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君：安多玛曲游牧藏族“兄笫共妻婚”刍议世界民族图志有关人类婚姻家庭的研究成果显示，从印度阿萨姆到克什米尔地区的广大喜马拉雅山麓地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流行一种“共妻式”婚姻，通婚主体以藏系民族最为集中。
陈庆英、马丽华、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2010年5月，应巴基斯坦方面的邀请，由马丽华、王心阳、张超音、易水等人组成的一支考察小组，沿着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进行了历史文化考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北端的巴尔蒂斯坦地区。
郑堆：论阿底峡道次第理论及其传承“道次第”（ལམ་རིམ）系“菩提道次第”（བྱང་ཆུབ་ལམ་གྱི་རིམ་པ）的简称。“菩提”，指所求的佛果，“道”指趣证佛果所必须经历的修学过程，“次第”是修学过程必须经历的阶段。这些阶段自下而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故名“菩提道次第”。
巴桑旺堆：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土葬是古代藏族的主要丧葬习俗，它起源于远古时期，基本上终于10世纪前后，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现今西藏很多地方存有众多规模不等、形制各异的古代墓葬群，其中被世人有所了解的只有今雅隆地区琼结县境内遗存的钦瓦（ཕྱིང་བ་）、顿卡尔达（དོན་མཁར་མདའ）、象达（ཞང་མདའ་）3处藏王墓群。
罗绒战堆、次仁央宗、达瓦次仁：机会的供给与把握——构建和谐西藏的一个重要因素及相关经济学分析这里所说的机会与通常人们认为的机会不同。在《辞海》中对机会的解释有以下两种：其一是指时遇、时机。见韩愈在《与鄂州柳中丞书》中诗句：“动皆中于机会，以取胜于当世”。陆游于《感兴》诗中言：“诸将能办此，机会无时无”。这二文中间的“机会”都是“时遇、时机”的意思。
马戎：西藏自治区人口结构与变迁——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发展设想，这是我国在新世纪进一步推动跨地区政治与经济整合以促成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
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座落在北京安定门内的雍和宫是北京的重要名胜古迹，也是首都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据《清净化城塔记》载，雍和宫藏文为“甘丹金恰灵”（དགའ་ལྡན་བྱིན་ཆགས་གླིང་），意为吉样威严宫，又称“无量宫”，或称作“雍寺”。
宋月红、旦增伦珠：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自治能力建设研究藏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立足于中国民族的实际和西藏的区情，植根于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自治区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西藏社会建设、发展、稳定和改革的政治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
才让太：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根据传统的藏传佛教文献记载，佛教第一次传入吐蕃的时间应该是吐蕃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期，相当于公元4世纪末叶。学术界也根据这些记载来考证佛教传入吐蕃的具体年代，认为佛教第一次在拉脱脱日年赞时期试图传入吐蕃而无果，后在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在吐蕃王室传播，并逐渐在民间流传，到了吐蕃王朝后期才得到大范围的传播，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学术界已成为定论，对此，似乎已经没有提出质疑的必要，也很难推翻这个公认的定论。
汤开建：关于公元十——十三世纪安多藏族部落社会经济的考察我国藏族居住地区极为辽阔，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习惯上分为三大藏区，藏文史书上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其中朵康（又称朵甘或朵甘思）又分为朵堆和朵麦两部分。朵麦即安多，据《安多政教史》，安多之名则是采巴颜喀拉山东麓的阿庆风嘉雪山与多拉山两座山名的首字合并而称的[1]。所谓安多藏区，即指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除玉树以外之全部等藏族居住区，是我国藏族中极为重要而又比较特殊的一部分。本文旨在探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到蒙古人统一西藏之前这一地区藏族部落有关社会经济的发展诸问题。曾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安多吐蕃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2]本文想通过事实的叙述回答这一问题。
阿华：论藏文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开发利用藏文文献是藏学研究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文文献信息资料作为藏学研究的基础和先导，对藏学研究的开展和升华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原因，对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开发和利用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因此，笔者拟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冀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张亚莎：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据藏史载，公元8世纪的80-90年代，在吐蕃赞普的王室寺院——桑耶寺曾进行过两次历史性的法诤：第一次是吐蕃原国教苯教与新进入的印度佛教对决，结果是苯教败北，苯教因此被迫让出吐蕃国教地位并从此一蹶不振；第二次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中观“渐悟”派之争，结果是汉地禅宗“顿悟”派失利，藏史说汉地佛教因此而退出吐蕃本土，印度佛教最终在吐蕃生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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