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绒、何娜：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心”路径——基于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视角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必然议题。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培育积极社会心态是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要求。从内在逻辑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积极社会心态培育提供方向指引，而积极社会心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作用的心理基础。从实践进路来看，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所以首先要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物质基础；其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精神力量；最后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优化社会心理服务能力，蓄能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心理动力。
罗宏、孙昭亮：清代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与启示藏文文献对清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治下汉、藏、满、蒙古关系的阐述有其特殊的理解。在涉及清代政教相关内容的叙事中，藏文文献往往将“汉藏蒙”并置为一个整体，“满”常被融入汉的相关叙述之中，从而达成了“汉藏满蒙”共同体的共识。该观念的形成是元代以来藏文文献中多民族历史书写传统的延续，也是清代汉、藏、满、蒙古等各族关系发展的写照。文献作者对清朝国家和民族关系，以及藏族在多民族国家中地位等问题的现实考虑，也助推了“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这一认识被藏文文献书写者所普遍接受。
乌云毕力格：清代内蒙古两个寺庙的活佛转世与相关问题研究本文通过可靠的档案资料，考证了清代内蒙古乌珠穆沁右翼旗两大寺院活佛转世的传承，纠正以往的错误说法。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强调研究中的史料学方法问题，重点指出正确利用田野调查方法与田野所获资料的重要性。
袁爱中：清代邸报中的西藏镜像与中央政府治藏互动关系考察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清代邸报在西藏的出现，源于边疆治理需要的同时也服务于边疆治理。通过清代邸报中呈现出的西藏镜像，可以发现邸报发挥了宣达皇命、沟通上下、分工协作、连接中西、沟通古今的信息传播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充当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工具，便利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连接、联系，确保了清代“大一统”治理格局以及西藏局势的整体稳定，也增进了各界人士对西藏的关注和了解。
石硕等：“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汪洪亮、张露：李安宅的藏学研究及其汉藏关系论李安宅是我国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具有深厚的传统儒学根基，也有扎实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素养，具备多视角、多学科、多维度考察涉藏地区社会的优势。其藏学研究既注重田野考察，又重视历史文献；既着眼于基础研究，又放眼现实问题，最终落脚点在于沟通汉藏，对国家建设、民族关系做出理性思考。李安宅的藏学研究源于西北之行，集中在拉卜楞寺调查，延及汉藏关系及中华民族整体性论述。他明确指出，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藏地区与内地应互助共进。他超越学界对其定性的“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从汉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对中华民族整体性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将汉藏关系史放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叙述中，着力调和“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李安宅对中华民族理论的有益贡献。他在承认中华民族内部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真正统一”原则下的“区域分工”，志在巩固国家认同。这是李安宅建构在整体里包容多元，以多元充实整体的文化模式的学术努力。
张子凌：千年古寺见证民族团结进步历史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考察调研，来到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宏觉寺，了解当地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从文成公主进藏的传奇故事，到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宏觉寺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见证了汉、藏、蒙古等多民族交流与融合。如今，它不仅是一个朝佛之地，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继续传承着爱国爱教的精神，促进着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徐光木：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与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华民族整体走向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和对象同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全体中华儿女，旨在通过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促进中华民族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成果，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产生交集，充分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环境支撑。新质生产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性体现在：作为术语革命成果的新质生产力架设起沟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桥梁，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上融合之路，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互促载体。基于这种契合关系，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机制得以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效应推动生产力提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基础；组织创新效应优化生产关系，促进各族群众团结协作；产业创新效应带动经济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济基础；文化创新效应丰富民族文化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新质生产力发展永无止境，未来需沿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等路径，进一步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班班多杰教授访谈录①：何以让印度佛教讲了“中国话”？②：经典教义何以回答“时代之问”？中国佛教是由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佛教组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今天我们主要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个方面去谈佛教本土化、时代化和中国化的课题。汉传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原大地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了，自唐代传到当时的吐蕃社会到现在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可以说，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中原大地和青藏高原传播、发展、演变，已经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佛教。
高朋：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呈现与路径选择——以西藏米林市南伊乡为例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内容呈现上来看，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主要表征为生计转型和居住空间的变迁，交流更加注重强调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双向互动，交融则要求强烈的心理认同和互嵌社会结构的广泛共识性。同时，在这三个层面的现实境遇中也存在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为了更好促进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共同富裕愿景下的产业转型和精准扶贫；多渠道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与双向交流，避免歧视与偏见；激发各民族参与式发展的主体意识，消除社会资源排斥。
米玛次仁：《扎基寺志》与扎基拉姆信仰——兼论清代汉藏文化交流18世纪格鲁派高僧格吴仓·强巴敏朗撰写的《扎基寺志》，是研究位于拉萨北郊扎基寺（又称扎基万寿寺）历史和清代汉藏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资料之一。文章以《扎基寺志》为基础，结合相关资料梳理了扎基地方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在论述修建扎基寺历史的同时，对“扎基拉姆”信仰文化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梳理，认为扎基拉姆信仰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信仰可追溯至清代。扎基拉姆身份的多重性，除与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具备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等特征有关外，还与清代汉藏民族文化交往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难理解扎基拉姆何以作为藏传佛教护法神会被描述成来自中原地区。这种文化现象充分说明，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源远流长。
张荣德：美好记忆和深切怀念的艺术再现——清代《布画金城公主进藏图》唐卡管见和亲作为我国古代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其中，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和亲书写了流传千古的佳话，她们为增进唐蕃友好以及促进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为各族人民所传颂。
马俊燕：己不正，焉能正人？——评加使馆关于西藏寄宿学校的评论所谓“同化政策”的本质就是“奴化政策”、“种族灭绝政策”。殖民政府开办这些“寄宿学校”的真正目的，就是把印第安人驯化为甘愿供其驱使的奴隶工具，迫使他们在严酷的强迫劳动和生活煎熬中“自然淘汰”。
熊文彬：西藏札达县托林寺新发现的元代投诉文书残卷与元朝对阿里的治理2011年，在西藏札达县托林寺发现了一件元代的藏文投诉文书残卷，发现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文章在讨论文书的年代、汉译文书内容，并对其中金字使、同知、乌拉等重要历史名词进行考证的基础上，结合既往研究，对文书涉及的元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措施进行了进一步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研究表明，文书记载的金字使、同知、乌拉等重要历史名词，不仅源于元代，系藏文对汉文、蒙古文等不同文字的翻译，而且是元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等涉藏地区的系列重要举措。其中金字使是元代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派出的钦差，同知是中央和地方管理涉藏地区的政府官员，驿站是元代中央政府在涉藏地区建立的供往来的政府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而乌拉则是为驿站的运营而向涉藏地区沿途百姓摊派的差役。文章认为，文书中的记载与元代中央政府在整个涉藏地区的相关施政措施相关，从而充分证明了元代中央政府对阿里地区的治理，该文书因此是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地区的重要实物证据之一。鉴于阿里地区传世和出土的相关文献和文物十分稀少，该文书不仅印证了文献的相关记载，也弥补了相关记载的缺失和实物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廖嘉兴等：凝心聚力讲好西藏民族大团结故事202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来党中央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曲姿璇：推动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2023年12月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十届五次全会暨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总结了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建立新机制，聚焦“四件大事”，提出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战略目标，其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是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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