之意，常用着蒙古王公首领的名号，此处是因为拜巴噶斯及其儿子鄂齐尔图有车臣台吉的称号（后来鄂齐尔图即由五世达赖喇嘛赠给车臣汗的汗号），而咱雅班智达是拜巴噶斯的义子，所以称其为车臣俄木布，表示他是拜巴噶斯和鄂齐尔图的亲属。5、车臣绰尔吉，此即藏文的se chen chos rje,异译为色钦曲杰、塞青曲杰、塞钦曲杰等，《清太宗实录》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戴青绰尔济，也是此词语的音译。6、阿巴车臣绰尔济，这是因为咱雅班智达担任过哲蚌寺阿巴扎仓的讲经师而获得的称号。7、咱雅班智达，这是厄鲁特蒙古人对他的最常用的称呼。[11]而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五世达赖喇嘛对咱雅班智达常用的称呼是琼结班智达、夏仲热绛巴（zhabs drung rab vbyams ba, rab vbyams ba在清代文献中常被译作兰占巴，指获得格西学位的博通经论的高僧）阿巴车臣曲杰诺门汗、阿巴诺门汗等。在咱雅班智达的这些称号中车臣绰尔吉、车臣俄木布与《清太宗实录》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的名号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都相符合。

3、从咱雅班智达的事迹看，他也很可能是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1637年，固始汗在率部从新疆南下青海并击杀占据青海的支持第悉藏巴、噶玛巴的喀尔喀蒙古的却图汗以后，带领少数随从到拉萨，会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第巴索南热丹等格鲁派首领，双方并互赠名号，协商下一步的行动。固始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青海去传法，五世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但是没有即时动身。固始汗返回青海后，在1638年又派遣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等到拉萨迎请五世达赖喇嘛，但是第悉藏巴不准五世达赖喇嘛前去青海。在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返回青海时，咱雅班智达（《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在此处称他为阿巴洛本车臣巴，即阿巴扎仓的讲经师车臣曲杰）与他同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还说，由于第悉藏巴不准五世达赖喇嘛去青海，而且警告索南热丹不要与蒙古人交往，引起墨尔根噶居和索南热丹的极大反感，墨尔根噶居返回青海后向固始汗报告这一情形，成为固始汗决心消灭第悉藏巴的直接动因。[12]1639年8月，厄鲁特蒙古的都日雅勒和硕齐（此人可能是准噶尔部额伯内伊勒登之子都喇勒和硕齐，为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的堂兄弟）和一个被称为车臣曲杰的高僧一起到达西藏，在与索南热丹联络后，都日雅勒和硕齐领兵向后藏进发，宣称要以武力摧毁第悉藏巴在日喀则修建的针对扎什伦布寺的新寺院，又由四世班禅出面进行调解。正是在此时，由素以在调解敌对各方之间充当调解人著名的四世班禅斡旋，奇迹一般地使第悉藏巴、萨迦派、噶举派的各个首领人物竟然同意与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四世班禅联合派出一个使团，携带他们各自的信件到沈阳去与清朝联络，看新兴的清朝是否可以做西藏各教派的施主，而且这个西藏使团的为首的人就是这一位车臣曲杰。为了做成这样一种安排，四世班禅和第悉藏巴进行了怎样的谈判而达成一致，至今没有见到任何藏文史料谈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清太宗实录》中保存了第悉藏巴参与了这一次西藏遣使清朝的事情的记载以及清太宗皇太极曾写信给第悉藏巴，人们从藏文史料中无法详细这一情况。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西藏使团是在1640年1月拉萨祈愿大法会后从拉萨出发的，而西藏使团到达沈阳的时间是1642年的10月，在路上走了将近3年，而且1639年10月清太宗皇太极已经派出了一个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去西藏，走到呼和浩特等待喀尔喀部派人同行，因喀尔喀部始终未派出人员，所以察汉喇嘛等人一直停留在呼和浩特等待，却没有遇到西藏的使团或听到西藏使团的消息，可见西藏使团并没有走从青海到鄂尔多斯、土默特的传统的路线。当时又是明朝末年农民战争最为激烈之时，李自成、张献忠攻破河南、湖北，同时清朝军队也突入长城，攻击河北、山西、山东，西藏使团也不可能走甘肃、陕西一线。故西藏使团所走的路线，应当是从青海绕道新疆厄鲁特蒙古，再到喀尔喀蒙古，再从喀尔喀蒙古到沈阳。而这一路线正与咱雅班智达在这几年中的活动路线相符合。据《咱雅班智达传》记载，1639年秋天他到达鄂齐尔图在塔尔巴哈台的营地，还为鄂齐尔图的弟弟阿巴赖的母亲去世做了超度法事，1640年他在该地参加了喀尔喀和卫拉特各部首领参加的制定著名的《卫拉特法典》的王公贵族大会（丘尔干会议）。1641年他到了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部，[13]这是咱雅班智达惟一的一次到喀尔喀部活动。由此继续前行，咱雅班智达是可能在1642年到达沈阳的。

4、再从《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的西藏使团的随行人员看，也与咱雅班智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太宗实录》1642年10月25日条所记载的为西藏使团派出随行人员的蒙古首领有：古木伊尔登、奇尔三、达赖巴图鲁、都喇尔和硕齐、桑噶尔塞伊尔登、王什克、窦尔格齐诺颜等，而1643年5月5日条所记载的派遣使团随行人员的蒙古首领有：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奇尔三等人。他们之中能够辨认出身份的有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的儿子衮布伊勒登、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儿子达赖巴图鲁（即固始汗的第六子多尔济）、桑噶尔扎，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阿巴赖，准噶尔部额伯内伊勒登的儿子都喇尔和硕齐等。可见组织此次西藏使团到沈阳的蒙古首领主要是固始汗和鄂齐尔图兄弟，而咱雅班智达是拜巴噶斯的义子，又是鄂齐尔图兄弟主要供奉的喇嘛，同时他与固始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咱雅班智达作为这个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5、咱雅班智达拥有“伊拉古克三”的称号，还可以从他的转世的情况看出。1662年咱雅班智达在进藏的途中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去世后，其徒众经过五世达赖喇嘛为他认定了转世灵童，鄂齐尔图夫妇将转世灵童认作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即是蒙古世系表中所记载的鄂齐尔图有一个出家为僧的儿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14]。这也证明咱雅班智达确实在厄鲁特蒙古人中间是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

6、曾经长期经营西北，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作战的康熙皇帝写过一篇《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一开头就说：“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固始汗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至之区，经仇敌之国，阅数年，始达盛京。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俱为施主，颇极安宁。”[15]康熙皇帝对于厄鲁特蒙古与清朝的交往历史极为注意，是最了解实际情形的人，他说西藏使团经过厄鲁特蒙古数年始达盛京，应当是记录了真实的情形。

7、关于《咱雅班智达传》没有记载咱雅班智达到沈阳通使清朝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到该书写作时的环境。该书的作者是咱雅班智达的弟子和长期担任他的索本堪布的喇德纳巴德喇，按理说他应该知道咱雅班智达的主要的活动。但是该书写于咱雅班智达去世后30年的1691年，此时作者本人也已经70岁，手头缺乏资料，因此出现了一些关于咱雅班智达在西藏的活动的不准确的说法，比较《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特别是关于咱雅班智达与清朝的交往，很可能是作者有意不写。当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汗统治卫拉特蒙古以后，击杀咱雅班智达的主要供养者鄂齐尔图，对原先属于咱雅班智达的僧人和徒众进行迫害甚至杀戮，强迫青壮年参加对清军作战，使作者生活在恐怖之中。[16]1691年噶尔丹再次全力东进，意图与清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即使清楚咱雅班智达朝清的情形，大概也只好在书中回避不写。

依据以上几点，加上本文前面说说明的“咱雅”这一称号本身即是蒙古语“伊拉古克三”的对应词，所以笔者认为咱雅班智达应当即是《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三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藏文史料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带领西藏使团到沈阳朝见清太宗皇太极的车臣曲杰。《安多政教史》在讲到青海省民和县的巴州寺时说：

“巴州寺（ba jovi dgon）丹巴达吉林（stan pa dar rgyas gling），由佛陀事业者车臣曲杰（se chen chos rje）金巴嘉措（sbyin pa rgya mtsho）修建。他生于尼唐寺（nyi tang dgon）附近。当时，按照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提出的满洲（jur chi）的皇帝的势力日益强大去看看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施主的指示，他于第十一饶迥的铁龙年（1640年）前去穆克顿（mug tun）。一到该地，立刻瑞相纷呈，他被皇帝尊为应供喇嘛。木猴年（1644年）年底，东方皇帝的京城发生了时变，流贼夺取了大明崇祯皇帝的皇位，但是未能保持住，又丢失于满洲之手。他预言了顺治皇帝前去登上众敬王的皇位的日期时辰，并和皇帝一同到了北京。皇帝登上御座之后，为了使社稷稳固，他在皇城里的‘僧山’的顶上修建了一座佛塔，塔前立有吉祥天女和狮面母两尊所依止的三根牛毛幢。这三根幢，现在的人们不知其来历，改成了三根汉式的长旗杆。在皇城外的后面，为了保佑社稷，修建了黄寺和佛经、佛像、佛塔。有一些时候，为了改变事情缘起，规定了在城墙上吹号角巡逻的制度，至今仍在奉行。强巴却乔嘉措被康熙皇帝尊为上师，曾赐给师徒三尊等许多贵重的佛像、佛经、佛塔。乾隆皇帝邀请嘉央伦珠嘉措，在穆克顿修建了悉扎拉吉林寺，创立讲经学习制度。以上三师是兄弟，现在仍由其家族执掌寺院，受历代皇帝的尊重。”[17]

汉译者在注释中已经指出从清太宗到乾隆皇帝历时90余年，这三位喇嘛不可能是兄弟，他们可能只是亲戚而已。

本世纪初青海塔尔寺的色多活佛洛桑楚臣嘉措著有《塔尔寺志》一书，在讲到塔尔寺密宗扎仓的历任堪布时记载了一位巴州活佛金巴嘉措的事迹，称巴州活佛源于那措译师楚臣嘉哇，至金巴嘉措时受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派遣去沈阳，被清朝皇帝奉为上师。以下的记述与《安多政教史》的记载大致相同。[18]

这里将带领西藏使团到沈阳去的车臣曲杰认为是修建巴州寺的金巴嘉措，并且记载了金巴嘉措在今天的北京的北海公园的琼华岛山上修建白塔的事迹。乾隆皇帝在琼华岛上立过好几座碑，他写的碑文中只是提到“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顺治年间建白塔于山顶”。又说“山顶为广寒殿，盖即建塔之所，山中为仁智殿，则今普安佛殿是。塔后列刹竿五，或谓之转梵经，或谓之资了远。其下为藏信炮之所，八旗军校轮流守之。盖国初始定燕京，设以防急变者。雍正年间复申明其令，载在史策，其发信炮金牌则藏之大内。”《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中附录有顺治八年建北海白塔碑文，文中说：“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奉旨：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故赐号为诺木汗，建塔于西苑之高阜处，庀材鸠工，不日告成，因命臣等而为之记”。雍正十一年重修碑文中则说：“白塔在皇城西北隅，创自顺治八年辛卯，世祖章皇帝从喇嘛诺木汗所请而俾之驻锡结香，讽呗祝厘者也。”[19]《安多政教史》和《塔尔寺志》的记载为研究北京北海白塔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研究西藏首次遣使清朝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依据这些记载，是一个名叫金巴嘉措的出身于安多地区的僧人被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去沈阳，他有车臣曲杰的称号，所以在此之前他可能已经在蒙古地区传教活动多年，也可能他与固始汗有密切关系而得到这一称号。无论如何，这是藏文史料之中指明了到沈阳去的车臣曲杰的名字和家乡的重要资料。不过，从年代上看，《安多政教史》说金巴嘉措到沈阳后与顺治皇帝一起进北京的说法，则有可怀疑之处。按《清太宗实录》记载，西藏使团在1643年的5月遣还，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在1643年的8月去世，西藏使团可能在路途停留，以便和使团同行的察干格隆等人等待新君之命，1644年正月，顺治皇帝再命察干格隆等随西藏使团进藏，使团应当继续前进。按《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车臣曲杰和察干格隆等人在1644年冬末已经到达拉萨。而清军是在1644年5月在多尔衮的率领下进入北京，顺治皇帝是在9月底到北京，10月在北京登基。如果金巴嘉措是率领西藏使团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他随顺治皇帝一同到北京，就不可能在当年年底到达拉萨。不过正如《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所表明的，金巴嘉措有可能是在1645年再次被五世达赖喇嘛派往北京，并且此后的一些年中在北京活动，受到清朝皇室的尊崇。至于说他在顺治八年（1651年）建北京北海白塔和东黄寺，因为此年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决定在1652年进京，所以很可能是作为清朝为接待五世达赖喇嘛而修建的系列工程的一部分，并不一定就是专门为金巴嘉措所建。

特别重要的是，《安多政教史》提到金巴嘉措的称号是“佛陀事业者车臣曲杰”，而这一称号亦见于康熙皇帝时因为帮助准噶尔部噶尔丹汗而被康熙皇帝下令在北京“剥黄处死”的那一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第巴桑结嘉措所编写的《五世达赖喇嘛续传》中记载，1689年4月11日，以“曲杰佛陀事业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chos rje rgyal bavi vphrin las pa yi la gug san kho thog thu）为首的清朝使者到达拉萨，颁发了大量纯金制作的法器（有的重达百两、数十两）、珠宝、绸缎南京哈达数千条，第巴桑结嘉措称皇帝前后的赏赐以此次最为丰盛。[20]实际此次即是康熙皇帝派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西藏要求达赖喇嘛（此时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第巴桑结嘉措密不发丧，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办理诸事）派人一起去准噶尔，劝谕噶尔丹不得攻打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第巴桑结嘉措即派济咙呼图克图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起前去准噶尔噶尔丹处。在1690年8月噶尔丹与清军在乌兰布通大战时，他们在高处观战，并为噶尔丹诵经，选择作战日期，在噶尔丹战败后又帮助噶尔丹施行缓兵之计，使噶尔丹逃脱。此后济咙活佛跑回西藏，而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即追随噶尔丹，至1697年噶尔丹彻底失败时才被清军抓获，解回北京处死。此时距西藏使团到沈阳已有50多年，这一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显然不会是金巴嘉措，从他们都拥有“佛陀事业者”的称号看，后者很可能是金巴嘉措的转世。

由此看来，虽然《安多政教史》说巴州活佛金巴嘉措与顺治皇帝一起进北京并修建北海白塔的事有一些讹误和夸大，可能是把他后来在清朝任职时参与北海白塔的修建和将普净禅林改建为东黄寺等活动提前而认为他与顺治皇帝一起进北京，但是说他是到沈阳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却是可能性相当大的。

四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已经尽力考察了清朝开国时可能具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名号并有可能作为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前去沈阳的格鲁派僧人的事迹。按照现今的习惯，我们称之为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和巴州活佛金巴嘉措。从上述的资料看，巴州活佛金巴嘉措是《清太宗实录》中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但是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按成书于顺治年间的《蒙古源流》一书记载说：

“是时，生灵归依之圣班禅额尔德尼、能识一切达赖喇嘛二人降旨，封昔日承运之密纳克固什绰尔济为伊勒固克散呼图克图之号，遣往东方之天帝－崇德圣聪合罕处，赍送奉运之书奏曰：

窃观三界之中，生生轮回之众生，则得自由人之珍身者，诚属稀如白日之星辰也。就中得为揽天下之权柄而为合罕者，其难得不啻如获如意琼珍矣。是以值此争斗之秋，而为应运之大力合罕者，以政教抚育天下大众，乃可称为合罕之分也。谨此，奉请扶持佛教，而为我教之施主，故具印文奉达。

合罕乃躬自迎见，叩拜已了，请入盛京城，尊伊勒固克散呼图克图为功德喇嘛，受如意接引之灌顶聆听精微之教义，而初获法教焉。于是，岁次癸未（1643年），当伊勒固克散呼图克图之辞归也，奉献尊喇嘛以无量之赆仪。并由主上奉献二圣喇嘛以无数珍宝金银及各色财帛，而降密旨曰：‘我将取大明合罕之大都城矣。容先理竣世事，再遣使请二圣喇嘛，拜活佛而恢宏教法可也。’言讫遣归。”[21]

这里又提出一个密纳克固什绰尔济即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而此人按该书前面的记载是在1626年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与土默特部的鄂尔多斯的图巴台吉在拉萨互赠称号时，“圣班禅额尔德尼示本源于多塔尔·密噶特·根登达尔罕·桑噶斯巴之子，而降旨曰：‘彼此番为我弟子已三次矣。’遂赐固什·彻辰绰尔济之号”[22]。而《咱雅班智达传》记载咱雅班智达属于和硕特部古勒青鄂托克的桑哈斯家族的人，[23]至今在咱雅班智达的家乡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仍有姓古勒青的人，可见“桑噶斯巴（即是桑哈斯）”可能是小氏族的名称，或者即是咱雅班智达的父亲的名字。这样，去沈阳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伊拉古克三又有可能仍然是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我们知道，《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出身于鄂尔多斯的王公之家，是图巴台吉的堂侄，他记载的图巴台吉之时的事情，当是有可靠的资料为依据的。这样，认为咱雅班智达即是去沈阳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也是可能性很大的事情。

《蒙古源流》的这一段记载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为考察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出身提供了一件依据。而且它收录了五世达赖喇嘛给清太宗皇太极的信件的内容，并说清太宗皇太极遣还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人时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代有即将兴兵入关夺取明朝帝位的密诏，揭示了西藏方面首次遣使清朝这一历史重要事件的政治内容，而这一信件的内容在《清太宗实录》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四世班禅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中都没有记载，所以这一资料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五

经过一番考察探讨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清太宗实录》关于西藏使团到达沈阳时受到隆重接待的情景的描述，这才悟出实录中所说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并非是虚说。原来是“设二座”、是“命两喇嘛坐”！这就是说，西藏使团是由两个地位相等的高僧所率领的。而且这两个高僧都有车臣曲杰也即是戴青绰尔济的称号，而且都可以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只是在崇德七年（1642年）10月25日条的记载中，才写道：“以朝鲜贡物分赐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这里指明了“两喇嘛”即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和戴青俄木布二人。实际上，《清太宗实录》在这里还是有所省略，完整地说应当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俄木布，前者是指巴州活佛金巴嘉措，后者是指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而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也可以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的，只是巴州活佛金巴嘉措没有可能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俄木布而已。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642年到达沈阳的西藏使团是由两位格鲁派的高僧率领的，一个是一位安多地区的僧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金巴嘉措，他后来再次被达赖喇嘛派到北京，并且曾在北京任职，参与了清朝的一些宗教活动，他还在他的家乡青海民和修建了巴州寺，因而又被称为巴州活佛，他的转世即是康熙皇帝时因支持准噶尔部噶尔丹而被清朝处死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不过后来这一活佛系统似乎仍有转世，成为与青海塔尔寺密宗扎仓有密切关系的塔尔寺的巴州活佛；另一个是和硕特蒙古的高僧咱雅班智达，他后来在厄鲁特部传法，被尊为厄鲁特和喀尔喀四部七旗的喇嘛，以创制托忒蒙古文而著名，他的转世即是和硕特部车臣汗鄂齐尔图的义子伊拉古克三。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汗控制厄鲁特四部以后，咱雅班智达僧俗徒众分散，其后再无传承。后来在喀尔喀还出现过另外的伊拉古克三活佛和咱雅班智达活佛，但是他们的世系都与西藏首次遣使清朝一事无关。

关于西藏和蒙古厄鲁特部的首领（甚至包括了被他们作为敌手的第悉藏巴）联合派遣西藏使团前往沈阳朝见清太宗皇太极的事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固始汗、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索南热丹等人为什么要精心安排西藏各派政教首领联合遣使清朝？除了共同寻求新的中央王朝的政治支持以巩固自己在青海、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之外，从当时的形势看，固始汗控制青海以后，进一步的目标显然是控制康区和西藏，固始汗要出兵攻灭当时统治着前后藏地区的第悉藏巴政权，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击败第悉藏巴的武力反抗，而在于如果第悉藏巴觉察到固始汗和格鲁派的图谋或得到固始汗进兵的准确消息就会提前对格鲁派动手，打掉固始汗在西藏的内应和建立政治统治的同盟者，而失去格鲁派就意味着固始汗统治西藏的计划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当时格鲁派已经得到第悉藏巴与康区的白利土司结盟反对格鲁派的消息，如果在固始汗进兵康区、西藏时白利土司将其阻击在康区，第悉藏巴抢先攻击格鲁派，后果难以预料。若因此造成格鲁派在西藏的垮台，不仅对固始汗统治整个青藏高原的计划有严重妨碍，而且对于固始汗在已经信奉格鲁派的内外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中的声望和地位也有严重妨碍。因此固始汗进兵西藏首先就遇到一个投鼠忌器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固始汗采取了稳住第悉藏巴、分头击破的方针，一方面以白利土司在康区支持苯教迫害佛教各派僧人为理由，用保护佛教的名义进兵康区，另一方面派人进藏，与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索南热丹等格鲁派首领配合，用文武结合的策略，使第悉藏巴政权不敢对格鲁派动武，又给第悉藏巴造成固始汗的目标只限于青海、康区和格鲁派还是愿意承认第悉藏巴在前后藏的统治的假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索南热丹等人经过周密的策划，由四世班禅出面，有意拉入第悉藏巴以及他支持的噶玛巴、萨迦法王等人，并以第悉藏巴为首致书清太宗皇太极，使第悉藏巴误以为固始汗和格鲁派尚无意推翻其统治，减少第悉藏巴对格鲁派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1606－1642）当时还比较年轻，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不足，他此时仍在忙于制定法典，平衡各教派的关系，他的手下又意见不一，因此对于固始汗的进逼和格鲁派与固始汗的联合会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自然也不可能采取果断的措施。第悉藏巴和噶玛巴却英多吉、萨迦法王等人参加西藏遣使清朝的行动是被动的、无明确目标的行动，而四世班禅、固始汗、索南热丹等人则是精心谋划，精心实施，西藏使团绕道厄鲁特蒙古，又与留在新疆的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阿巴赖等人联络，声势更大，并且把到达沈阳的时间刚好控制在固始汗和格鲁派联合起来给第悉藏巴以最后一击之后。固始汗在642年藏历3月攻破第悉藏巴的首邑桑珠孜，俘获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大约在当年秋末，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被固始汗下令处死，因此当西藏使团10月到沈阳时，第悉藏巴已经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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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十月初二日条。

[2]拙文《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年，291－314页。

[3]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条。

[4]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五月初五日条。

[5]一史馆藏蒙文老档，见多吉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221－222页。

[6]罗开什·钱德拉编著：《佛教图象学》，印度：Pradeep Kumar Goel for Aditya Prakashan，1991年，第93页。

[7]《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藏文版），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30－32页；扎西旺都编：《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民族出版社，1989年，225－227页。

[8]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文编译局编纂：《梵藏对照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323页。安世兴编著：《梵藏汉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年，132页。

[9]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藏文版），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上册，178－179页。

[10]第巴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藏文版），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221－223页，205、201、203、197－198页。

[11]马汝珩、成崇德：《一部重要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293页。

[12]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178－179页。

[13]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所收成崇德译注《咱雅班智达传》，5－6页。

[14]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表三十五。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卫拉特蒙古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册，330页，表一，和硕特世系。

[15] 《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34页。

[16]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所收成崇德译注《咱雅班智达传》，49－50页。

[17]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180－181页，吴均等汉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175－176页。

[18]色多·洛桑楚臣嘉措：《塔尔寺志》（藏文版），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281－283页。

[19]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册，364－370页。

[20]第巴桑结嘉措：《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二册（该书仍以《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为书名，排列为《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第四、第五、第六册，故《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的第二册，亦即《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第五册），藏文木刻本，270叶。

[21]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460－461页。

[22]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444页。

[23]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所收成崇德译注《咱雅班智达传》，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