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平措：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略论藏族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系

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藏族与祖国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经历了漫长的渐进过程。近几十年来，通过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遗传学、民间文学、宗教学等学科众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藏学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围绕西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及至古代藏族的许多谜团正被逐渐破解。例如，历史上曾甚嚣尘上的藏族先民来自外国、西藏人不能被称作中国人等臆说，都已被国际科学界公认的对比数据和研究成果所无情否定。20多年来，通过研究血型、蛋白质等多种遗传标记，并从分子遗传学角度对比分析基因结构，人类遗传学家已经证实：现代汉族和现代藏族的先民，同出于共同的远祖。语言学家通过对词汇、语法、语音等重要语言要素的大量比对分析，认为藏语和汉语之间内在地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世界语言学研究上，将它们共同划归为汉藏语系。考古学家通过对西藏的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得到多学科研究成果有力支持的结论认为：西藏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与黄河流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共同文化因素；西藏古代各期考古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南地区、特别是与西北地区的同期文化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西藏与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

汉文史籍中，曾长期将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中国西部各古代部族泛称为“羌”或“西羌”等。根据大量记载来看，从夏商周时期，即中华各民族起源、形成、发展初期开始，羌人就与华夏族等许多民族和部族一同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秦汉时期，华夏族、匈奴和羌人不断发展蕃息，相互间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竞争。继秦代大统一之后，以汉族为主体，联合包括西羌在内的各个族群部众，扩大了祖国的统一。汉代，一部分羌人西出河曲，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后来与该地区原有的羌人部族自然融合。自汉至唐，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各民族的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延传至今的历史记载越来越多，较翔实地记载了青藏高原腹地众多部族的风土人情、地理概貌、物产资源等基本情况，表明西藏的古代居民与内地以及临近内地诸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增多。

公元7世纪初，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唐王朝建立，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在更高阶段上趋向新的统一。以汉族为主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吐蕃、突厥、回纥、靺鞨等民族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藏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松赞干布在完成了统一吐蕃的大业之后，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与唐朝（公元618-907年）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藏族和内地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唐蕃之间“社稷如一”的藏汉文合璧的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此后，历经五代十国和宋辽夏金时期，藏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愈发活跃，与各兄弟民族的关系更加紧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将藏族和各兄弟民族紧紧地联到了一起。

13世纪中叶，如同水到渠成，西藏正式接受元朝中央政府管辖。自那时以后，历各朝各代，在政治隶属关系的有力保障之下，在经济和文化上互为余补的利益机制驱动下，西藏民族与祖国内地各族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领域之广，形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大大超过以往，其史证繁多，难以尽述。略举其要者，不论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及其政权的变迁、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以及达赖喇嘛世系和班禅额尔德尼世系的脱颖而出，还是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西藏与祖国内地间持续不断的各种经济贸易交往，以八思巴为代表的西藏高僧和贵族在历代中央政权体系内的任职，以及中央王朝官员、军队之驻藏，或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及金瓶掣签制度的颁布与实施，“永乐版”、“万历版”及“北京版”等多种版本的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与流通，八思巴文在元朝中央的使用和清朝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将藏文大藏经译成满文和蒙文等等，无不深刻揭示着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全面和密不可分。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共生互补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根本趋同的政治利益为纽带，通过悠久的频繁交往，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亲密的文化、血统关系和深厚情谊，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依赖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运动和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渐次展开以及现代国家意识的逐渐普及，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中国各个民族都已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已经结合成为相互依存、和同一家而不能分割的整体。藏族人民已经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祖国其他各族人民也都顺乎自然地将藏族人民视为兄弟姐妹。中华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的总体认同，是高层次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内部，56个民族都同属一个基本层次，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与其他55个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西藏是我国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近现代历史学家从悠久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一。如果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8世纪下半叶，定格在英国殖民者武装砸开锁闭着的中国对外贸易大门之前，则会发现原来这些历史学结论早已就是当时西藏民族的自觉意识和接待外国来人的处事原则。1774年，充当英国在南亚地区拓展殖民地重要工具的东印度公司派出了一位叫做波格尔（GeorgeBogle）的代表来到西藏，要求“开辟一个西藏与孟加拉人民平等通商的联系”[1]。对此，后藏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和前藏的拉萨官员都以“西藏是中国属地，属于中国大皇帝管辖”给予了回绝。

“西藏是中国属地，属于中国大皇帝管辖”的闭门羹消弭不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殖民扩张与经济掠夺的强烈欲望，继续在西藏进行渗透，直接向清朝政府吁请和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直至武装侵略与强行通关，一步步把在封建主义道路上日趋没落的中国拖下了被人欺侮、险遭肢解的半殖民地深渊。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反帝爱国，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也是西藏民族的必然选择。藏族人民与中国其他各族人民之间历史形成的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从此进入新的阶段。藏族人民倾心内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爱国主义传统从此得到了充分展现。1888年和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采取一致行动，共同领导西藏抗英战争。西藏僧俗军民在隆吐山、曲米辛果、江孜等地浴血奋战，英勇抗击灭绝人性的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用满腔鲜血和宝贵生命，铸就了捍卫祖国的丰碑。

在公开掠夺、武装侵略失败之后，自20世纪初叶起，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为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目的，又玩起了新的手法，竭力在西藏民族内部豢养英帝利益的代言人、培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各种历史资料充分证明，近代以来以西藏名义发生的所有危及到中国主权的阴谋和事件，莫不与帝国主义势力从中作祟有关。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藏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始终锲而不舍。

从民国初期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及至1959年，帝国主义势力极尽造谣蛊惑、软硬兼施、颠倒黑白之能事，并唆使亲帝分裂分子兴风作浪，百般阻挠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竭力离间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西藏的反帝爱国力量为维系、促进、发展西藏地方与祖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了异常艰苦的努力，至少有数千人在这场殊死斗争中舍身取义，为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光荣捐躯。

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民族的利益是一个民族进行历史选择的根本动因，西藏民族根本利益的制衡作用和最终取向，不是帝国主义势力所能左右的，也不是亲帝卖国分子所能任意摆布的。有着深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西藏反帝爱国力量，代表着西藏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着西藏社会历史选择的方向，恰恰是这种选择，注定了亲帝卖国势力的必然失败，而忠实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则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西藏人民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样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见繁荣昌盛，这是一直心存肢解、削弱中国幻想的帝国主义者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为了打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一方面公开支持一中一台、阻挠和限制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一方面又秘密将西藏一部分分裂势力带到了境外，以关心所谓“西藏问题”之解决的姿态，在台前幕后不断变换手段进行各种企图分裂西藏的行为。

历史的真实不是心怀叵测者所能随意歪曲和改变的。一首历史久远的藏族民歌，贴切地形容藏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像茶、盐、酥油溶合而成的酥油茶一样，相互交融，缺了谁都不行，谁也离不开谁。当代藏族人民则用更为直白的语言唱出了这样的歌：“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听了这些充满深情的歌，对于藏族之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系，还会再是一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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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奇逊：《印度及其邻国的条约、协定和证书集》（C.U.Aitchison,“A Collection of Treaties，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Neighboring Countries”,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Central PublicationBranch）,加尔各答：印度政府中央出版社分社，1929年，第51－52页。转引自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