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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婧媛:司徒活佛名号来源考辨 作为中央王朝官职的“司徒”起源于周制。周朝至元代间,司徒这一官职从设立之初位列八政到逐渐丧失实权,先后历经了数次变革。元代统治者除了封授国师、帝师外,也将“司徒”授封给西藏僧俗首领,这一史实在汉文及藏文史料中均不乏记载。明代对藏地司徒的授封为延续元代传统的产物。目前学界对司徒活佛名号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来源于元代对第一世司徒活佛曲吉坚赞的授封,二是来源于明朝对其的授封。事实上,第一种观点并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据支撑。永乐十一年敕封第一世司徒为“灌顶圆通妙济国师”的诏书中已然称其为“葛里麻寺司徒绰思吉监藏”,因而第二种观点也有待商榷。文章通过对司徒班钦所撰写的曲吉坚赞小传以及噶玛寺法嗣等材料的分析发现,自噶玛寺第十二任法座罗卓坚赞起,历任法座均冠有司徒名号。在史籍中明确记载被授予大司徒之印的噶玛囊巴当为噶玛寺第十一任座主达玛索南,授封者则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司徒曲吉坚赞圆寂后,依七世噶玛巴的授记,为其找到了转世,司徒活佛转世系统才逐渐形成,曲吉坚赞便被认为是拥有司徒活佛名号的第一人。司徒历经了由中央王朝官职到寺院法座称号,再到活佛转世系统名号的转变。这一现象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这一历程展现出了涉藏地区对以司徒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上层建筑的深层次接纳,以及汉、藏民族在历史上水乳交融的关系。
霍巍:从西藏“牦牛镜”的发现看西藏高原早期金属时代 西藏何时进入到早期金属器时代?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最为重要。文章认为,近年来在拉萨发现的刻有牦牛图像的青铜镜,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通过对曲贡遗址考古出土的带柄镜的比较,可以发现曲贡石室墓所出青铜带柄镜具有同样纹饰,由此确认这类刻划牦牛图案的青铜镜的确切年代和铸造工艺。再由此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相比较,对于西藏高原早期金属器产生及其相关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起点,现在看来可以从曲贡遗址早期地层中发现的这枚青铜箭镞的年代为起始点,即距今4000年前后。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也相继进入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青铜和铁器这两个时代可能的分界线约可划定在距今2000年前后。但同时使用铜铁两种金属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制作曲贡镜和牦牛镜这类被学者们称之为“藏式有柄镜”系统的带柄铜镜,其母型应是来源于北方欧亚草原和南亚印度河流域,但却在镜身形制、镜背的錾花工艺、装饰纹样、镜柄与基座的接头方式、合金成分等方面,体现出西藏高原本土的特点,并且与青藏高原东麓川西北、滇西北等“西南夷系统”的青铜工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很可能通过“石棺葬文化”形成的“文化传播带”发生相互之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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